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进》 2020-11-02 16: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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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文│陈新
【“走一条崭新的路”】
上世纪中叶的时代剧变中,在外界强大的压力刺激下,沈从文一度精神崩溃,后竟发展到自戕未遂,已不能在北大当教授了。待渐渐平复后,1949年8月,在老朋友郑振铎的协调下,他被安排到冷僻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对于这番变动,沈从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且对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新事业满怀抱负,用他自己的话讲——我的“目的远得很”,要“走一条崭新的路”,进行“学术革命”。对于放弃写作,他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提到工美史的研究,他说:“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
沈从文刚到历史博物馆时,被分在陈列组,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如抄写当年7月在京召开的全国文代会的时事橱窗图片说明。而他的本职工作是在库房里清点登记馆藏文物,也参与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有时还负责清点古币、在草地上拔草。
虽然有副研究员的身份,但沈从文是一个边缘人,始终处于底层“小职员”位置。沈的上头有无数领导可以对他发号施令,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在本馆中上面有馆长,有本部主任,有组长,都可算得是我上司。每天我按时签到,一离办公桌必禀告一下主任,印二寸大照片作资料,必呈请主任批准,再请另一部主任批准,才能行。”
除了个人住房紧张外,沈从文也拿不到所需要的办公材料,甚至要不到一个办公室,只好在午门城楼一条走廊的小角落放了一张办公桌。此时的他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衰弱,累极时想休息又不可能 ,实在只想哭哭”,以为“并不妨碍别人”,但回头也只能强忍着,因为“见什么人吓怕”。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和曲折后,沈从文反而变得安静而自省,他对张兆和说:“我温习到16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工作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
沈从文刻苦地学习业务,大约过了两年,估计能力“合格了”,便主动申请去陈列室作讲解员,还常去故宫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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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在这里工作。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待客平等,因人施“讲”】
当讲解员很辛苦,据沈从文在1968年所作的检查《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中回忆:“本馆一系列特别展览,我总是主动去作说明员。一面学,一面讲。工作当然比坐办公室谈天、看书为辛苦。可是,知识或基本常识,便越来越落实了。加上入库房工作和图书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头上的就干。常识一会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变化了。有了问题,我起始有了发言权。有些新问题,我慢慢的懂了。再结合文献,对文献中问题,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实好些,基础踏实些。”
那时北京的冬天很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气温常在零下10度以下,而且“上面”还不许烤火。在工作了八九个小时后,天色渐暗,观众散去,沈又渴又累,还伴有一点气喘,常感觉胸部和腰部都仿佛被束缚得极紧,“只想在任何一级砖道上坐下来稍停停”。间歇时,他也站在午门城头看万家灯火,听远处杂乱的歌声和眼前太庙松柏林中黄鹂鸟的鸣叫,感觉自己孤独而陌生,不禁喃喃自问:“我在什么地方?我是谁?我究竟是为什么这么下去?”
沈从文对待讲解工作认真而充满热忱,讲到动情处,他常会压低声线,不由赞叹:“美极啦!美极啦!”从事工艺美术设计、电影、戏剧的工作人员,常需要用到古代服饰花纹、道具等方面的知识,对他们提出的各类问题,沈从文总是不厌其烦,尽可能满足。有时他甚至担心别人听不清湘西口音,讲完后又叫对方留下地址,再写十几页的长信寄去。
沈从文待客平等,他很会因人施“讲”——给政府高级干部们讲历史上的大事,其中包含着治理国家等寓意;跟一般文化人,讲得深入浅出;跟普通工人,则说大白话。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常书鸿先生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他(指沈从文)自告奋勇,每天都去,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一次,沈的多年好友萧乾陪外宾参观故宫,恰好碰上沈从文负责讲解,不免唏嘘:“……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一位西南的朋友来京开会,到陈列室找沈从文,看见他弯着腰,声音嘶哑地在讲解,不禁流下眼泪,久久不能平息。后来沈从文陪他到公园里喝茶,反过来安慰他很久,两人才分别。
同沈从文50年半师半友的萧离曾说,一次,考古研究所的几个人准备去故宫陶瓷馆学习参观,想请沈从文给他们讲解一下。年过七旬的沈欣然应允,坐着电车,还抱着十几斤重的几大册图录。在陈列室里,他边看边讲,同时用图录作补充,整整为他们讲了一个下午。萧离说,搞文物这行有个“知识私有”的坏风气。沈从文恰恰相反,从不藏私,有人来求教,必定倾囊相授。他全凭记忆写成几十张几百张卡片,分装在大大小小的纸袋里,上面注明“内××材料”“××有用”“此供××参考”,放在桌上、窗台上、箱子上、书架上,到处都是。
有时在陈列室也会碰到尴尬事。上世纪50年代中期,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市里一位领导同志。他早早动身去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原来是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事后馆里召开批评大会,指责沈从文无组织、无纪律:你为何中途来了,又跑了?”无奈之下,沈从文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对待我——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鞠躬如也。”并解释吴晗曾当过他的学生。但对这件事,他的小姨子张允和是这样解释的:“当时三妹兆和是蛮疯的女孩子,活泼,爱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老拿第一。很多人追我们的三妹,沈从文的情书最多,吴晗也写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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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后半生的心血之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图片来源网络
【生产线的“后勤杂务人员”】
沈从文本属于博物院的研究人员,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等,但他却走出办公室,去当讲解员,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是一位从农村、旧军队、底层走出来的人,对社会和人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1974年,他给巴金信中曾提到当讲解员的经历:“我深深欢喜这个名分,因为学习的进展都和它分不开!”1976年,在回复许杰的信中说:“名分上虽为‘研究员’,事实上一切研究,都是在‘说明员’工作上推进的。”沈从文认为,当讲解员是他“唯一与人民碰头”的机会,可以与年轻人的生命相互“照耀接触”。
沈从文与美术、工艺美术的渊源,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开始。他20岁在“湘西王”陈渠珍身边时,就曾为其保管书画、青铜器、古书,从湘西来到北平,青年沈从文方向未定,历史、文物、美术等书籍却是他的阅读之重。抗战时寓居云南,他对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也情有独钟。及至来到历史博物馆,他的专门性研究更是拓展到陶瓷、漆器及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缬与服饰、《红楼梦》衣物、龙凤艺术、马的艺术和装备等。通过做讲解员,沈从文可以接触到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陶瓷、丝绸、雕刻、刻玉等各类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了解他们的生产情况和制作上的困难,从而“古为今用”,向他们提供资料和帮助,当好生产一线的“后勤杂务人员”。
文物研究要为生产服务,要为提高产品特别是工艺美术的艺术质量服务,是沈从文的一贯主张。1952年第一批烧制、供北京饭店举行国宴及驻外使馆招待国宾使用的“建国瓷”采用的两种图案“一青花,一豆彩”,就是沈从文提供的。1974年沈从文在给巴金信中说“这件事就值得纪念”,又说“事情太小”。改革开放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有时到基层工艺美术工厂视察,他不断地问情况,提建议,给资料,交朋友,还曾带了两箱子旧绸缎,在南京、苏州、杭州之间辗转了四个多月。
因为声名在外,沈从文在东堂子逼仄的陋室不断接待来自各地的来访者,其中有不少是专门找他咨询、解决难题的工厂技术员和老师傅。以至于妻子张兆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去屋檐下搭的简易厨房中躲避。因为担心沈从文“可能会招惹祸害,身体会垮下来”,老两口还闹起了矛盾。沈从文说张兆和计较的是“小处”,他以为,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是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么好的机会”,这才是“大处”。
听了沈从文的讲解而对文物产生兴趣的大有人在,其中一位叫孙机。孙机1929年生于青岛,19岁来到北京,当过坦克兵,新中国成立之初,他调职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文艺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上班。那段时间,恰巧沈从文常会到午门给游客义务讲解,孙机也跟着去听,时间长了,两人就熟悉起来,于是孙机提出要向沈从文拜师学艺。一天中午,他给沈从文拎着包,一同到中山公园围墙外,两个人坐在窄板凳上喝豆花(当时叫老豆腐),沈从文指着碗里或聚或散的白点说:绞缬的效果就是这样的。孙机晚年回忆说:“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风,他讲起文物来不疾不徐,娓娓而谈,生怕你听不懂;即使听者略有领悟,先生仍要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诱导你往深处想。”沈从文还让孙机读原田淑一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三本书,即著名的“原田三书”。受老师的影响,孙机改变了人生道路,日后也成为著名的文物研究专家。
1953年夏,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访问团参观历史博物馆。一位叫王序的青年战士随队走进文物展览大厅,铜镜展柜中摆放了几十面唐宋铜镜,可他对文物所知实在很少。一位50来岁、举止儒雅的工作人员笑着朝他走来,细致耐心地给他讲解,“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王序听得入了迷,也非常感动。
出于礼貌,王序一直没有问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一次握手告别之际,他觉得这次非问不可了,便说:“这么多天你都陪着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我是沈从文”,一句话让王序顿时愣住了,甚至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是30年代即蜚声文坛的老作家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来沈从文不时带着王序去听学术报告,请他到家里吃饭,渐渐地,他们成为了忘年交。以后王序只要到北京出差,都要去看望沈从文,向老师请教;王序返回朝鲜时,沈便送给他们团部一些书籍,以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
这次偶然相逢,竟改变了王序的命运。1958年王复员回国,请沈从文帮助挑选工作单位,在沈的建议下,他最终选择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从文从此有了得力的研究助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有了一位重要的传承人。沈从文对王序赞叹不已:这个小朋友多可爱,工作又多负责!”1975年8月15日,沈偶然在过去杂乱的文稿里,发现1949年2月在“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中写下的绝笔,看了非常难过,当天他就将手稿郑重地交给王序,并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要把它收到我的全集里。”沈从文的一生中,只有两次提到要编自己的《全集》。一次是1947年后,在1934年生活书店版的《边城》封面上的批语,而亲口嘱托他人的,唯有这一次。
1986年5月10日,沈从文突发心脏旧疾,病重不起,王序第一时间赶到,陪伴在恩师身边。据沈从文另一位助手王亚蓉回忆,沈从文在生命最后时刻,“静静地看着……王序,好像轻轻地有个笑意,慢慢合上了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王序受到沈从文亲属的最大信任,组织主持了恩师简朴庄重的告别仪式。
据沈从文回忆,在当讲解员期间,前后接待了“约卅万观众”,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曾这样坦承:“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的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在漫长的岁月里,沈从文经历了困苦、劫难和颠簸,却默默地,含辛茹苦地立起人生的又一座高峰。一个强大的生命是压不住的,像涓涓细流,不是从这里流出,就是从那里喷涌,总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8年第5期,作者系文史学者)
责编:廖慧文
来源:《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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