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龚军辉

岳麓山不仅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幻，而且在20世纪之后一度成为聚啸山林、号令天下的策源地，也让众多的英烈魂归斯所，为世人所瞩目。

这些革命志士墓葬群，大体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也是最多的一类是辛亥革命烈士墓。

其墓的密集与影响力，全国只有打响共和武装起义第一枪的武昌起义发生地——武汉的伏虎山或可与其一较高低。

岳麓山上归葬的辛亥革命烈士墓中，较有名气的计有云麓峰北的黄兴(1874—1916年，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长沙县人)墓、麓山寺后的蔡锷(1882—1916年，云南护国军总司令，邵阳人)墓、禹王碑下方的焦达峰(1886—1911年，湖南军政府都督，浏阳人)墓、爱晚亭上的蒋翊武(1884—1913年，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澧县人)墓、云麓宫下的刘昆涛(1887—1918年，著名护法将军，醴陵市人)墓、湖南大学知新村后山坡上的林修梅(1880—1921年，孙中山大总统府代理参军长，临澧县人)墓、麓山寺右公葬区域内的禹之谟(1866—1907年，民国奠基者、实业家，双峰县人)墓和陈天华(1875—1905年，华兴会创始人之一，革命宣传家，新化县人)姚宏业(1881—1906年，教育家，益阳市赫山区人)合冢墓、青枫峡上方的刘道一(1884—1906年，萍浏醴起义领导者，中国同盟会会员为革命捐躯的第一人，湘潭县人)墓和覃振(1884—1947年，辛亥革命先驱，桃源县人)墓、云麓宫下方的陈作新(1870—1911年，湖南军政府副都督，浏阳人)墓、云麓峰西侧公路下方的胡子靖(1872—1940年，明德中学创立者，湘潭市人)墓、黄兴墓下方的谭馥(1878—1909年，湘乡市人)墓、五轮塔东入口的杨卓林(1876—1907年，醴陵市人)墓、穿石坡下方的李仲麟(1886—1920年，醴陵市人)墓、禹之谟墓左侧的彭遂良(1880—1911年，宜章人)与彭昭(1886—1911年，宜章人)墓、张辉瓒墓附近的童健吾(1884—1911年，岳阳市人)墓、“印心石屋”石刻上方的易本羲(1887—1911年，湘乡市人)墓、焦达峰墓下方的余昭常(1868—1911年，浏阳人)墓、赫石坡景区的葛谦(1885—1908年，湘乡市人)墓、五轮塔左下方的阎松年(1883—1911年)墓、与谭馥墓相邻的黎萼(1884—1947年，雨花区人)墓、覃振墓南侧的刘康侯(?—1912年)墓、赫石坡的黎尚雯(1868—1917年，浏阳人)墓，还有麓山景区管理处后方山坡的辛亥援鄂汉阳阵亡将士(贺汉云、李国卿、王炳初、石玉亭、刘冤生、彭德安、文光斗、严少全、罗清云、曾宽之、冯以义、冯润臣、王贵卿、左永兴、杨义胜、邓皇桂，另有无名烈士2人)公墓、五轮塔下方的辛亥援鄂民五护国阵亡将士(熊亮、黄心田、王晃秋、许在堂、熊毓璠、周国宾、徐履中、刘亚清、谈星堂、宁××、熊南生、谢贤士、朱积达、郭长贵，另有无名烈士4人)公墓、至今不知其详细生平经历的万贵先、莫师长、杨岿山、刘志高、黄年近等人的墓。

这些辛亥革命志士，多出生于诗书饱学之家、自身传统学术功底深厚，后又留学日本等地，较早地接触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他们化理想为行动，积极投身于救国救亡的运动中来蹈死不顾，短短一二十年间，湖南弹丸之地居然集中涌现出如此众多的舍身大义之士，不引起全国瞩目敬视那才可怪。尤其是黄兴、蔡锷、蒋翊武三位，文武双全，皆是辛亥革命当中的顶梁柱和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在推翻清朝政府、二次革命、护法运动这三场20世纪前20年最主要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无可替代。

被尊称为“武国父”的黄兴，在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主要精力付诸于从事武装起义。他亲自参与或指挥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与云南河口之役，广州新军起义，这些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但黄兴仍以饱满的激情又投入下一次战斗。在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中他率敢死队百余人猛攻两广总督衙门，右手受伤断去两指，后至香港养伤，但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就于28日赶到武汉，被任命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他率民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二十余日，直至11月27日汉阳失陷后才辗转至上海。1916年10月31日，黄兴积劳成疾，因食道与胃静脉屈张破裂出血在上海去世，孙中山闻讯后悲痛欲绝，亲自主持治丧活动，次年4月15日国葬黄兴于岳麓山小月亮坪。

△ 黄兴

被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蔡锷在云南响应过武昌起义，被推举为云南都督，但不久即被调到北京被袁世凯监视，1915年袁世凯要称帝期间，蔡锷想法由北京潜回到云南，与唐继尧(1883—1927年，又名荣昌，字蓂赓，云南会泽人，滇军创始人与领导者)等人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发动了护国战争，12月在与优势袁军激战于四川沪州(今沪县)和纳溪时，彻底击败了袁军，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有力地维护了共和的胜利成果。1916年11月8日，蔡锷因喉疾不幸在日本福冈去世，1917年4月12日国葬于岳麓山，孙中山为其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 蔡锷

曾任武汉文学社社长、被孙中山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蒋翊武，是武昌起义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当起义计划暴露、形势十分危急之时，他毅然决定提前起义，打响了推翻清政府的关键一役。之后反对独裁，促使文学社集体加入同盟会，主办《民心报》，拥护孙中山武力讨袁主张，积极参加二次革命，担任鄂豫招抚使。1913年在广西全州被捕，蒋翊武在狱中历数袁世凯罪恶，并作遗书数千言，9月9日坐红毯从容就义时，还对围观群众讲演革命大义。1916年归葬于岳麓山。蒋翊武狱中作得四首《绝命诗》，甚能体现其革命情操。

其一：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终无了，空留弩剑作寒鸣。

其二：只知离乱逢真友，谁识他乡是故乡?从此情丝牵未断，忍余红泪对残阳。

其三：痛我当年何昧昧?只知相友不相知;而今相识有如此，满载仁声长相思。

其四：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是谁支得江山住?只有余哀逐水流。

△ 蒋翊武

同时，他们的人格品质更为人所称颂，讲政治、顾全大局、淡泊名利、维持团结甚至忍辱负重，成为时代楷模。以黄兴为例：1907年，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潮州起义失败为由，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坚决推辞;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起草《孙文罪状》，再次对孙中山发难，要求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的态度;1914年，针对讨袁的方式两人再次出现分歧，孙中山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党员不听话，特别点名说黄兴不听话，要求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黄兴无奈下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在旧金山时他接到一些拥护者的来信，希望他另行组党，但黄兴回复说：“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而在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黄兴回到中国，在江苏积极响应，发动起义，完全没有因之前的个人嫌隙而有所迟缓。

如果说是曾国藩、左宗棠们创下了武装湘军的品牌，则黄兴们为湘军品牌增添了更多的领袖气质、更多的团体精神和组织原则，这也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无产阶级领袖树立了效仿的榜样，是湖南近现代史上人才辈出的重要因素。

第二类，抗日英烈之墓。

长沙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场的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共有四次作战。

第一次会战，也称湘北会战(日方称湘赣会战)，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时间始于1939年9月14日。日军第11集团军集中步兵10万，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采取其传统的“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国民党第九战区在司令薛岳的指挥下沉着应战，军民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意志，与日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日军被迫放弃攻势退却。至10月15日后中国军队占据主动，日军此役伤亡达2万人。

第二次会战，始于1941年9月。日军强渡新墙河，月底攻陷长沙，但因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10月1日开始撤退。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作战并于10月5日夺回原阵地。日军此役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的代价。并且，中国第6战区乘机对宜昌之敌发动猛攻，歼灭日军七千余人，使宜昌作战成为当年正面战场唯一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

第三次会战，是最为鼓舞人心的一次作战。日军为了阻止中国军队援助英军保卫香港，于1941年12月23日强渡新墙河开始进攻。长沙守军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连续挫败日军进攻，而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对日军进行合围，日军补给线被截断、几近弹绝，日军见势不妙立即展开退却但我军合围部队立即转为向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多处予敌以重大打击，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虏139人。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了战前态势。

第四次会战，也称长衡会战，始于1944年5月27日。日军出动36万余人向长沙攻击，中国军队30万人迎敌。因为战区司令长官骄傲轻敌，指挥失当，守军违抗增兵重点防守岳麓山之军令，失去岳麓山上的炮兵阵地，长沙中国守军不仅失去炮火支援，而且处于敌人炮火威胁之下，伤亡惨重，被迫撤离。1944年6月17日长沙陷落。之后，守城的陆军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因失职在重庆被处决。

四次长沙会战，意义深远，影响甚巨。

其一，粉碎了日军企图集中打击第9战区主力、在政治上实施以打诱降的计划，相反，动摇了日本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增强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意志;

其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英美等国军队接连失利的形势下，长沙会战的接连胜利，增强了同盟国必胜的信心，直接使印度加入了同盟国阵营;

第三，中国军队总结了抗战以来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了以前层层设防、逐次防线地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转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既设阵地，逐次予敌消耗，主动转移至敌之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薛岳称之为“天炉战法”，这在战略防御阶段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后来陆续在其他地方得以推广。

但中国军民在四次会战中，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以被称为“长沙大捷”、牺牲人数最少的第三次会战为例，中国军也伤亡了28116人。其中，部分人得以归葬于岳麓山。

郝石坡立有陆军第73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这里埋葬着该军所属暂编第5师师长彭士量(1904—1943年，号秋湖，浏阳人)及其麾下的将士，还有第77师、193师、50师及军司令部直属部队众多官兵，是1946年春73军最后一任军长韩俊指令专人督修的。公墓由忠义观、陵墓、墓碑、石阶、墓庐等部分组成，均以花岗石铺砌，从山坡下到墓区约百余米台阶石级。墓呈正方形，二级基座，墓座居中，墓碑方柱平顶，立于其上，正面向东，中刻楷书“陆军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另一面碑词“精神不死”为蒋介石所书，碑阴及两侧分别刊“凛冽万古”、“碧血丹心光耀天地”、“名山忠骨万古长存”的字样，墓后为存放阵亡将士骨灰处，有门洞三个，中门上额题名“忠义现”，两侧刻对联“忠昭大麓;义塞苍冥”，左侧门题名“履义”，右侧门题名“蹈仁”。公墓附近，另有侯鹏飞(国民党第28军15师43旅旅长)墓、赵楚卿(国民党第28军15师43旅旅参谋长)墓。

位于黄爱、庞人铨墓至五道梯处，还遗存有国民党陆军第4军抗战阵亡将士墓，湖南师大武装部北侧和文学院樟园内则有陆军第10军抗战阵亡阵亡将士墓，云麓宫前的护栏上还雕刻着5000位第一次长沙会战阵亡的将士名录。一个名字就是一部个人的抗战史。鏖战日寇的岁月虽已过去，但留下一个名字，是对他们的尊重，也表达着后人不忘历史、继承遗志的决心。

从五轮塔顺山而上，在接近山顶的响鼓岭，一个凉亭中巍然屹立着一块两米多高的石碑——长沙会战碑，碑立于1941年，记述了第一次会战中第九战区全体将士奋勇抗日的悲壮事迹，虽历时久远，但碑上的字迹依然可辨，读来还让人热血沸腾。

而从爱晚亭走过往后两三百米，有一个防空洞，旁边一块石碑上刻着“第九战区司令部战时指挥部(遗址)”，这是第三次会战时薛岳的前线指挥所，就在这个如今被铁门拦住、一团漆黑的山洞里，薛岳和他的军队首脑们指挥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捷。距防空洞口10多米处，有一棵130多年的老枫树依然郁郁葱葱，它是历史的见证者，如今，它见证着鲜血换来的和平，也见证着这座山与这座城的变化与发展。

当然，抗日阵亡的远不止长沙战役的将士，在那场民族大灾难当中，湖湘子弟中的不少人为了救国救亡，赴汤蹈火，青史永铭。后山山麓，就葬有齐学启(1890—1945年，国民党新38师副师长)、张镜远 (1907—1938年，国民党第36军第5师代理师长)两位将军。

前一位是宁乡人，与孙立人率军赴缅配合盟军作战，仁安羌援救英军声名远扬，卡萨痛击日寇让敌闻名丧胆，被俘斥敌决意求死报国义胆冲天，仰光中央监狱俘虏集中营训责汉奸中外动容，冯玉祥将军称其“宁死不屈世惊叹，壮烈足称中华魂”实在一点也不为过。

后一位是安徽含山人，1938年11月在岳阳北城陵矶遭炮艇、登陆艇的强攻掩护下日军两装备精良的加强大队(营)的进犯，张率军顽强阻击，屡败敌军，后来日军调动其空中优势飞机密集轰炸，使中国官兵伤亡惨重，渐渐失去战斗力，27日城陵矶落入敌手，张镜远举枪自尽，以身殉国。

第三类，人民革命烈士之墓。

最有名的当然是萧劲光(1903—1989年，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十大将之一)墓园。与安葬在岳麓山的其他名人不同，萧劲光的老家就在山脚本的赵家洲巷，现故居与墓园山下山上遥相呼应。他早年在长沙名校长郡中学读书，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到1921年4月和刘少奇等一起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生活于斯近二十载，对山上的一草一木皆有感情。199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为他在岳麓山立下了铜像。铜像为半身胸像，着大将军服，十分威武。铜像前有一广场，周围松柏环绕，显得庄重肃穆。

除此外，还有电视塔旁的陈明仁(1903—1974年，1955年上将)与谢芳如合葬墓，篬筤谷谷口左侧山坡上的高继青(1927—1949年，爱国学生的杰出代表)墓，枫林路与半山亭景区中途的肖伟(1920—1948年，醴陵矿警队武装起义领导者，肖劲光之侄)墓，桃源村上方的黄爱(1897-1922年，工人领袖)墓、庞人铨(1898-1922年，工人领袖)墓，白鹤泉附近的黄静源(1900—1925年，湖南早期工运领袖)墓，某偏僻处的汪先宗(1890—1925年，早期湖南农运领袖)墓等。青山埋忠骨，功勋载史册，这些革命烈士的事迹也因墓而彰明，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

岳麓山当然不仅只是政治人物和将士的舞台，更是文化教育的风水宝地。

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是岳麓山的一块金字招牌，更是为岳麓山的钟灵毓秀填注了文脉资源，从北宋以来就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镇。

自然，其中名师不断，周式、张栻、朱熹、陈傅良、真德秀、魏了翁、张忠恕、吴澄、吴猎、欧阳守道、叶性、陈论、李东阳、王守仁、季本、罗洪先、邹元标、张元忭、吴道行、高世泰、车万育、陈际鼎、廖俨、李文炤、易宗涒、曹耀珩、房逢年、王文清、周焘、旷敏本、吴荣光、毕沅、吴大澂、万年茂、张九镒、罗典、王坦修、袁名曜、贺长龄、欧阳厚均、丁善庆、周玉麒、徐棻、王先谦、程颂万、谭嗣同、梁启超、陈宝箴、皮锡瑞、宾步程等先后在此执教或讲学，是教师群中的杰出代表。

他们教书育人，开启智慧，是文化教育湘军的先导，是无论如何称颂也不为其过的。而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周叔弢(1891—1984年)撰联所称“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千年学府传于古;人因道立，道以人传，一代风流直到今”，没有这学术重镇一贯的专注、精心的灌溉，不会如泉般接连涌现湖湘大地上那天灵地杰般的政治改良派人才群(陶澍、贺长龄、严如煜、魏源)、中兴将相人才群(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李元度、刘蓉、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维新变法派人才群(谭嗣同、唐才常、沈荩、黄遵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人才群(蔡锷、黄兴、蒋翊武、陈天华、程潜)、新民主主义革命家人才群(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李达、罗章龙、甘泗淇、谢觉哉、何长工、袁任远、周小舟)等。岳麓山也有幸留下了众多教育家的灵柩，使其教育的传统火薪不散。

粗略统计，葬在此山的文化教育名师，除却葬在飞来石右侧的吴道行、赫石坡的陈开金、归宿亭东侧的龙均甫、纪忠亭南的彭家贞(号香山，清嘉庆辛酉科举人)外，还有：穿石坡原教育公墓区的谢祖尧(1889—1946年，明德中学代校长、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丁文江(1887—1936年，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的汉语语言文字学家)、李相琼(1899—1947年，稻田女校教务主任兼化学教员)、夏开权(1901—1948年，民国教育部参事、立法院立法委员)、彭先泽(1902—1951年，“中国黑茶理论之父”，湖南修业农校茶科主任、湖南省农业改进所茶作系主任、安化茶场场长、克强学院教授)，赫石坡的易鼎新(1887—1953年，湖南大学代理校长)、任凯南(1884—1949年，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经济学主任，经济学家)、缪恩钊(1893—1959年，湖南大学教授)、李蕃熙(1895—1951年，湖南大学机械系系主任兼教务长，教授)与夫人伏淑纯、黎溎荪(湖南高工校长)、曾昭权(?—1952年，曾国藩曾孙，湖南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主任、教授)、方梗楚(湖南大学电机系教授)、方授楚(1898—1956年，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董爽秋 (1896—1980年，湖南师范学院和湖南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唐艺菁(湖南大学土木系主任、教授)，七十三军墓右方的杨树达(1885—1956年，湖南文史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林修梅墓南侧的董纯(1903—1954年)，后山桃花岭联络村二环线西南的方叔章(1882-1953年，省文史馆副馆长)。

这些文化教育大家，或是学术楷模，或为行为典范，皆以忠于知识仗义执言而著称，一抷黄土何能淹没其燿燿光芒?

以明末吴道行为例：他一生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东林学派传人高世泰称赞他“道以朱张为宗，与文端(顾宪成)、忠宽揆(高攀龙)固一也，可不谓衡湘之贤哲哉”。他培养出了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的大思想家王夫之，不可谓不名动天下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王朝覆亡，吴道行“郁郁不自得，一日趋吉藩故邸，望阙痛哭展拜，舆归(岳麓)山中，不食而卒”，以死明志，最终实践了他的老师张元忭所教诲的“爱国忠君仗至诚，休将一念坏平生。勿欺请绎宣尼训，留取丹心答圣明”的人生理想，表现了“衡湘贤哲”的清白与高洁。明代最后一任长沙知府堵胤锡为其撰《吴嵝山墓碑》，碑文中云：“长沙之岳麓，为距于郡，为客为贤者区薮，为名物景光。先生当若地，近厥幽居，讲学于山堂，志纪其胜迹，而不足以竟先生之奇，毕岳麓之事。于是怀忠感赋，绝笔甲申，千秋已矣，一笑冥冥。度麓阡陌，升麓冈原;营苍莨以载魄，抱苍白而长眠。先生以岳麓为生死焉。”如今墓碑已毁，幸清代陈运溶将其全文收录在《湘诚访古录》中，碑文才得以流传。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不错的，只要到过岳麓山走进过岳麓书院的人，都会油然而生这样的嗟叹。

朱张会讲的历史镜头会在人们脑中放映，朗朗书声吟诗作赋问道探研的图景似在眼前，而一个个或学识渊博或气节凛然或指点江山者亦会走出课本，向你微笑，向你疾呼，向你招手……确实乎“惟楚有材，三湘弟子遍天下;于世无偶，百代弦歌贯古今”。

你可以不熟悉书院的历史，可以不太了解岳麓山，但是，这里的古木苍苍会告诉你一切答案。

书院里的古木以桑、槐、樟为主，多高大如磐，直耸云霄，树龄大多在100至200年之间，但500年以上的也不在少数。据说，朱熹在此讲学时，就曾手植樟树一株，人称“朱子樟”。清人吴敏树(1805—1873年，字本深，岳阳县人，木半湖文派的创始人，清道光举人，著名的文学家、经史学家)写有一诗说：“万木仰一秀，大根蟠众灵。昔贤留仿佛，兹贤见仪型。干抱风霜黑，枝扶天地青。当年习礼处，槐市愧谈经。”八月槐花盛开时，从头门过赫曦台跨大门而入，槐蕊漫撒，馨香伴你;而桑、樟青青，魁然而立;一路行来，既有书香荤绕，又有色香俱佳的景致入目入鼻，真是令人兴奋。古语说：“槐花黄，举子忙。”秋冬之际，正是科举考试举行之时，为考上进士高中状元，成千上万的童生们聚于这深宅古院刻苦研读，那该是一副怎样叫人惊叹的景象。《三辅黄图》中载：“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雍容揖让，议或论槐下。”从此可见这文化市场盛况一斑。古人称读书的地方为桑槐之地，意喻为读书人必须像春蚕食桑一样，勤奋学习才有所成，其鞭策力可谓极大之有。岳麓书院二门有匾书“潇湘槐市”，四字极赞此处盛事，符合人事，又契合风水，确为妙题。

认真研究可以知道，岳麓书院之所以名冠古今，留传下来，生脉不熄，与它的开放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学员的录取上，它不拘于地域，也很少论及出身，这在思想禁锢的年代是少见的。更少见的是它的教学能适应于时代的发展，在内容和方式上更新。在文人相轻特别严重的宋朝，张栻作为山长，不囿成见，力邀与已齐名的朱熹来院讲学，开创了很好的学术之风。到清末，民族危难，又有王先谦等人吸纳新学，讲究时务，变革学制，开新风育新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分子。这实是走在时代先列之举。其实这种开放在植树栽木上也显示了出来。书院中除种桑槐樟木以外，不乏有桂花树、朴树、枫树、银杏，各类树木杂植，缤纷而立，各显风采;院门前还有书院八景之一的“桃坞烘霞”，桃木春花灿烂，秋果累累;后有东晋陶侃命名的杉庵，古杉林立，独成风景;至于饮马池边的柳、曲涧畔的竹、爱晚亭上的枫，皆另有情致，尽显妙处。从木上，我们可以领悟人生的斑斓，体悟个性。它们或许正见证了历史的风起云涌，也见证了岳麓书院的纳百川的胸怀吧。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岳麓山如此多的忠魂聚集，如此多的义士慷慨悲歌，引无数英雄折腰，能修得如斯福份佳缘，恐怕得寻根到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吧。

这让人不由想起一则与西汉第一任长沙王吴芮相关的民间故事——

刘氏王朝缔建以后，聪颖的张良看到了“走狗烹”的危险，遂以告老还乡之名避祸来到长沙，吴芮见到多年的老友十分高兴，不仅美酒佳肴款待，还叫上自己的夫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女诗人毛萍及五子前来陪宴。酒酣之余，吴芮得意地告诉张良，他前些日子叫人仔细勘查了长沙王府对面的岳麓山，觉得是块极得龙脉的风水宝地，意欲百年之后以此作为家族坟冢，以让后代延绵不断享尽荣华福贵。

张良闻言，问：“王欲得百年之好，还是千年之好?”

吴芮回答：“当然是欲得千年之好。”

张良正声说：“占山为王者，不过百年;望山而安者，千载流传!流水权贵，蝼蛄无情;青山忠义，古木留芳!”

这话打动了吴芮，他于是一改初衷，将自己的墓地定在了韮菜园，并给子孙立下遗言，只能归葬于素有“小岳麓”之称的谷山下，日夜翘望岳麓！

吴氏一脉，果然以后屡代人才辈出，西汉时其家族5人封王9人封侯无祸而荣极一时，后嗣中为东汉缔建立下不世之功的吴汉家族百年内竟出现四十余个相侯，唐朝时吴翥、吴融父子以诗书著称并被冠为“吴氏文字”，南宋时吴玠、吴璘兄弟所率的吴家军让岳飞也见之下马以礼……

客观地说，与其说是张良的指点、吴芮的领悟拯救并重振了吴氏，不如说是他们舍弃私利、自觉守护住了岳麓山的精灵而有了丰厚的回报！

想想这个道理，真是值得一再反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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