（2001年2月20日《湖南日报》A2版）

本报记者　谭毅挺　通讯员　辛业芸/文

2001年2月19日，一个值得湖南人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建国以来第一个最高科技奖励的桂冠戴在袁隆平院士的头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自将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袁隆平。此时此刻，我们为之激动和自豪：袁隆平，湖南人的骄傲!

袁隆平，这个响亮的名字不仅属于湖南，也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曾分别到他工作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视察，朱镕基同志也曾对他的超级杂交稻研究给予巨大支持。

1982年，在国际水稻所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当大屏幕上放出袁隆平的巨幅照片，会议主持人宣布“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出席会议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与会的世界级水稻专家们全体起立，向他致敬。1986年10月，世界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举行，国际水稻所的乌马里博士称，长沙是各国水稻研究者的圣地“麦加”。他说：“如果你没有见过袁隆平，那你的科研旅途才刚刚起步。”

而农民对袁隆平的感情更是质朴，平常袁隆平去农村搞推广，农民们只要认出他，无不争先恐后地拥上前去，向他欢呼。

可以说，他是集中央领导关注、同行尊敬、广大百姓爱戴于一身，因为他的工作事关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吃饭，而他的杂交水稻已累计增产粮食3600亿公斤，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千千万万的人不再饿肚子。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在其《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一书中写的：袁隆平用“他在农业科学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领导着人们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他把西方国家抛到了后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水稻杂种优势的伟大科学家”。

“经过三年自然灾害，我才真切地感到‘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话的份量”

——袁隆平

袁隆平出生于北平(现北京)。在武汉读小学时，一次学校组织郊游，看到一个精美的园艺场，对田园风光的憧憬使他产生了长大后学农的愿望。果然，他高中毕业时，就报考了西南农学院。

大学毕业后袁隆平分配到了安江农校，担任遗传学教师。他那时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是教书教得好，知识丰富，又善于表达;二是学生们都喜欢他，不仅是他关心学生，还因为他是学校教师中的“文体名星”，打球、跑步、跳高、游泳、唱歌样样行，特别是拉得一手好小提琴。今年2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科学在中国”文艺晚会上，一批院士登台表演节目，李岚清副总理专门到场观看。袁隆平院士演奏的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博得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

青年时代的袁隆平，是一位充满才气，又富有文体“细胞”的青年知识分子。可以说，那时不仅他的同事和学生们，恐怕连袁隆平自己，可能都没想到他会去研究水稻。那么，他为什么会走上痴迷杂交水稻研究的道路呢?这得从“三年自然灾害”说起。那几年，伴随着罕见的天灾人祸，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普遍的饥荒。很快，饥饿之风也刮到了农校所在的黔阳县城，刮进了校园，师生们都靠一点点口粮过日子，无一不饿肚子。身高1.7米的袁隆平，也饿得浮肿起来，无力走动，无神看书，更谈不上带学生们去搞文体活动，只能坚持把要上的课讲完。天中午，他走出校门，远远看到街上围了一群人。走近一看，在进城路边的桥下，横躺着两具枯瘦如柴的饿殍，围观的人脸上都堆满着忧伤。看着这个场景，袁隆平的心揪紧了。正是有了这么一段切身痛苦的经历之后，袁隆平才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做为一个学习农业科学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为在中国的土地上消除饥饿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他深情地回顾了自己思想转化的过程：“经过三年自然灾害，我才真切地感到‘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话份量是那么重。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没有解决吃饭这个根本的民生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除了天灾人祸之外，生产力低下是根本原因，农民们在水田里辛苦一年，能打下的粮食只有那么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科学上寻找高产的办法，向饥饿挑战，为中国人民解决吃饭问题，是我们学‘农’的知识分子的天职。”

未来的“杂交水稻之父”，就这样勇敢地向威胁人类的“饥饿恶魔”宣战了!

“我刚被从‘牛棚’里放出来，没什么人敢来找我，袁隆平却从湖南来到北京，向我请教遗传学”

——鲍文奎(我国著名的老一代遗传学家)

1961年春季，饥饿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头上，袁隆平开始了高产水稻的研究。他每天在学校的实验田里转，寻找理想的材料。

这年7月的一个下午，下课铃响了后，袁隆平夹着教材，又来到实验田里。一株植株高大、穗大粒多的优异稻株，跳入他的眼帘。袁隆平宛若发现了宝贝，每天来观察它生长的情况。收割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稻株上结的170多粒壮谷收集起来，第二年，再把这些种子播到实验田里，望种成“龙”。谁知抽穗后，后代竟没有株比原来的单株好。失望中他猛想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分离律的观点，根据这个观点，这是一株杂交水稻，只有杂交品种才会出现这样“大分化”的态势。那么，为什么不能通过研究杂交水稻来培养优良品种?个宏伟的科研目标就在这一刹那的灵感中形成了。

开展这项研究，首先要掌握遗传学理论。但当时在我国盛行的是前苏联米丘林、李森科的那套“学说”。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遭到压制，这方面的书籍出版得很少，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一直受到排斥。学习遗传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先是想向母校的遗传学专家管相桓教授求教，可是这位学者在“文革”初期被迫自杀了。他又想到管教授生前很推崇的一位学者，那就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遗传学家、留美博士鲍文奎。

记者曾于1983年11月18日，在中国农科院采访了鲍老。鲍老高兴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刚被从‘牛棚’里放出来，没有什么人敢来找我，袁隆平却从湖南来到北京，向我请教遗传学。我问他为什么要学习遗传学，他讲他正在搞杂交水稻研究。我听他讲了他的研究，发现他已经学习了大量遗传学的知识，他的学习劲头好感人，他的研究劲头也好感人，而且很有希望。我非常高兴，向他讲了很多看法。”

在艰苦的自学中，又有问题使他不解，突出的是“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美国著名的遗传学家辛洛特和邓恩的《细胞遗传学》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而袁隆平从实践中得出来的结论正好与之相反。经过反复论证，只有30多岁的他，决定向传统的遗传学挑战，勇敢地树立起自己的学术观点。1966年2月，袁隆平撰写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在我国顶尖级学术刊物《科学通报》上发表了，得到国家科委的重视，省科委将此立项，省农业厅安排他的两名学生李必湖、尹华奇毕业后给他当助手。杂交水稻研究从此全面启动。

偏偏此时，“十年动乱”也开始启动了。他因为“搞资产阶级盆盆钵钵研究，宣扬资产阶级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成了挨批对象。一帮人把他花几年心血培育出来的60多个装杂交水稻试验材料的坛坛罐罐砸个粉碎，性格刚强的袁隆平心疼得流泪。他连夜在爱人的掩护下，从砸碎的材料中寻找到几株“幸存者”，偷偷地藏在学校苹果园里的一条小水沟旁。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杂交水稻研究得到了当时国家和省里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支持，他培育的材料才得以重见天日。谁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有人暗中捣蛋。1968年5月18日晚上，他从“幸存者”中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70多份材料，被人拔了个精光。他心急如焚，在实验田里到处寻找劫后余生的秧苗，好不容易找到5株半埋着的试验秧苗，赶快把它们连土抱回了家，插进实验盆里。第4天，他又从口很深的井里发现了5株材料。那时虽为5月份，却遇到典型的“倒春寒”，特别寒冷，袁隆平不假思索，先捞起这5株材料，又脱了衣服一下跳进冰凉的水井里，咬紧牙关，一次一次地潜下水。但由于水太深，没捞起来。学校领导请人抬来了抽水机，把井水抽干，才找到沉在井底的试验材料，可惜全部沤烂了。袁隆平咬紧牙关，利用第二批“幸存者”，重新开始了实验……

袁隆平的精神得到农业战线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支持，在他的身边，聚集的志同道合者也越来越多，其中包括现在著名的杂交水稻专家周坤炉、罗孝和、郭名奇……

“我是一个从小爱跳高运动的人，现在搞起科研，就像在跳高一样，跳过一个高度，又有一个新的高度在等着你”

——袁隆平

1970年11月13日，在袁隆平技术思想的指导下，他的得意门生李必湖在海南岛农业技术人员的协助下，发现了雄性不育材料“野败”。这一重大发现为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袁隆平及时将这个材料分送给全国18个科研单位，通过全国大协作，终于在1973年实现了杂交水稻三系配套，1976年在全国大面积推广，这种全新的稻种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199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当年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为世界耕地的10%，而产量占20%。

1979年4月，袁隆平出席了国际水稻所举行的学术大会，他用流利的英语宣读了论文《中国杂交水稻育种》，立即引起极大轰动。世界著名的一家农业科学杂志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称之为“杂交水稻之父”。从此，“杂交水稻之父”的美称不胫而走，享誉全球，“袁隆平”这个名字成了世界水稻科研界的泰斗。1981年6月6日，袁隆平的籼型杂交水稻获得我国第一个发明特等奖。此后，国际荣誉接踵而来。杂交水稻也不断走向国外，现被20多个国家引种和推广。

三系杂交水稻取得的成就举世赞叹，但袁隆平却考虑到三系虽然可以大幅度增产，但也存在着配组不自由、制种生产环节多等不足。他决心开展新的攻关，让杂交水稻研究更上一层楼。他站在分子学和基因学说的高度，提出杂交水稻由三系向两系发展、再向一系法进军的思路，先后开展了两系法和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有些好心的人对他说，你已是世界著名的农业科学家了，还有什么好求的呢，万一搞砸了，岂不坏了自己名声?袁隆平风趣地回答：“我是一个从小喜爱跳高运动的人，现在搞起科研，就像在跳高一样，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也可以为后人积累经验。为了彻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个人的荣誉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1987年和1998年，两系法研究和超级杂交稻的研究先后被列为国家“863”计划中的重点项目，袁隆平都是出任首席责任专家，带领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协作攻关。在两系法方面，他揭示了光温敏不育水稻转换与光、温关系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实用光温敏核不育系的选育技术路线，设计出原种生产程序等。在超级杂交稻的研究上，他不搞门户之见，尊重常规水稻研究等其他学派取得的成就，成功地创立了把杂交水稻育种方法与常规水稻育种相结合的全新技术思路，体现出一位科学家博大的胸怀。

开展两系法和超级稻研究的时候，袁隆平已年近“花甲”，他不仅在实验室和资料室里搞基础理论研究，在科研上一直非常严谨的他，还坚持到第一线去掌握第一手情况。他常开玩笑地说，搞三系杂交水稻，主要是顶着太阳到田里去寻找不育材料;搞两系和超级杂交水稻，主要是要掌握不育材料在温度中的变化，特别是阴雨低温中的变化。结果是搞三系老是晒太阳，可谓“火热”;搞两系和超级稻则老是要淋雨，可谓“水深”。搞杂交水稻的人，不经过“水深火热”很难出成果的哟。1999年夏季的一天，他刚从外地乘飞机回长沙，刚进办公室外边下起了雨，他借了摩托车头盔和雨披，骑着他的那辆小摩托车就到田里去了。雨越下越大，他的助手们赶紧到田里去找他。雨幕中，袁隆平一个人蹲在田边，红色的头盔在碧绿的稻田中格外醒目，他一会儿用手拨开水观看根系，一会儿抽出一个幼穗掰开仔细端详……

在两系法和超级杂交稻的研究不断地获得进展时，对每一项成绩，袁隆平都是持很谨慎的态度。1999年8月至9月，超级杂交稻试种、示范获得丰收的捷报不断传来，我省龙山、凤凰、绥宁等地的百亩片，亩产均超过700公斤;江苏等江南一些省份，一批百亩片也是大丰收。这时，云南试种点上传来更加振奋人心的消息，亩产可能要过1000公斤。来到试种点上，袁隆平用他那专家的眼睛一看，就知道这里的产量将会创世界纪录了(后验收为亩产1　139公斤)。他的助手们都很兴奋，他却显得格外冷静。回到长沙，他向本报记者介绍超级杂交稻的进展情况，记者写稿时用“获得重大突破”为标题，他考虑了一下，改为“重大进展”。他说：“咱们不要把话说满了。”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超级杂交稻的成就被国家和广大群众所公认。2000年，超级杂交稻在我国的3个千亩片和18个百亩片上，产量超过700公斤，农业部经过验收，认为超级杂交稻比一般杂交水稻增产20%，达到农业部颁布的第一期目标。在由我国400多位院士评选的“2000年中国科技十大进展”中，超级稻以最高票数名列榜首。宋健院士赞扬说：“这一成果对保障21世纪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袁老师多年教育我们，要当好一个科学家，一定要学好唯物辩证法。他自己对唯物辩证法掌握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尹华奇(袁隆平最早的两位助手之一)

在杂交水稻研究的历史上，在记者的印象中，除了超级杂交稻外，其他每一项研究，都或多或少遇到一些麻烦。在三系杂交水稻研究阶段，曾出现过长期找不到理想不育材料的困惑，第一次在湖区大面积推广也很不顺利;两系在研究和推广中，遇到的困难不比三系少。每遇到一次挫折，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强大的舆论压力。在三系没搞出来时，有人对杂交水稻冷嘲热讽，说：“外国人都没搞成功，你(袁隆平)一个中等农校的教师能搞成?”有人甚至断言：“搞杂交水稻是对遗传学的无知。”三系杂交水稻搞成功以后，一旦研究遇到了新的麻烦，各种议论仍然紧跟而来。在两系法研究一度遇阻的时候，善意的人说：“三系给袁隆平争光，两系给袁隆平抹黑。”有的干脆说：“什么两系，袁隆平当儿戏。”

然而，袁隆平以惊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勇敢地面对困难?袁隆平的回答是：有内因，也有外因。

内因是有唯物辩证法，特别是有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袁隆平说：“哪个人搞科研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在科研中遇到了困难，受到了挫折，首先要分析自己走的每一步是不是‘实事求是’了，再用辩证法来分析矛盾。如果方向是正确的，在矛盾中是会有发展的，天大的困难也要把研究坚持下去。”他还说：“我们搞三系的前6年，用国内外的几百个品种作了数千个杂交组合，都没有培育出合格的不育系，那时我承受的压力比大山还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冷静地回顾了我们走过的路，难道是我们的做法不符合科学?但杂交优势在生物界是无所不在的，那我们就应该从材料的局限方面去考虑问题。这样，我的思路豁然开朗，一下子联想到国外通过南非高粱和北非高粱的杂交才完成了杂交高粱的研究，立即调整了技术策略，提出‘用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远缘杂交’以创造不育材料的新方案。李必湖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发现的‘野败’，从而实现了杂交水稻三系研究突破性的进展。”

提起袁隆平与唯物辩证法，他的学生和助手们更是很有感受。与李必湖一起最早跟他当学生、当助手、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省农科院研究员尹华奇说：“袁老师多年教育我们，要当好一个科学家，一定要学好唯物辩证法。他自己对唯物辩证法掌握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今年64岁的研究员罗孝和，是省农科院最早“杀”出来跟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的少数几个人之一。1　972年春，罗孝和在02亩多地里试种杂交水稻，长势非常好。谁知，到秋季一收割，产量比对照品种还略为低一些，草的重量倒是长了一倍。省农科院的水稻专家和袁隆平开会分析这个现象。有人幸灾乐祸地说：“可惜人不吃草，要是人吃草，那杂交水稻就大有作为了。”由于此人位居要职，整个会场的气氛都对杂交水稻研究不利，罗孝和被压得抬不起头来。这时，袁隆平站起来说话了：“从表面上看，实验是失败了，但从本质上看，实验是成功的。争论的焦点是有没有杂交优势。实践证明优势是强大的。至于优势体现在稻谷上还是稻草上，那是个技术问题。”他的话一下子给罗孝和鼓了劲。第二年，罗孝和试种的杂交水稻，其优势充分地体现在了稻谷上。从此，罗孝和一直像袁隆平一样，用唯物辩证法指导自己搞科研，取得了众多成果，成为在国内享有盛誉的杂交水稻专家，获得了“湖南周光召科技奖”。

在战胜各种困难时，袁隆平一直得到党、国家和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袁隆平说，这就是强大的外因。如果不是大家的支持，自己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无能为力的。在他构思开展杂交水稻研究的时候，就得到国家科委的大力支持。开展研究之后，湖南省历届领导都给予了他很大支持，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及全省各地的广大群众，多年来给予他多方帮助。近些年来，党和国家对他支持的力度更大了，江泽民总书记多次接见袁隆平，给了他巨大的鼓舞，还亲自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考察。李鹏委员长也亲临中心考察。1998年8月，袁隆平向朱镕基总理写了一个报告，要求支持超级杂交稻的研究。8月13日报告送到国务院，8月14日朱总理就亲批1000万元科研经费，并写上这么一句话：“请忠禹同志告袁隆平同志，国务院全力支持这个研究”……

今年2月13日，记者到杂交稻研究中心采访袁隆平院士。

“你新的奋斗目标是什么?”记者问道。

袁隆平院士说，他正在和全国的杂交水稻研究者一起，向农业部颁布的超级杂交稻第二期目标迈进，力争大面积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向被国际农业科学界视为的水稻产量极限挑战，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再次掀起新的“绿色革命”。他说：“为我国人民战胜饥饿只是第一步，中华民族的农业科学工作者还要为世界战胜饥饿做出贡献。”

2月19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向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著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颁奖。　新华社发

站在“超级杂交稻”试验田边，袁隆平院士对超级杂交稻的推广应用充满信心。(摄于1999年8月5日)陈金华摄

责编：刘颖

来源：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