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教育界之回顾

今日(1922年9月1日)在此同贵省教育界诸君聚会一堂，我觉有很大的荣幸和感慨。

我不是湖南人，更不是湘省教育会中人，但我常觉梁启超的名字与湖南教育界有关系，在湖南同胞或者也有同样的感想。所以，我很愿意把从前在湖南所办的教育事业与诸君谈谈。

我来湖南办时务学堂，在二十五年以前，我才满二十四岁。当时中国教育状况，只有北京同文馆、广东的广东方言馆，是专造翻译人才的，要想学洋鬼话翻译的才去入学，否则是不入这种学堂的。我现在每每回想到此，觉得太奇，但那时却视为天经地义。而那时学生除要学洋话外，还要求学问的，即是湖南的时务学堂。所以时务学堂不仅在湖南占先进的地位，即在全国也是占先进的地位。

以现在的教育原理和方法来看，那时的教育极幼稚，极可笑，而如时务学堂，只分中文、西文两部，中文部设经、史等课，西文部设格算等课。所谓时务学堂，以为是教时务的学术的学堂。校址即在现在小东街的泰豫旅馆。第一班学生四十名，寄宿、讲演都在其内，我是总教习，当时时务学堂的大概情形就是如此。

不过，我觉得于湖南教育，而且于全国教育界有莫大影响的，在师弟同学间的精神，能够结合一气，一群人都有浓厚的兴味，联合各方面来做事。

当时湖南的抚台是陈右铭先生，他是曾文正的门生，当代的大理学家，专讲宋学的古文，气象庄严而不顽固，对于时局，很热心图谋，造成一个新局面，我们以一群青年在他的旗帜下大活动，是很高兴做事的，故朝气很大。他有一位公子陈伯严先生也很喜欢赞助我们，而学台系江建霞、徐仁铸，臬台系黄公度，都是开明的。地方官如此，地方绅士则有熊秉三、谭复生、皮鹿门、欧阳瓣姜诸先生。熊、谭皆系青年，而有猛进精神，皮和欧阳都是老先生。

那时的青年都有进取思想，高谈时局，研究满清怎样对不起汉人及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恶毒，这班青年都是向这两个目标去。而我们在湘做事，分作四项是：一、办时务学堂;二、组织南学会;三、发刊《湘报》(日报);四、发刊《湘学报》(杂志)。南学会是公开讲演机关，讲演社会上不以为奇的话。时务学堂则专研究怎样贯彻我们的主义。《湘报》与南学会同一作用，《湘学报》与时务学堂同一作用。

那时，我们研究国家政治，亦甚可笑，公然把世界各国分作三等，列为一表是：一、头等国，共和国家;二、二等国，君民共主的国家;三、三等国，君主专制国。

诸如此类的事很多，不可胜举。在这种时候，作新法运动的青年，皆不认识ABCD……所说的话，完全由于自造，故有些好，有些不行。当时。更有一个发狂的举动，就是想运动湖南独立。但是怎么能够使湖南独立?对陈右铭怎样说这些?依照陈伯严所想的办法，由我对陈右铭写一封长信，大致说：“旅顺、大连、台湾……都被洋人强夺去了，北京不守，清帝蒙尘，湖南须独立建都，作为留种之地。”

此本是我们青年的妄想，陈右铭自然不肯依从。但他的心里，也很感动，想打主意，救北京政府，这皆是我们二十五年前在湖南的离奇思想和举动。

当时时务学堂学生四十人中，最大的是戴修礼，最少的是蔡艮寅，所讲的经是《春秋公羊传》，每天除教授这些学术外，学生须预两本札记，发表感想，隔日轮流交教师批评。我就借题发挥，宣传主义，而学生发愤求学，又很守规矩，两三月后，就得舆论赞许。王湘绮先生来考试学生《公羊传》，也颇称赞，以为读书得间。学生因在学堂天天所研究的，都是政治上的学问，所谈论的都是很新奇的理想，过了半年，皆以同化。不过在学堂时，未与外界亲近，校外的人不知内容，故不发生什么理想。及至年假放假后，学生回家发狂似的宣传起来，风声所播，全湘人皆知道了，于是目为大逆不道。有的攻击我们，有的劝诫我们，当时王葵园、叶奂彬皆攻击我们，作我们的劲敌。那种奋斗精神都是我所佩服的，假满开学，学生家庭就不准他们再来时务学堂，而学生与家庭奋斗，比老师与社会奋斗更烈。

我在时务学堂，每天除讲三四点钟的学外，还要同学生谈话，及作种种运动，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因此成病，就往上海就医。本拟病好后再回湘讲学，因病好时，北京有维新的动机，我们就乘这个机会把大本营移到北京，我同谭复生都到北京去了。

我们去后，两湖总督张之洞要取消时务学堂，陈右铭却极力维持，后因我和谭去了，没有得力的人主持，加以戊戌变政失败，右老去职，复生遇难，熊秉三被地方官看管，这学堂当然不能永久维持，后改为求实学堂，后又改为高等学堂。

戊戌之役，我亡命日本。时务学堂曾办了三班，第一班四十人吃我的迷药最多，感化最深。第二班，我也教授过。第三班，我全未教过。其中有十余人，要到日本来找我，因为家庭不许，他们差不多带宗教性质的，与家奋斗，借钱逃出来，有的到上海，便无钱吃饭的，有的衣服破烂好像叫花子的，当他们出门时，他们不知我在日本何处，一直跑到上海，打听了我的住址，通信告我，我就想尽方法筹钱接到日本。日间尚住在一间房子，继续讲时务学堂的功课外，又学学日本文，晚间共同睡在一个大帐子内。过了八个月，唐拂尘先生在汉口图谋革命，十余同学回汉帮助，竟不幸死难者八人，一人后来病死，一人是蔡艮寅，一即范静生，吾党元气，在这一次损伤甚大，至今思之，犹觉恸心。

回想我在湖南时的时务学堂，以形式与知识而论，远不如现在的学校。但师弟同学问精神结合联成一气，可以养成领袖人才，却比现在的学校强多了。现在的学校，表面虽好，却如做买卖的杂货店，教职工是卖货者，学生是买货者，师弟间不发生关系，造就一般水平线的人才即可，要想造就特别人才，是难能的，希望以后的湖南教育界注意现在时事的需要，采取新式的完备的办法，不要丢却了从前的精神。

责编：龚铭铭

来源：湖南大学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