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聂茂

水运宪是文学湘军中最难以被类型化的作家，也是最有戏剧性和面具化的作家。不被类型化，表明他性格的独特性，及作品里表现出来的非典籍化倾向和民间传奇般的喧哗特色。他的戏剧性是由他生命本身的丰富性、惊异性与作品中人物命运与故事情节的尖锐冲突所爆发出来的文本张力；他的面具化主要体现他将艺术与生活区分得异常彻底，不向文学的强权或机会主义妥协，以及他不断捕捉时代经验，尽可能使自己的创作主题与书写风格多样化。

水运宪在文学创作上始终遵从心的方向，文字率性真实而不落俗套。他努力摆脱陈陈相因的主题、观念、理论、审美趣味以及眼花缭乱的各类艺术表现手法，重申文学的锋度与韧性、庄严与肃穆、秩序与风度，并以持之不断的反思与叩问而成为当今文坛独特的存在。

《祸起萧墙》是一面镜子。水运宪以犀利的批判力度、精确的细节描写，把人物命运推向强悍的集体意志面前，展示生命个体在现实面前的懦弱与荒诞。主人公傅连山以一种暴力式的激进情感以及自我献身的极端方式，冒着“叛逆”主流话语的指斥担负起社会批判的使命，水运宪用另一种人道主义再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生命价值。

水运宪的作品有一种深刻的悲悯情怀，这种情怀建立在“英雄”的姿态之上，建立在不甘做时代落伍者这样的奋斗意识之上。

在影响深远的小说《乌龙山剿匪记》中，水运宪没有回避那个特殊历史背景的真实性与残酷性，他通过艺术化的虚构与漫画式的处理方法，重构了现实与历史的新型关系，刻画了众多有血有肉、爱憎分明的人物形象，将读者心目中对“土匪”的刻板印象彻底改变过来。这些具有时代印记的人物群像也“为‘真实地’建构历史和阐释现实提供了全面的符号象征体系”。

水运宪善于将古老的传说、美丽的风景、淳朴的风俗，以及历史叙事融为一体，制造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悬念，作品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作家将这些潜在的民间传奇以“重述”的方式注入主流文化的理性资源中。

水运宪笔下的人物被众多欲望所控制，贪婪，虚伪，狡诈，自恋，尽显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描绘了人类共同的宿命。在《乌龙山剿匪记》里，水运宪没有回避“土匪”身上蛮横、跋扈的匪气，但他不是从“文明”的对立面去渲染“野蛮”的破坏性、侵略性力量，而是从“生命”的角度切入，注重对土匪人性的挖掘，成功地将反派人物真实化、血肉化、人性化。集“英雄梦”与“土匪身”这一对立矛盾体于一身的“钻山豹”，在欲望的两极寻找生命的平衡与人的尊严，这是人性的复活，是原始生命力或善的本能意志向现代人性的回归。

对水运宪而言，文学创作就是一个生命向另一个生命的靠近，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唤醒，是带有深切生命感受的人生体察，是对文学始终怀有敬畏之心的灵魂皈依与零度叙事，是聚焦人生终极意义的精神追问。

在《雷暴》《祸起萧墙》《庄严的欲望》《无双轶事》等一系列作品中，水运宪叙述的故事表面上只属于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实际上是关于这个时代的，是集体的，也是他自己的故事。水运宪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生命思考过程中所感到的迷茫。他窥探到生命的真谛：没有纯粹的生命，更没有纯粹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是由人性的美好与丑陋、社会的光明与黑暗共同构成。

总之，水运宪有着强烈的自警意识，他把写作看成是对生命意义的勘探与发现，他的作品既有敢为人先的拓荒牛精神，又有以人性探讨、灵魂追问为表征的悲悯情怀，以及以现实为基、以时代为旗的文学精魂。水运宪的作品流露出生活的疼痛与颤栗的力量，使文学湘军原本十分优秀的叙事技巧更加瑰丽多姿。

于水运宪自身而言，写作就像修行，他以率真的写作姿态坚守对于文学最初的且“温暖的心灵冲动”，不断寻找着那根可以引无数人共鸣的琴弦，而这，也恰巧是作为精神与灵魂意义的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

作者：聂茂

责编：刘瀚潞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