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湖南“自由行”路线，请收藏

◀位于常德武陵区的刘禹锡雕像及司马楼。

湖南是一个“诗的国度”。这既源于它的自然山水之美，又得益于历代贬谪知识分子和旅行者们对它的探索发现。自屈原以降，无数华章诞生于此，并由此形成独特的“潇湘美学风格”。追寻他们的足迹，用诗歌来重新解读湖南的人文地理，是《湖南，如诗说》这一系列文章的初心所在。

撰文丨潇湘晨报报记者 常立军

和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唐代诗人刘禹锡也是一位充满政治热情的人。

“永贞革新”就是他在二王(王叔文、王伾)政治集团领导下，参与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这场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的运动的矛头直指当时的三大政治势力：宦官集团、藩镇军事集团和朝廷内的朋党集团。可以说，把当时能招惹的人全都惹了一遍。因此是一场注定输得很惨的斗争。公元805年，短暂的永贞革新失败。刘禹锡先是被贬连州，途中又被贬朗州。曾经意气风发的他，自此开始了人生一次又一次的贬谪生涯。

一路走一路思考，一路感慨，中国的诗人和哲人大都“在路上”。刘禹锡在湖南的足迹，也是他寻找自我的过程。

古代交通中心洞庭湖：一个经过六次的地方，当然很难忘

作为从长安南下的必经之路，洞庭湖简直就是刘禹锡的梦魇。

二十年间，据文献可考的就有六次之多。第一次经过洞庭是公元805年的第一次贬谪。永贞革新刚刚经历惨败，他的心情非常恐慌。路途的艰辛也让人崩溃。贬谪不是旅游。唐代的法律规定“应流贬之人，皆负谴罪……”情况稍微严重的，要求“日驰十驿以上赴任”。唐代一驿三十里，十驿三百里，拖家带口的贬谪官员们，可以说是“被驱不异犬与鸡”。这种境遇下，大多数人心情可以说是糟糕透了。韩愈就曾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凄苦诗句。

此时的刘禹锡，心情同样不好。在路经君山岛时，他写下了《君山怀古》：

属车八十一，此地阻长风。

千载威灵尽，赭山寒水中。

这应该是他在湖南的第一次访古，只是过程很不愉快，诗里透出一股颓败无奈的心情。

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夏，刘禹锡从贬谪地夔州(重庆奉节)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又一次经过洞庭湖。他自述为“长庆四年八月，予自夔州刺史转历阳(和州)，浮岷江，观洞庭，历夏口，涉浔阳而东”。这个切换贬谪地的倒霉秋天，却是一个难得好风景的季节，之前他路经洞庭都不是秋天，欣赏“洞庭秋月”的美景一直是他内心的期待。愿望既遂，于是他写下了《望洞庭》一首，以作纪念：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刘禹锡此时的心情，比写《君山怀古》时显然已经平静了许多。

洞庭湖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分界。即使是在经济文化都很发达的唐代，洞庭湖以南的湖南区域，依然被视作蛮荒之地。烟波浩渺的洞庭，也就成了繁华与荒芜的分界。古代都走水路，洞庭湖一时成了贬谪官员们的集散之地，于是被寄托了诸多哀愁。加之先贤屈原在洞庭湖流落时的哀叹，更让这湖水泛起无数的哀愁。几乎所有路过洞庭湖的诗人都在此留下诗篇。

唐宋时期洞庭湖水域向西拓展，达到方圆七八百里，是洞庭湖最深的时期。“八百里洞庭”开始频频出现于这一时期的诗文中。彼时的洞庭湖，连接湖南的四水及汨罗江，由此上溯，可达湖南四大流域，覆盖湖南全境。作为湖南当时的水路交通中心，洞庭湖对于刘禹锡而言，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地理坐标。

刘禹锡说：汉寿这地方未来会变成交通要道

刘禹锡从洞庭湖进入常德后，开始了他的贬谪岁月，一待就是十年。他是那种闲不住的性格，贬谪带给他一个四处访古幽思的机会。汉寿离常德城很近，他在这里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汉寿城春望》：

汉寿城边野草春，荒祠古墓对荆榛。

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

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

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

这是一首充满了废墟审美意识的诗歌。《唐诗鼓吹笺注》说：“只‘野草春’三字，已具无限苍凉，无限感慨。”刘禹锡似乎很擅长写这类题材，“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也是他的名句。

汉寿城在汉代是交通要道，隋朝时已荒废。刘禹锡所感，正在于此。荒祠古墓，据说指的是伍子胥庙和楚平王墓。作者在诗题下自注：“古荆州刺史治亭，其下有子胥庙兼楚王故坟。”荆州，东汉时荆州治所在汉寿县，故址在今湖南省常德市东北。治亭，修建亭子。关于楚地是否有伍子胥庙的问题，历史上学界有争论，但大多持肯定态度。

汉寿这个地方，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国，后因沅澧水下游地区，正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流放、行吟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求索之地，故称索地。而刘禹锡笔下的这个汉寿城，正是秦黔中郡和东汉武陵郡的索县县城。因城内建有香火旺盛的“崆峒观”又名崆峒城。也同样是在东汉顺帝刘保阳嘉三年(134年)分索县而新设立汉寿县的县城，同时还将荆州治所由江陵移至这里，直到公元196年刘表任荆州刺史时才移至襄阳，后又移回江陵。

据说汉寿的得名源于汉王朝的一个愿景。“阳嘉”是汉顺帝的年号，“汉”是指当时的王朝，“寿”是指长久之意。汉顺帝在位时，外戚梁氏擅权，汉室渐衰，把新设的县叫汉寿，其意义是颂祷汉代江山之长久。当时的汉寿城(崆峒城)城址在今鼎城区韩公渡镇城址村。分大小二城，大城(老)平面长方形，城墙均为夯土层。大小二城分别为古索城和荆州治所的遗址。

刘禹锡的确很有远见。他的预测没错，汉寿如今真的成了“要路津”。长常高速、石长铁路都在此经过，汉寿的太子庙也成为湖南交通中重要的枢纽。

常德与刘禹锡被贬的朗州，真是同一个地方吗?

常德武陵区的柳叶湖边，现今有一座司马楼，仿的唐代风格。司马楼前的湖边，即是刘禹锡塑像。雕像面朝烟波浩渺的湖水，深沉凝重。

朗州(常德)十年，是刘禹锡人生最重要的转折。那时的常德，叫朗州。刘禹锡在朗州整整待了十年。十年间，他几乎跑遍了朗州乡土，了解风土人情，遍访历史胜迹。贬谪可以让一个人沉沦，也可以让一个人深思。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二首》之一)以及“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些诗歌，表达了一种在苦难中的乐观心境。刘禹锡在常德，也经历了一个从消沉到达观的转变。

刘禹锡被贬谪的官职为朗州司马。朗州和现在的常德，是同一个地方吗?

常德乃湘西北重镇，历史名城。《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汉置临沅县，先后有临沅、监沅、武陵、嵩州、朗州、鼎州、常德等名称;历为县治及郡、州、府、路、行署驻所。据考证，始称常德在宋朝。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在鼎州设常德军，后升州为常德府。

朗州是常德的一个历史地名，之前的名字是嵩州。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改嵩州为朗州，治所在武陵(今常德市)。隋炀帝(杨广)时为武陵郡，辖武陵、龙阳(今汉寿)二县。辖境相当于今武陵区、鼎城区、桃源县、汉寿县;唐代辖区相当于今桃源以东的沅江流域。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改为鼎州。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改嵩州置，治所在武陵县(今湖南常德市)，大业初改武陵郡，唐初复为朗州，天宝初又改为武陵郡，乾元初复为朗州。辖境相当于今湖南常德市及汉寿、桃源县地。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改为鼎州。

可见历史上的常德远不如现在广阔，朗州也只能说是如今的常德市区及周边县市，现在的常德增加了石门、澧县、临澧、安乡、津市这些地方。

朗州这个地名又是从何而来?

《武陵县志》记：“沅水经青泥湾与马面溪合，折东十里，经县治南，为朗水。”可见朗水即沅水，自青泥湾流经市治前德山的一段，它以其清朗的特征而得名。故隋、唐时改武陵郡为朗州，后又称武陵城为朗江，而在德山所建书院也称“朗江书院”。

朗州的十年，对于刘禹锡而言，是一段极为重要的人生时期。他在这里经历了最为苦难的贬谪生涯，也经历了最为深刻的人生思考。十年间，他遍访朗州的山水古迹，在行走中体悟人生。他的文风、他的人格都在这里变得日渐成熟起来。

沿着沅水找到马援战死的壶头山

刘禹锡喜欢访古，访古之时，多有怀古的感慨。无论是贬谪途中，还是贬谪所在的任内，他都喜欢寻访那些湮没于荒草中的古迹，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访古爱好者。

当时武陵县所辖，有一座壶头山。壶头山为古山名，在今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东北沅江沿岸，接桃源县界。《武陵记》：“此山头与东海方壶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壶头山。”为什么怀化的山，跑到了常德境内?其实沅陵与常德的桃源县是邻县。唐时沅陵属辰州，壶头山一带临近桃源，完全有可能被划入了朗州的所辖范围。因此，刘禹锡并没有离开他的任职地范围。

这座偏远小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汉代伏波将军马援。“马革裹尸”这个词的出处就是马援。对于伏波将军马援的崇拜，在沅水流域乃至整个岭南地区，自古就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刘禹锡特意跑到壶头山，找到伏波神祠。并写《经伏波神祠》以纪念。

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壶头。汉垒麏鼯斗，蛮溪雾雨愁。怀人敬遗像，阅世指东流。自负霸王略，安知恩泽侯。乡园辞石柱，筋力尽炎洲。一以功名累，翻思马少游。

马援在湖南做了什么，以至于可以引发如此隆重的纪念?《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年)，马援讨武陵蛮，“军次下隽，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崄，从充则塗夷而运远，帝初以为疑。及军至，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搤其喉咽，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三月，进营壶头”。

次年夏，“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马援最后病死于湖南的壶头山。

关于壶头山的历史记载，历史上同样很多。《武陵记》曰：“壶头山边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水经·沅水注》亦载：“夷山东接壶头山，山高一百里，广圆三百里。山下水际有新息侯马援征武溪蛮仃军处。”

病死后的马援成了人们心中的神，伏波庙在广东、广西及湖南分布广泛。

但岭南的伏波庙，祭祀的多是另一位伏波将军路博德，马援为配祀。湖南境内的伏波庙则专为祭祀马援而建，与路博德几乎毫无关系。原因与两人的不同经历有关。路博德南征时并没有经过湖南，而马援则在晚年征武陵的战争中死于辰州壶头山。

马援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对于失败者的崇拜，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比较少见。

对于马援的崇拜，成为湘西、湘中、湘西北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民间信仰之一。湖南境内对马援的崇拜主要分布在沅水、澧水流域。至迟在唐代，常德已经出现了专祀马援的伏波庙，并形成与此相关的服饰文化特征，当地“妇人皆用方素蒙面，屈两角系脑后，云为伏波将军持服。鼎澧之民率皆如此”。

关于马援的崇拜在历史上延续多年。

清代康熙年间，徐炯奉命巡视云南，路经湖南，“自入武陵境，村里每立马伏波庙”，其原因是“马援征五溪蛮于此，故民皆祠之”。澧州(今澧县)城东五十里有马援城，相传“汉新息侯马援所筑”。沅水中上游地区是五溪蛮故地，对马援的崇拜更加普遍，“祖每尊盘瓠，祠皆祀伏波”成为当地民俗的主要标志。到了明代，明朝皇帝“大秩群神，公庙之在辰者独登秩典”。马援庙被纳入官方正统祀典，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于马援的崇拜，反映出中原政治、军事力量向南方推进的历史进程。而刘禹锡在沅水中游写下的诗歌，则从文学的角度印证了湘西、湘西北一带对于马援的神化崇拜，为民间对马援的崇拜历史提供了佐证。

责编：杨兴东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