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的青涩少年）

文/何云波

一

1977年，我在一个乡下中学，读高二。

突然就听说，过去推荐上大学的法子不灵了，要高考了。这于我等毫无任何背景的农家子弟，真是特大喜奔，好像天上突然要掉馅饼了。

不管这馅饼接不接得着，赶紧去准备簸箕啊！

然后，1977年那个冬天，中国积攒了10年的570万考生，甚至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那年，北京市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而一篇满分的作文，那开头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再也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经进入中年了。

然后，1978年的春天，27万余人脱颖而出，走进了大学校园。也包括那位即将进入而立之年的父亲。

那时，高中只读两年。紧接着，就要轮到我们上战场了。

那个时候，每个公社（现在叫乡）都办中学，我在那个叫陶岭的“社办中学”，到初中到高中，已经“乐读”了快四年。尽管也有个别不错的老师，尽管我一直算喜欢读书、成绩优秀的学生，但那个时候实在没什么书可读（偶尔弄到一本《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之类，就是万幸了），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完全记不清是如何备考的，然后，在1978年的那个夏天，我也走进了高考考场。

如今回忆起来，完全不记得考了些什么，作文写的啥（查阅资料，说是将一篇《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的文章缩写成500至600字，我却记得湖南考生好像写的是《心中有话向党说》）。稀里糊涂地进去，也不知道向“党”说了些什么，就懵里懵懂地出来了。

然后，成绩公布，文科五门（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我得了270多分。

那年，据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录取率大约6.5%。

而我，属于93.5%的“大多数”。

“大多数”就“大多数”吧，当不了“一小撮”也没什么。其实，在那个乡下中学，我已经算是“高考状元”。

那时实在太小，不懂事，来不及感时忧世。

那年，我15岁。

二

有人说，对那时的乡下人而言，高考就是唯一的“鲤鱼跳龙门”的机会，是“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的“分水岭”。

瘦弱的十五岁的少年，如果从此就在“广阔天地”中去“大有作为”，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何以“为”？

县里准备办复习班，突然来了通知，我等算“可再造”之材，然后就有了“回炉”的机会。

那个时候，全国人民奔“四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代表“科学技术”的理科受到高度重视，理科复读班在县一中，我们“文科班”却只能偏安一隅，被发配到城关镇边上的“城东中学”。不过，这里的师资、学习条件，已经比那“社办中学”好了许多。在复读班，我进去的时候，高考成绩算中等，一个多月，就考第一了。

第二个学期，“文科复读班”也终于被“插”进了一中，复读生与应届生被编成一个混合班。应届生基本上都是家在县城，复读生多来自乡下，于是，穿“皮鞋”与穿“草鞋”的，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

那时的高考，尽管录取比例很低，但似乎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压力。可能是因为反正比例低，“大多数”上不了大学，做个“大多数”也就没什么丢人的了。大人也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我就这样自由自在，悠哉游哉地备考，该干嘛干嘛，记忆最深刻的不是课堂，反而是跟着同学学骑自行车，还有某部新电影，如印度电影《流浪者》之类来了，同学委托我去电影院的窗口挤电影票，还有，冷饮店三分钱一支的美味的冰棒……

终于临到了考试，五门正科，总分满分500分。外语为参考，不计入总分。我们在初中时，正流行黄帅反潮流，张铁生交白卷，“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能当接班人”，老师要我们对学校提意见，什么课可以不开，我们便异口同声地说：外语。结果，那英文，除了课本第一课“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Chairman Mao）记得烂熟，其他就一概不知了。五门正科的考试都还觉顺利，最后一门考英语，卷子发下来，两眼一抹黑，考场规定至少半小时才能交卷。只有选择题可圈，凭感觉几分钟搞定，然后就干等着，半小时一到，大家呼啦一声都作鸟兽散。

等了个把月，分数公布，我考了345分（语文73，数学56，地理80，政治、历史忘记了，另外，英语作为参考分，蒙了6分），忝为全县“文科状元”。我等都可以做“状元”，那时的教育质量可想而知（这“状元”，主要还搭帮那没及格的“数学”，文科全班也是全县4人考上本科，我就是比另外三位同学数学多考了20分，结果我上了作为重点的湘大，他们有两个去了湖南师大，一个去了湖南财经学院）。

那年，本科线理科290分，文科300分。重点大学线文科340分。然后，就是填志愿，面临人生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志愿栏分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两类。重点大学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湘潭大学，一来湘大是1978年国务院钦定的全国十六所综合性重点大学之一（其他非综合性重点大学多为理工为主，俺们不受待见的文科生，可选择的实在太少），那时声誉正隆；二来，我那点分数，刚过重点，也没什么好挑剔的。于是，果断地，重点第一志愿填了湘潭大学，第二志愿，象征性地填个“武汉大学”，以做点缀。非重点第一志愿填的“西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那是那时的我很想去的学校。也许，在那个时代，法庭、法官，代表的是威严，是权力，让我等心生敬畏，想想，自己有朝一日也带上大盖帽，想想就够美的了。

又是等待，倒也不着急，大学肯定是有读的了。结果，有一天，我在老家的那条窄窄的巷子里枯坐，有人拿来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你被全国重点大学——湘潭大学录取了，专业：中文。

首先是乡里轰动了，十里八乡，都传着大村何家出了个大学生，了不得。

再踏进县城时，一切仿佛也不一样了。在县一中教书、后来去了政府部门的姨夫，带我走亲访友，到处看到的是羡慕的神情，听到的是夸奖的话，还有人家暗示：家有小女初长成……斯情斯景，真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感觉啊！

然后，“草鞋”换成了一双“解放鞋”，一身新做的土布衬衣，一只木箱，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湘大，成了“七九中文”的一员。

（我大一了）

到了湘大才发现，我在班里，高考成绩算最低的之一。我的那些同学，三百五、六十分的是常态，最高的377分，据说那年北大的文科线也就375分，武大350分。那时湘大政治地位高，招生有特惠，凡本省考生，志愿里有湘大的，都由湘大先挑，结果我的不少非第一志愿的同学，就这样被“抢婚”了。然后，我便自我安慰，我与湘大，算自由恋爱，两情两悦，虽然自忖“姿色”差了点，既然湘大不弃，那就好好努力吧，争取未来做一个合格的“湘大人”。

翘首望君成，莫负断肠人。

这是同学桂老毕业时给我的留言。

三

毕业了，在大学教书，再次与高考发生关联，是参加高考阅卷。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长沙铁道学院外语系教汉语，那时的高考阅卷，由湖南师大负责。于是，有几年暑期，都会在师大校园里待几天，为祖国选拔人才。

记得1990年的夏天，我再一次走进师大校园。我负责语文卷中作文的复评。那年的考试是一篇材料作文：

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去玫瑰园，一个女儿告诉母亲，“这里不好，每朵花下都有刺”，另外一个女儿告诉母亲“这里真好，每个刺上面都有花”。根据这一材料展开描写，写一篇议论文。

然后，每天看几百上千篇的同题作文。大部分学生都是从看问题要一分为二的角度立论，由此联系现实，虽然有种种不如意之处，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作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中规中矩，仿佛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使你无法不给他一个该得的分数。但“真理”被重复一万遍，也难免令人生厌。百无聊赖之下，有一天，忽然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女生，先从自己的坎坷经历讲起，父亲如何早逝，生活如何艰难，生活的磨炼，让她如何不断地调整自己，重新认识人生，最后结题：

生活本来就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生活才构成了完整的生活，就像玫瑰有花就会有刺一样。

见此作文，眼睛顿时一亮，一个中学生，有如此的悟性，真是难得。但一看初评老师给的分数，低得让人大吃一惊。我给铁道另一位负责复查的老师看这作文，他也觉得好。我心里有底了，去找负责初评的“判官”，是位中学老师，我问这作文写得很好，为何给它一个那么低的分数。那位老师回答：第一，此文不合材料作文的格式，有跑题之嫌；第二，这位同学的思想表现得太消极。

然后，我跟那位“判官”说，你看，文章虽然前面没复述材料，但结尾不是点了题吗？第二，一个中学生，能够看到生活的不完美，还能正确对待，其实已经够“积极”了啊！

那位老师听了我的话，觉得也还在理，把分数改了过来。满分30分，由不及格变成了“24”分。复评老师有3分的权利，然后，我又把“24”改成了“27”。

这一改，仅仅一篇作文，前后得分就差了十几分。不知道那位女生是否因此考上了大学，因此改变了她的命运。

（40年后，回首来时路）

有时，觉得人生真的很奇妙，时代造就人，而有时，冥冥中，你的作为就可能跟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有了关联。

就像我的高考，你的高考，我们的高考……

责编：曹漾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