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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诞辰130周年。他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任教清华大学时，与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受到中外学者器重。他一生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尤其他在抗战中的遭遇，更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日本人进城后，派人招揽当时的国学大家、陈寅恪之父陈三立，陈三立为表明立场绝食5日，不幸忧愤而死。后来，陈寅恪在《第七次交代底稿》中曾说：“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八十五岁老父亲因见大局如此，忧愤不食而死。”

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匆匆南渡，辗转于长沙、蒙自、昆明等地，不久后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请，准备赴英国任教，不料赶上欧洲战事，英国面临纳粹德国来势汹汹的猛攻。陈寅恪等到1940年，依然不见战争消减的迹象。无奈之下，他滞留香港，接受许地山的邀请，出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晚年，陈寅恪有诗歌《答王啸苏君》之三：“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在沦陷区，他体验着这样的困苦。香港物价高昂，居大不易，陈寅恪在那里除了家人和零星朋友外无依无靠。据他和家人的回忆，他们全家当时住在九龙太子道号三楼后座，每天去港大足足要花两小时。他的女儿说：“父亲赴港大授课，需由九龙我们家乘公共汽车到尖沙咀轮渡码头，渡海至香港后，再换乘电车到香港大学，路途单程约需两个小时。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

1940年8月28日夜，在写给好友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忍不住说出心中的苦闷：“……然弟返港后月用三百元，因有小孩学费及医药费在内，每饭几无肉，只食鸡蛋而已。一室有床三张，较之在靛花巷时饮食起居尚不能及……其中别有一种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觉，即无人可谈无书可读，实行赚钱糊口之工作，将来联大移川，而道路可通时(飞机太贵除外不计)，当再考虑行止也。”

堂堂一代史学大家，在香港却不得不每日发愁钱的事情，陈寅恪拮据到什么地步?他连香港私立幼儿园的学费都付不起，以至于他的小女儿陈美延“常用两只小手抓着铁丝护网，眼巴巴地张望，看里面同龄小朋友滑滑梯、玩跷跷板、做游戏，羡慕之极，母亲告诉美延：‘我们家没钱交费，上不了幼稚园。”

本来，国民党政府在香港沦陷前曾派出专机，抢救蒋介石圈定的滞港要员，但陈寅恪却没坐上那架飞机，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名气，着实让人意想不到。据吴定宇在《守望：陈寅恪往事》中的解释，陈寅恪其实在那份抢救名单中，“谁知孔祥熙的二女孔令伟抢先霸占机舱，不让别的人登机。陈氏与何香凝、郭沫若、茅盾、胡政之、蔡元培夫人等一批文化人，及陈济棠、陈策、许崇智等军政大员困在市内，眼睁睁地看着飞机起飞远去。被抛下的文化界、政经界以及军界知名人士，只好另想办法逃离香港。”

国府专机飞走，自己困守孤岛，陈寅恪“劫灰满眼看愁绝”。日军占领香港后，从1942年1月1日至1944年4月15日施行“粮食配给制度”，全港粮店被征用，禁止私自出售粮食，陈寅恪一家的吃住都成了问题。

战时物价上涨、粮油紧缺，昔日繁盛的香港，顷刻之间变得萧条，以至于路有冻骨、地有饥殍，即便是陈寅恪的弟弟，也“食粥不饱，卧床难起”。最艰难时，陈寅恪不得不典衣卖物，一家人穷困到需要人资助的地步。

据陈寅恪好友陈君葆在日记中回忆：“(1942年4月22日)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予陈寅恪，今日同来报告陈(寅恪)近况，谓他已挨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次日，陈君葆又道：“季明今天来说，昨天的计划，想设法替寅恪在港大找个住的地方……”

5月1日：“早上接到寅恪先生给我和季明的信，说他日间要从广州湾归乡，过海后或到平山劁(图书馆)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望，并谓‘数年来托命之所，今生死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云，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凄哽。我当时读到此，不忍再读下去。”

1942年春，日本方面派人劝降陈寅恪。起初是日伪组织派出的学生，随后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也派人来陈寅恪家劝降，许诺他只要肯去广州、上海、南京等日占区大学任教职，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陈寅恪称病拒客，日伪组织持续上门，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甚至暗示如果陈寅恪拒不服从，就会有生命危险!后来，就连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兼朋友钱稻孙也过来劝降，他叔父是新文化运动干将钱玄同，父亲钱洵是外交官，但他自己屈服于日本人的统治，担任了伪北京大学秘书长、校长。钱稻孙专程從北平南下，高薪诱惑陈寅恪为日伪政权服务。但陈寅恪呛了他一鼻子灰，使钱稻孙尴尬不已。

陈寅恪不曾忘记，父亲是在日军兵临城下时死去的。他虽然只是一介读书人，但不敢忘一家之仇、一国之恨，身世浮萍，山河破败，陈寅恪白愧是抱病书生，无法像岳飞、辛弃疾那样上阵杀敌，但他坚持名节，宁死不做日本人的鹰犬。

他拒绝了汪精卫、钱稻孙，又拒绝了日本驻香港总督及一帮文化汉奸，就算弟弟染病、自身抱恙，他也不收日伪一分一毫的贿赂。

天无绝人之路，在得知陈寅恪一家五口困居香港后，时任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立即决定对其展开营救。

1942年5月5日，香港上空风雨交加，乔装打扮的陈寅恪躲过日军监视，在夜幕下混进了一艘运粮的小商船，这艘船的目的地就是广州湾。

当时，陈寅恪一度身处绝望，他在后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提到，香港沦陷后，自己已经没有差旅费可以坐船离港，彼时内地和香港不能通邮，上海到广州湾也不能通汇，若非朱家骅设法营救，他几乎陷入绝境。在逃离香港的船上，陈寅恪写诗叹道：

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夷犹。

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

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

读书久识人生苦，未待崩离早白头。

陈寅恪长女陈流在《回忆我家逃难前厄》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境：“1942年南方春季闷热潮湿，父母带着我们姊妹到香港码头岸边的旅社宿了一夜，次日和逃难的百姓一起排队通过关卡，登上驶往广州湾(现湛江市)的海轮，开船后天气变化，南海水天一派灰暗、狂风巨浪使轮船左右颠簸，多数乘客都晕船卧倒，我也靠在椅子上……”

陈寅恪的幼女陈美延写道：“到了我们全家乘船逃离香港的时候，每个人都分担了一定的职责、任务。我年纪最小，只分配最轻的任务，负责携带一搁雨伞及手杖，并背着一个小背袋，里面装着几件常穿的衣物和本人及家长的姓名等，以防我丢失后，好心人能帮我找到父母。”

陈寅恪转移期间，朱家骅出力甚多。陈寅恪在广州湾逗留了半个月，其间他根据朱家骅的建议，与接头人碰面，拿到了应急款项，这笔款项一共是3万元，分别来自麻章商务印书馆李浩年处、赤坎汽车路18号信义行陈乐素君处、陈德君处，这背后的资助人，正是朱家骅和杭立武。

5月26日，陈寅恪偕家眷离开广州湾，6月18日至广西桂林，“已两月未脱鞋睡觉”。1943年冬，他终于抵达成都，暂时任教于成都燕大。

根据吴学昭的《吴宓与陈寅恪》一文记载：“在成都燕大，他(陈寅恪)讲授‘唐史‘元白刘诗课和‘晋至唐史专题研究，听讲的除了学生，还有燕大和其他大学的教师。包括金陵大学国文系主任高文、讲师程千帆等，几乎每节课都来听，详细做笔记。有11篇重要的论文，都是在成都所作，其中有关元白诗的9篇，后来收入《元白诗笺证稿》，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梅贻宝在当时成都燕大全校周会上兴奋说道：“我校迁徙西南，设备简陋，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执教。陈先生业已到校，即可开课，这是学校之福。”

直到抗日战争结束，陈寅恪都滞留在中国西南。这段时间他度过了相对安宁的时光，但也因辗转于华北、西南、岭南等地，用眼过度，忧心操劳，终致眼疾加重，无法复明。这令陈寅恪深受打击，内心更为煎熬。他在诗中感慨写道：“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后半段。当时，国民党政府金融改革失败，国家经济趋于崩溃，据季羡林回忆：“从法币改为金圆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也没有。”

其实早在1947年，陈寅恪就面临了货币贬值的烦恼。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略》中记录：“(1947年)是岁甚寒。清华各院本装有水汀，经费绌，无力供暖气，需住户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

此时，一向爱重陈寅恪的胡适决定出手相助，要给陈寅恪“一笔颇大数目的美元”，以助其渡过难关。但陈寅恪得知后，坚决拒绝，胡适知道陈寅恪不轻易受人救济，思虑之下，他决定和陈寅恪商量，用美元换藏书。据季羡林回忆，那是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是如今用金钱都未必能买到的，但陈寅恪只收了2000美元。

1948年12月初，劇变前夕。胡适劝陈寅恪一同去台湾，飞机都预备好了，但陈寅恪决定奔赴广州，而不是胡适等人定下的终点站台湾。陈寅恪决心已定，胡适苦心劝说无果，与他珍重告别。不曾想，君子一别，无缘再见。

责编：廖慧文

来源：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