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家范(华东师大终身教授)

寅恪与静庵性相近，外冷而内里极热。“可爱而不可信，可信而不可爱”一语，说尽了王国维先生人格与治学的内外紧张。

寅恪先生“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与张南皮之间”，最易引起世人误解，往往谥之曰“保守主义”。但若与“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一语连贯来读，亦冷亦热、非冷非热，随时而变的复杂性状，不难理会一二。

先生之治学不离时世之忧，于1964 年《赠蒋秉南序》表达最深沉。他回忆光绪季年，在南京读《易堂九子集》，深致感慨，说道：“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一生所感忧患尽在此数语之中。

最近王永兴先生以83 岁高龄写出《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发先师著述情怀之幽微，立足从学术高度评述陈氏史学，当下唯此一家，不可不读。据“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表弟、妹夫)的俞大维回忆：“他(寅恪先生)重点研究的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

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互为因果，及中国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见蒋氏《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引)这种概括出于俞氏，极为可信。

于此亦可见当日编写中国通史——以新的眼光、新的精神重新审视中国全部历史，实为风气所致，有大气度者莫不以此为表达对时代关怀的最好形式。先生之治史，所持与顾氏、郭氏(对历史的)怀疑批判立场不同，而同宾四先生旨趣大义颇相契合，都意在以通史抉发民族精华，都对中国学术文化“承前启后，继绝扶衰”惜之若命，竭力将“文化关一国之存亡”的精神贯注于通史。故读到钱氏《国史大纲·引论》，先生极赞其为“近世一篇大文章”，灵犀相通若此。

寅恪先生亦中亦西、亦古亦今，胜擅于融会中西古今，别出化境，此即“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不像钱氏多强调中西之异，严于华夷之辨。故寅恪先生能对魏晋南北朝间民族迁移与隋唐王族“胡汉混杂”特致精神，对佛禅之影响考证至微，开西方人类学融入中国史学之先局。此其不同之一。

其二，寅恪先生对文化与文化所托之社会经济制度的相关存亡有极冷峻客观的认识，则所谓社会经济制度已变，“(此项文化必)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不若钱氏力执不疑，文化自恋情结特浓。故先生对中古时代各项(财政、职官、礼仪、文化等)制度渊源沿革用力甚勤，并兼及集团宗派的分析，考证精微，多发前人之所未覆，向为史家敬崇。

而其治学路向，王永兴先生说得极确，“先生从来不放过小问题的考证解决，但他更看重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大问题的解决;即或是解决小问题，也要归到有关民族国家大问题”上来。他以《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为例，说“先生此书名之为隋唐制度渊源，并不主要论述制度沿革本身，而是探讨人、社会对制度的影响，区域保存制度的可能性，人在保存制度文化中的作用等。隋唐制度之所以能够再呈辉煌，正是由于江左、中原及河西三区域保存发展了汉魏文化，使五百年延绵一脉。寅恪先生所以用这种方法研究制度，探讨隋唐制度渊源，正是由于当时(即抗战时期，身处西南大后方之时——引者)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背景。先生此书，也正是先生对中国学术文化惜之若命的体现。此先生撰是书之苦心孤诣也”。

当今研究陈氏史学者，无有像王先生那样体会深切，有无穷回味，可见唯有走近，才能心领神会。

然我个人读永兴先生书，也有不甚满足之处。例如《柳如是别传》，长达百万余言，许多人都对过于细碎的考证不耐烦，海外学者甚至大发惋惜之论。我却有一种感觉，《别传》所及人物、事态、情景乃至一草、一木、一器、一物，细微处往往寄托着寅恪前贤平生所郁积的感慨，不少看来极平淡琐屑，容易放过，却很可能真是先生对一生曾经最爱、最恨、最痛、最苦之情与事的尽兴宣泄。永兴先生对这部重要的论著，说得还太泛，语焉不详。此亦见知世论人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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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