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何 纯

展读徐新平教授新作《中国新闻伦理思想的演进》一著时，正是中国尤其是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日趋向好之时，却也是互联网上评论各类媒体在疫情期内的表达与表现的舆情喧哗之时。针对整个疫期内大众传媒尤其是主流媒体在信息提供上的那么多勇气、那么多担当、那么多的揭示真相……还有要么误判、要么沉默、要么一味歌颂等，有说难能可贵的，有说情有可原的，还有说平庸之恶的……说来说去，其议题无不与新闻伦理问题相勾连。而新闻伦理关乎的是新闻人的职业道德，是新闻业赖以存在的根基，也是新闻人生存的依托——“品性为第一要素”（邵飘萍），“事实上,如果新闻工作一旦丧失道德价值,它即刻便会变成一种对社会无用的东西,就会失去任何存在的理由”（ [美] 约翰·赫斯顿）——如此看来，《中国新闻伦理思想的演进》的出版，不仅适逢其时，更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多年以前，徐新平便有《新闻伦理学新论》一著行世。彼著在对新闻本质把握的基础上,从新闻实践过程中的内部规律和外在联系两方面论证了新闻工作的职业特征，并且首次从“新闻伦理思想”的角度归纳出中国新闻伦理观的进程与特点,勾勒出中国新闻伦理思想衍变发展的历史轨迹。多年以来，他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担当，贴着这个选题，研阅穷照，不断掘进，力图“对百余年来中国新闻伦理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在忠于史料的前提下，对这些思想进行适当的辨析与评价”。故而，在前著的基础上，本著便有了极大的拓展与深化。

一是对中国新闻伦理观念的拓展与深化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言，“一个同样的总的过程，对不同的部分发生不同的影响，因为不同的局部又以不同的方式反应和促进这个总的过程发生运动。”以此观照，《中国新闻伦理思想的演进》一著是很好地把握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与联系的。从时间上说，该著从中国新闻事业发轫的晚清一直追踪到我们当今所处的21世纪，从最初所张扬的“个性道德”到今天成文的制度规范并旁及中西新闻伦理观念的比较，作者将中国新闻伦理思想发生、发展的脉络分时期分阶段梳理得异常清晰。一个时期，诸般观念，独特内涵，作者根据时代的变化、新闻本体的发展等“局部”和“总的过程”等诸多因素，条分缕析、以史证论、推理延展而得出“必然”的结论，“从而揭示出中国新闻伦理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由此观之，该著具有很强的纵深性。

作者善于发现、收集和组织散落在众多政治家、思想家主要是代表性新闻人物的各种著述或评论中的重要见解，以此作为“新闻伦理思想演进”的实证与依据，其中包括人们容易忽略或因某种原因略而不提的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即以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而言，不仅有毛泽东、刘少奇、陆定一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宣传家的思想，有史量才、戈公振、成舍我、张季鸾等民营报人的观点，也有先后做过《中央日报》社长的叶楚伧、程沧波、马星野等著名的国民党报人的相关论述，包括对马星野所主持制订的《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的全文照录及评价与扬弃。由此观之，该著亦具有很强的全面性。

一种观念的产生，既与其内部的结构有关，也与外部的环境与条件有着割舍不了的联系。布尔迪厄关于“新闻场”的论述，就告诉我们应该把新闻视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生产领域，新闻场的运作包含着诸如政治、经济、传播者、受众、文化环境等要素之间复杂的、交互性的信息传播活动。新闻场如此，作者做新闻伦理思想研究，也是把其置于“场”中的研究，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因素及其作用。其中，作者尤其在乎中国文化的传统，尤其在乎中国史家的“春秋笔法”“南董之风”与“史迁精神”对新闻人的影响、以及对新闻伦理思想形成的影响。作者对“场”的作用的把握，可以从作者对北洋政府时期新闻伦理思想的归结中见其大略：“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转型期，在历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是中国新闻事业成长迅速、最具变化的时期。各种学术思想的交汇、报纸数量的增加、报业集团的出现、最早的新闻学团体和新闻教育的产生以及对外交流的增多，都为这一时期新闻伦理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由此观之，该著又具有很强的立体性。

二是对中国新闻伦理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所谓历史，无非是两大块，一曰“事”，二曰“识”，分别表征着物质与精神，二者互为因果。而在“史”的研究中，由“识”所构成的历史，即为思想史，其形成是离不开“事”的。一方面，离开了“事”，思想便无所附丽，这早是耳熟能详的马克思“物质决定意识”的经典论述所断言了的；另一方面，又如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所指出的：“对科学家来说，自然是并且仅仅是‘现象’……但历史事件绝不是单纯的现象，而是这样的事物：历史学家不是在看着它们而是要看透它们，以识别其中的思想。”故而，柯氏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大约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量，作者在作中国新闻伦理思想研究时，其基本的理路是“由‘事’而‘识’”——即对每一个时期新闻伦理思想的分析、判断与归纳，都是从“新闻事业”现状的爬罗梳理入手，以证明“识”的其来有自，以证明“思想”所形成的客观依据。例如晚清时期新闻伦理强调的是“个体道德”，讲究“报人”私德的公平正直，为何这般？这一方面与刚刚兴起的报业正处于“文人论政”阶段有关，“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王韬），另一方面又是“晚清时期新闻业处于分散状态的必然结果”。又如对新中国27年（1949-1976）尤其是“大跃进”阶段“文革”阶段新闻报道与新闻伦理之间的背反，作者发掘了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就包括“新闻管理体制与新闻伦理观念的冲突”。

不仅如此，作者对“事”的重视，更体现作者在提炼新闻伦理思想时，也都是建立在各个时期的“新闻道德存在的问题”“新闻伦理失范的现象”的基础上的。这样的逻辑推衍与体例建构，是颇见功力与用心的。孟子曾言：“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其意亦可理解为先弄清不该做什么然后才可弄清该做什么。尤其是对伦理问题而言，只有面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与现象，弄清楚“不该如此”，方能弄清楚为何“理应如此”，从而顺理成章地建构理论且用这理论去指导实践乃至创造实践。仍然是柯林伍德，他主张“从历史思想的自我反思入手，把历史更多作为一门人类反观自身的学问，一种对人类历史认知和历史实践能力的反省。”而作者所作的这种“反省”以及评判，是深得历史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之真味的。

三是对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拓展与深化

《中国新闻伦理思想的演进》一著名为“演进”，实则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新闻伦理思想史”。历史的研究门类是颇多的，通史、断代史、专门史，或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等，无论是哪种门类，都是对“史”的拓展、丰富与贡献。徐新平在整体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中专一发掘“新闻伦理”而作其“思想史”，不能不说是“只眼独具”。这种“独具”是积累的结果、是探索的结果、是发现的结果，既是一种学养的选择，更是一种个人生产力的体现。“个人生产力”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来的，主要是指个人的思维力、想象力、观察力和记忆力等，也包括动手的技能。徐新平教授早年习汉语言文学，硕士读古典文学之先秦诸子，博士攻新闻传播学，正是这种广阔的知识背景或曰“学科融合”的优势，他在这一专门的领域便得心应手且能大力发挥，时代的特征、事业的特征、思想的特征无不洞察精准，由博而约，由面到点，既见出历史的全貌，更见出专门领域的个性，而且字里行间兼具了一种情怀，即对历史多一份理解，也就能对未来多一份期待。如此，徐新平教授的研究，其路子或许能为“术有专攻”并期待“业有所成”者以启迪以想象。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方汉奇先生评道，“《中国新闻伦理思想的演进》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近代以来中国新闻伦理思想的著作，资料详实，线索清楚，论述充分，见解新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纵向与横向相结合，深刻揭示了这个新闻伦理思想发展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拓展和深化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所以我说该著在如上三个方面具有“拓展与深化”，也是“其来有自”的。

责编：曾璇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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