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是中国的国粹，既是琴棋书画四艺之一，中国古人也经常把它跟兵法联系在一起，所谓“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马融《围棋赋》)。围棋是对战争的游戏模拟，又被看作是一门战略学、策略学，包含着深厚的哲学内涵。

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与围棋也结下种种不解之缘。他虽然只是偶尔下棋，但他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以围棋打比方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为中国革命下了一盘大棋。中国围棋协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原办公厅主任林建超少将在《围棋与战略》一书中，专辟一节《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毛泽东围棋战略思想》，论述毛泽东如何将围棋战略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中，强调毛泽东“善于运用围棋的哲理去研究战争，指挥作战，是在军事理论上把围棋与‘战略’的概念直接联系起来的第一人。” 美国学者斯科特﹒伯尔曼的著作《旷日持久的游戏——毛泽东军事策略的围棋阐释》，还有西方一些政要和学者，从各个角度分析战争时期毛泽东革命策略所体现的围棋思维，对我们深入探讨毛泽东军事策略与围棋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主席是否会下围棋，曾经有不同的说法。但从曾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的人的一些回忆中，毛主席显然是会下棋，也下过棋的。李耀宇、李东平在《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中，曾谈到在延安时期，普通战士和领导干部们的娱乐。延安的娱乐方式五花八门，原始的与现代的相互交融。战士们在黄土地上画个田字格，摆上石子，土疙瘩玩“拱牛”。更高级的就是王鹤寿与毛主席下围棋，张闻天陈云他们下国际象棋。毛泽东还曾谈到围棋的起源，认为围棋一定是我们老祖宗认识到土地的重要以后，你搬一些黑石头围上自己的地盘，他搬一些白石头围上自己的地盘，开始争夺私有财产，后来就变化成了围棋。

树军《中南海备忘录》也曾写到钟灵与主席下棋的经历。钟灵是1938年入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的，毕业后在陕甘宁边区做文化教育工作。和主席下棋是1946年冬天和1947年春天的事。而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曾谈到50年代和60年代初，毛泽东偶尔也会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下盘围棋，别人赢了他也不恼，别人谦让他就恼。对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而言，下棋不过是他偶尔放松一下的一种方式，自然也就不太在意胜负。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陈列的主席生前用过的物品中，就有一付围棋。而在井冈山八角楼上，至今还摆放着一张桌面上刻了围棋盘的方桌(原件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据说当年，在战火纷飞的间隙，毛泽东就曾与朱德在八角楼从容弈棋。韶山宾馆就有一幅当代画家画的毛主席与朱总司令对弈图。

毛泽东下棋虽然算不上高手，棋不过是闲暇时打发时光的一种娱乐而已，但他将棋理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中，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在井冈山，与朱德八一南昌起义的部分会合，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长达1年的长征，最后到达陕北延安，有了新的根据地。1936年12月，毛泽东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曾谈到：“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余地。……如果棋盘太小，没有足够的回旋余地，那么，三十五计用完，第三十六计就用不上了。”如果说广大的中国就是大棋盘，“金角银边草肚皮”“起手据边隅”，放弃大城市，先在“边角”占稳脚跟，然后再伺机挺进中腹，逐鹿中原，这就是毛泽东面对中国革命的“战略”中，首先制订的围棋谋略。如果形势不利，不做无谓之牺牲，赶紧“腾挪”，开拓新的天地。

在这过程中，“大局观”特别重要。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毛泽东用围棋来打比方，说明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下棋如此，战争更是如此。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中。如何把握大局，制定全局性的战略，以指导具体的决策，便显得尤为重要。针对一些指战员在群情激奋中，急于到前线打一些大仗，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抗日的决心和能力的倾向，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抗日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首次运用围棋的思维、概念，提出了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用围棋打比方说，这就好比围棋中的做‘眼’。据会议参加者、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的傅钟在《敌后抗战的开端》中回忆：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用形象的比喻阐明宏伟深远的战略思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已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撒出了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

其后，这一“山雀满天飞”战略思想，在八路军的作战谋划与实施中得到贯彻。朱德总司令将主席的战略思想形象地称之为“‘围棋’战” ，129师师长刘伯承则指出：“我们129师的任务，就是将主席的‘围棋’战略具体化。我们的设想，是要通过创立游击支队，建立军区，划分军分区。也就是从游击战开始建立正规军，从游击去开始建设根据地，这就算是‘做眼’吧”。

与游击战相应，为了进一步明确抗日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于延安《解放周刊》第40期，提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要保存自己的力量，就要先“做眼”，建立根据地。毛泽东由此说到“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围棋，“围地”之棋，正是在不断的包围与反包围中，达成最后的战略目标。而其中先要“谋活”、做眼，在敌后方建立根据地，占稳脚跟后，成功地实现反包围，在这过程中，灵活地开展游击战术……这一切都与棋理相通。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做演讲《论持久战》，在强调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同时，又延续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说法，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与日军的攻势形成了包围与反包围的关系，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的状况，就好像是下围棋。围棋是围绕“地”的争夺，是一种包围与反包围的游戏。围棋两眼活棋。这“眼”就如同根据地：

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

毛泽东不仅用下围棋来比喻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并且在这里进一步提出了“世界性的围棋”的概念，把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比作一盘更大的“棋”，有着更大范围和战略意义的包围与反包围。“把围棋的棋盘拓展到全球，用大棋局比拟世界格局，既体现了毛泽东的恢弘战略视野，也反映了围棋战略的层次性、深刻性和适用性”，建立根据地是“做活”，放眼全球是为了“谋大势”，既能够高瞻远瞩，立足全局，又脚踏实地，务实谋活，便能立于不败之地。当代，习近平主席强调围棋包含着“人生的哲学和世界战略”，李克强总理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时，也强调要像下围棋一样，既要“做活”，又要“谋势”，这种“围棋思维”可谓一脉相承。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明确阐明了抗日战争的特点、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对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围棋战略与战术思维成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林建超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毛泽东围棋战略思想》中概括毛泽东的围棋战略思想，有以下特点：

一是运用围棋最本质、最核心的概念“围”。……二是将军事上层层包围和反包围的战争与围棋上错综复杂的包围局面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三是在包围中运用了“吃”子和“做”眼表现攻防行动，蕴含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最基本的战争法则。四是不仅注重在战略战役上的运用，而且拓展到世界性的战争格局之中，有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战争上升到国家联盟之间的较量，使围棋战略思想的内涵在更高层面上得到展现和升华。

有道是棋盘小宇宙，天地大棋局，毛泽东不仅会下围棋，还在中国的革命战争中下了一盘具有经典意义的大棋，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何云波、任晨，原载《湘潭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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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棋禅一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