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围棋战略思想，也受到国外政治家和学者的关注。

1969年，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斯科特﹒伯尔曼(Scott A. Boorman)出版了一本书《旷日持久的游戏——毛泽东军事策略的围棋阐释》(The Protracted Game: A Wei-Ch'i Interpretation of Maoist Revolutionary Strategy)，分析战争时期毛泽东革命策略与围棋的关系。他站在西方旁观者的角度，将毛泽东的军事策略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以围棋为切入点，将中国的革命战争视作一场大棋局，而毛泽东则是运筹帷幄的棋手。这本书可谓另辟蹊径，在西方多数人还认为围棋只是“东方游戏”的时候，他已经洞察到了棋中的深意，并关注到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战争中对围棋策略的运用，为西方的毛泽东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伯尔曼观察到:“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时期的许多战役中使用的战术战略，都可以用中国围棋的棋法来解释”。他选取了中国革命的几个重要阶段以及一些重点战术战略系统地探讨了这些毛泽东革命策略的应用实践与中国棋盘游戏围棋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与西方对相似事件的平行分析做了类比。伯尔曼指出与西方传统的战略选择模型相比，以围棋为类比的毛泽东革命策略对战略体系的分析呈现出了一种更为复杂和灵活的博弈论形式。

在伯尔曼看来，围棋是一种具有复杂战略意义的游戏，是中国古人历经千年的智慧结晶，棋手的行棋策略与军事斗争的策略相类似。伯尔曼结合围棋的棋法，将毛泽东在战争时期的军事策略放在江西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三个时间段里，并分阶段加以阐释。

(一)有效利用边缘棋子——农村包围城市战术

伯尔曼首先从江西时期入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革命战争决策，在许多战略布局上都类似于围棋的开局，也就是19X19棋盘上的大约前50步棋。此时共产党需要做出的战略决策，在内容上与围棋选手在比赛开始时必须做出的决策相似：即关注棋局中最重要的区域以及如何渗透到敌方的势力范围内，建立安全的基地，同时在这些基地里进行防御，以抵御对方的进攻。

1927年，由于国民党集团的破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组织遭到严重损失。为了改变被动的局面，中共中央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决定在大型城市发动起义，先后爆发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等。但残酷的斗争结果表明，将包围的中心放在大城市是行不通的。于是，毛泽东果断抉择并带领部队转移至江西井冈山，同党和红军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伯尔曼十分欣赏毛泽东的这个决定，并表示这个策略正如围棋的高明布局，围棋是包围的游戏，与战争一样，控制领土是首要目标，围剿与反围剿的关键原则就是对领土的争夺。围棋有句棋谚叫“金角银边草肚皮”，说的便是根据棋子在棋盘上围空时能发挥出的效率，角的价值最大，边其次，中腹最小。围棋高手通常从棋盘的边缘落子而不是中心地区，因为在棋盘边缘附近的棋子比在棋盘中心的棋子更容易占领潜在土地，也更不容易被包围;而中心区域，无论是城市中心还是人口中心，都相对难以控制。“围棋初学者的失误就是，试图以几串相连的棋子实现对几个重要交叉点的包围，低估了其他边缘潜在的区域，因此可能造成被对方的反包围。”“吃子”的欲望可能会促使初学者强行占领地盘，从而被抓住弱点被反包围。围棋初学者常常在进攻与防御的交替中犹豫不定，而高手则会合理利用他放置在棋盘上任意位置的棋子，这些棋子都有可能在将来占领住更多潜在的领土。因此，“毛泽东懂得如何利用棋盘的边缘来争取包围最大的领土，边缘的棋子是一堵天然的围墙。”

毛泽东通过对当时国情的分析，果断判断出当时共产党的力量还不足以攻打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转移到敌人控制力量相对较弱的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占领潜在的土地。伯尔曼强调：从最终的战争实践来看，正是这些小块红色根据地的建设，也就是围棋棋盘上摆放的非中心地区的“政治棋子”，使得中国共产党保存了革命武装，并且为积蓄革命力量提供了有效途径。

(二)全局意识——抗日战争中的持久战略

在肯定了江西时期毛泽东正确运用了“金角银边草肚皮”战术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策略之后，伯尔曼又将眼光转向了抗日战争的战场。他首先阐明了围棋战略意义的第二个特征：正如毛泽东所认同的那样，如果中国是一个大棋盘，那么棋盘上分散的、非线性的、割裂的棋子使得整个局面显示出一种不确定性，因此这会是一场持久的战斗。1936 年 7 月 16 日，毛泽东本人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谈到中日战争的持久性:“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相对地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因为日本是一个充分武装的强国，而且还会有它的盟国。”伯尔曼在这里用围棋作类比，表示在一般的棋类游戏中，棋盘上所有的棋子都可以在给定的回合中移动，但是在围棋棋局中，只能一次落子，并且棋子在被“吃子”之前无法移动，这就导致了围棋也是一场持久战，若用于军事策略的阐释，围棋的这种特性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方面，从战术上讲，如果棋盘上某一处的棋子受到了小损失，棋手可以通过战略上的智胜对手来恢复自己的地位;1934年10月，毛泽东失去军事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但是这次挫折并没有左右整个战争的大局，在毛泽东重新挽救中国革命之后，共产党依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另一方面，伯尔曼举例了西方最著名的棋类游戏，国际象棋和跳棋，在这两种棋类游戏中，只要一方棋手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错误，对手就能得到极大的优势——这对失误的一方是致命的。与之相反，围棋棋局里，只有考虑到棋盘上所有战斗的长远结果，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如果只着眼于局部成功的战略往往会导致最终的一败涂地。

随后，伯尔曼又由此引申转而论述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大局观，在指导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显然是一个能够运筹帷幄的高手，他胸中始终有大局，始终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他曾说过,，战略指挥员“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应该包括三个连续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整个国家处于战略防御的阶段，日本人将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大城市延伸势力范围;第二阶段，僵局将接踵而至;第三阶段，中国军队就可以组织战略进攻了。日本对于中国的入侵就像棋盘上的局面，虽然当时棋盘的大部分地区都被中国棋子占据，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棋手并没有强大到阻止日本棋手占领更多的土地，未能来得及动员自己的部队，而“持久战”才是一个更有效的策略。西方的军事战略以实现一次决定性的战术接触为导向，但是我们所知悉的毛泽东派系军事辩证法中，“围棋棋局中虽有速战速决之策，但本质上还是一场持久战，激进主义不仅可能会导致一场交战的失败，而且会将整个战局置于危险之中。”

伯尔曼同时也关注到，毛泽东的这种大局观在解放战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江西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都能看作是围棋棋局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解放战争时期既可以看作是历时大棋局中的收官部分，也可以看作是大棋局中完整的小棋局。毛泽东在棋局伊始便推测出了后面的路数，循序渐进地指导人民军队从布局到战略防御再到战略反攻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在西方读者眼中，中国的革命战争战役众多，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与西方传统军事理论也有一定差异，伯尔曼以围棋为类比，既还原了战争的完整性，也解释了其中一些不易被人理解的军事策略。

(三)断裂的联系——毛泽东的游击战术

在西方, 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游击战术”的人和机构数目最多,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军事历史专家马克斯·布特(MaxBoot)在其2015年所著的《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在20世纪堪称卓越的游击战争实践者和理论大师，他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原联邦德国《军事与经济》杂志1965年1月号文总结说,“给人印象深刻是毛泽东的游击战略在全球取得胜利, 这种战略已有效地改变了世界政治面貌。”可见正是毛泽东游击战术的这种世界性影响，加深了伯尔曼等学者的研究热情。

伯尔曼在第四章中提出了围棋的辩证法“断裂的联系，集中的分散、包围的突围、灵活的顽固”。这正是对毛泽东所提出的游击战术理论十六字诀“ 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的延伸总结。这种退也是为了以退为进，积蓄力量。这是“弃子”的艺术，为了整体大局和最后的胜利，可以有意识地放弃某一小片领地和领地上地棋子。

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都运用到的一系列游击战术为例：江西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利用国民党军阀混战, 井冈山周围兵力薄弱之机, 指挥工农革命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 积极向四周发展，正如围棋布局初期，在相对空白的棋盘上分散落子，寻找潜在占领土地的机会。并通过十六字诀的战略性战役指导原则诱敌深人再战略反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连续粉碎了三次“围剿”。

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的游击战, 在战争全局中占了主要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经过长达八年的游击战，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不但联合各方面力量打败了日本，而且在战争中促进了共产党军队自我力量的发展，为向正规战转变和随后进行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在中国这个“大棋盘”上分散建立的各个红色根据地逐渐联系起来，“当这些潜在的棋子由规律地联合起来，便转化成了难以被逆转的优势，能够在潜移默化中给对手致命打击。”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当中，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一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战略防御中的进攻战，战略持久战中的速决战。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成功地运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的结合上创造了新的经验。无论是江南地区的游击战, 还是国民党控制地区的游击战, 对夺取最终的胜利，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伯尔曼将解放战争比作大棋局中的小棋局，认为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所运用到的军事策略既呼应了之前的战争经验又突破性地完成了整个棋局的收官。从革命战争实践来讲，对于毛泽东来说，游击战是武器和军事装备相对落后的共产党军队用于抗击强大对手的最有效方法。伯尔曼引用围棋大师吴清源的话来强调“围棋是和谐的艺术。围棋在内部结构上和双方对弈中，都具有一种审美力量上的平衡。”许多游戏的策略是进攻，而围棋是避免过于集中，用有限的分散力量和断裂的联系来获得最大的领地。西方很多军事理论认为，增加棋子的数量是增加自身实力，而围棋不是，过于集中反而更容易被包围。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策略是围棋也是实际战争中非常高明的战略方式。

——何云波、任晨，《毛泽东军事策略与围棋》(二)，《湘潭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责编：肖畅

来源：棋禅一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