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陈仲庚

舜帝封其弟象于有庳，这在中国历史上有诸多文献一记再记，说明这一事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今天来考察这一事件的当代意义，更多的则是它见证了从兄弟之和到民族之和的历史过程。

一、“象封有庳”：见诸于文献的信史

舜帝封象的有关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史记·五帝本纪》则说得更明白：“封弟象为诸侯。”王充《论衡·偶会篇》云：“传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唐代《初学记》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说：“舜葬苍梧，下有群象常为之耕。”《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又说：“舜葬苍梧九嶷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在今营道县下，有群象为之耕。”

根据上述文献的记载，舜帝封弟象为诸侯，应该是没问题的，但究竟封在何处?则不明确。郦道元《水经注·湘水》载：“应水又东南流，迳有鼻墟南。王隐曰：应阳县本泉陵之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言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庙，言甚有灵，能兴云雨。”这大致是最早明确指出“象封有庳(鼻)”的文献。

作为佐证，当地百姓对象的崇拜与祭祀，亦可见证“象封有庳”的影响。唐柳宗元《道州毁鼻亭神记》说：“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传且千岁。”从唐代往前推，象祠的存在“相传且千岁”，可见象的影响极为久远，这也足可证明“象封有庳”的可信度。

不仅在“有庳”当地建有象祠，还跨越数千里，影响到了贵州。明代大儒王阳明《象祠记》云：“灵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斯祠之肇也，盖莫知其原。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举而不敢废也。’”本文为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当地“苗夷”翻新象祠，请他作记，而“斯祠之肇也，盖莫知其原”，同样说明时间的久远;更说明象在“苗夷”等少数民族中，有着独特的影响力。

清初，屈大均考论舜弟象事迹最详。《广东新语》卷十九《坟语·鼻天子冢》说：“传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象，舜之弟也。耕者其为兄守视祭田欤?……南蛮风俗于变为中华，意象必有力焉。南裔之人，为之建祠庙、守丘墓，必不偶然。”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象在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而独特的作用。

要而言之，古代文献中所载舜弟象之事迹，虽然不很详备，但由以上文献互证，可知其大抵为信史。

二、“象为之耕”：兄弟之和的见证

王阳明在《象祠记》中说：“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书》不云乎：‘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瞽瞍亦允若，则已化而为慈父。象犹不弟，不可以为谐。进治于善，则不至于恶;不抵于奸，则必入于善。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按照《尚书》中的意思，舜能在“父顽、母嚚、弟傲”的家庭环境下做到“克谐以孝”，这自然是指整个家庭的和谐，父母、兄弟均被舜帝所感化，才算实现了真正的家庭和谐，才能证明“克谐以孝”的效果。这是从文献记载中间接透露出来的信息。

直接的信息则是“舜葬苍梧，象为之耕”。根据屈大均的考论，“耕者其为兄守视祭田”;这当然不是指象一个人为兄守视祭田，还包括有庳的百姓。屈大均说：“舜崩，四海丧之如考妣，爱象者，所以爱舜也。”这里所强调的是“爱象者，所以爱舜”，显然是指有庳的百姓因为“爱象”，所以协助象一起来守视祭田。有庳国的四境究竟管辖到了哪里?现在已无法确指，但九疑山应该在其范围内，所以象可以带着百姓去为兄长守视祭田。这也就是上述文献所说的“有群象为之耕”。“群象”，应该就是指有庳国的诸多百姓。

在上述文献中，还有一个说法值得注意，那就是“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当年“舜耕历山”时，曾有“象为之耕，鸟为之耘”，拂去其神话色彩，从历史合理主义的角度进行解释，这应该是以象为图腾的部落和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联合在一起耕田，说明以虞舜为代表的“东夷集团”至少是两个大部落的联盟。舜帝到华夏集团继承尧帝的帝位，应该带去了鸟图腾部落，这可能就是《尚书》等典籍所记载的“凤凰来仪”的真实缘由。另一个象图腾部落则由舜帝之弟象所继承，并随“象封有庳”而迁徙到了有庳国。而禹在继承舜帝之位的同时，也接收了鸟图腾部落，所以当他崩葬会稽时，有“鸟(鸟图腾部落)为之田”。舜帝南巡，除了一支乐队，并没有带太多的人员，这除了他要宣传“以德服人”的理念外，则还有一支力量可以依靠，那就是由他弟弟象所统帅的象图腾部落。这也说明，他们兄弟之间已经可以相互信任。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基础，舜帝南巡不带军队，以身犯险，恐怕也非明智之举。而象不仅是舜帝南巡所依靠的力量，还主动承担了“为兄守视祭田”的责任，这不仅可以见证兄弟和好，更可见证兄弟情深。

三、象祠千古：民族之和的见证

在中国早期的文献记载中，象是恶人的形象。《史记﹒五帝本纪》说：“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司马迁的文笔简练老辣，寥寥数笔，就把一个贪婪、虚伪、少廉寡耻的形象刻画得入骨三分，使得后人对象的印象，就定格在这一形象上。

正是基于司马迁所描述的印象，唐代薛伯高任道州刺史时，才拆毁象祠，并得到柳宗元的高度赞赏。薛伯高和柳宗元的看法，当然绝不只是他们各自的看法，而是代表了官方和文人长期以来的共同看法。诚如是，象在文献记载中的形象一直是臭名昭著的。

但有庳百姓对象的看法似乎有着天壤之别，它们修建象祠，祭拜“鼻亭神”，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传且千岁”。相传千岁的象祠还能保持“完而恒新”，这必定是当地百姓对它倍加呵护、长期维护的结果，同时也说明象祠在当地受重视的程度，更说明象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百姓对象的崇拜是持续而稳定的，绝不只是“急时抱佛脚”，临时求神破灾免难而已。

百姓为什么如此重视象祠?为什么会崇拜“鼻亭神”?这本来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但薛伯高在毁象祠时未作思考，柳宗元在作《道州毁鼻亭神记》时也未作思考。到了王阳明作《象祠记》时，才有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不仅认为“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还认为“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王阳明还据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然则唐人之毁之也，据象之始也;今之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终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这正是王阳明“致良知”观点的具体化，他所思考的显然与他长期思考的哲学命题相一致。但他认为象能“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则是十分准确的。对老百姓而言，谁对他们有恩，就怀念、祭祀谁。所以薛伯高虽然毁掉了象祠，但并不能毁掉象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到明代天启年间，当地又重建了象祠，恢复了对象的祭祀。这就是民心所向，不可随意践踏的。

象祠在有庳和贵州“苗夷”中得以传承数千年，则还说明了象的一大历史功绩，那就是在民族大融合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清代屈大均认为，“南蛮风俗于变为中华，意象必有力焉。南裔之人，为之建祠庙、守丘墓，必不偶然”。这是颇有眼光、也是很切合实际的看法。根据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的考证，尧舜时代存在三大部族集团，即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这三大集团，华夏与东夷集团通过政治联姻——娥皇、女英嫁入东夷或者说虞舜入赘华夏而实现了大融合，整个黄河流域实现了统一。而据有长江流域广大区域的苗蛮集团，则没有这种联姻，也不见有苗蛮集团的首领进入华夏集团的核心领导层。那么，要让众多的苗蛮服从于华夏的统一领导，除了舜帝南巡“以德服人”“泽加于其民”之外，更重要的是象在此前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已经在百姓中树立了崇高威望。尽管象的贡献从未见诸历史文献，但民间流传千古的象祠，却在诉说着象的功绩，见证着象在民族大融合中所做出的贡献。

责编：廖慧文

来源：永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