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观点丨杜一力：遗产地要容纳当下生活方式 文化传承最重要

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中，明确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原则，所以现在对文化遗产活化的话题，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直接聚焦“文化遗产如何活化的问题”。核心关注文化遗产如何“活”出更大魅力，“化”出最佳效果，更要梳理和研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相关问题，探讨“创新发展”的老路径和新路径。

根据文化遗产的不同性质，“活化”有各种类型：一是遗产真“遗”，需得保护为主，有限利用；二是活的遗产，旧中有新，新旧一体；三是“新遗产”，也就是旧址重建或者离址重建，新旧分离；四是“不涉本体”，“重建IP”的利用方式。

现实中最困惑的是那些“贴近生活”的文化遗产的利用，既“不得不用”，用起来又不好把握，有时候把握的“难度”极高，利用者觉得还不如放下，另辟蹊径。我归纳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中的最困难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活遗产”如何活下去；第二,“新遗产”有没有传承意义；第三，“IP重建”，遗产的“灵魂”如何走进现代生活里。

“活遗产”的文化生命体是延续存在的。如哈尼梯田，京杭大运河，布达拉宫，平遥古城，开平碉楼，福建土楼，鼓浪屿社区。中国52处世界文化遗产中“活遗产”至少有一半的比例。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思路的扩大，活的文化生命体越来越被看重。世遗体系之外还有工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等多种体系，最近粮农组织评选的“全球农业文化遗产”在中国渐渐兴起。更大的活遗产体系是我们的古城、古镇、古村落系列，这个系列本身就是5000年“生活聚集”的文化形态，一直“活”到当今。所以活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个社会牵扯面很大的问题。

“活遗产”的特点是“旧中出新，新旧一体”，这是历史行进的过程的积淀，也是文化遗产最宝贵的生命力。但是今天的困惑就是这些“活遗产”遇到了保护和活化双重难题。首先 活化的度是个难题。我们文化遗产地的利用，大抵遭到批评，或批空城，或批商城，或批假城，或批死城。居民迁出，文化就空壳；居民在内，生计难寻；商业不进，遗产不活，商业进入，原生态文化急剧变异甚至消失。第二是保护的度也是难以把握。所谓有机更新，难免随现代人生活提升改变形态。这和留多少居民在遗产地生活关系不大。在“遗产地”如何生活才能持续是至关重要。比较世界各地活遗产，感觉最好的是那些可以容纳“当下居民生活”的遗产地，比如习主席称赞的“丝绸之路活化石”乌兹别克布哈拉，它的卡拉布扬建筑群中宣礼塔、神学院等建筑，在1000多年中依旧保留着原来的功能继续使用的，确实“活”着的。

入夜的拉里亚比豪兹广场（Lyabi-Hauz）古堡酒店客栈，年轻人的西式婚礼在草坪举行，树下是纳凉的居民和国际面孔的游人，当地人和旅游人抢着拍夕阳，抢着和纳赛尔丁阿凡提的毛驴铜像排队合影。自带场景，自带文化气息，但是这样至今仍然可以嵌入现代生活的“活遗产”是很少的。多数文化遗产代表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往往是落后的，甚至是及其落后的，要求现代人持续保持这种生活方式也是不可持续的。第三最难的还是对遗产文化理解的程度和角度。一千个观察者有一千种认知水平一千种认知角度，这个问题绝难标准化，也难以“一锤定音”。所以一涉活化，分歧很大。怎么认识文化？怎么诠释和表达活的“生产生活生态”文化？这是一个需要社会广泛参与，长期讨论各抒己见的领域，不能某种说法定于“一尊”再不允许讨论。对文化遗产特点本质的反复讨论，正是文化自觉的过程。

“新遗产”不是规范说法，然而是个无可回避的大现象，这个大现象是中国40年城市化的进程造成的。城市化改造和发展中从大城市到小县城，再到今天的小乡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或先或后遇到了这道“历史选择题”。80年代90年代初，所有的答题者都是一个答案，拆！2000年以后，答题者多半选择了另一个字，建！或者改建，或者重建。有文物的修复文物。没有文物的总有历史背书，修复若干旧址，修复若干街区，甚至修复一座古城，十几年里改建重建可以说是“风起云涌”。一个原因当然是人们的文化认知提升了，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地方政府掌握了土地经营的不二法门，找到了提升周边土地价值的诀窍——一条唯独中国可行的文化遗产修复和重建的发展途径。

对这个大现象也有很多批评，说中国那么多文化遗产不好好保护利用，搞这些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段，这是没有文化“土豪”行径。现在看只从原真性等专业角度做判断可能是不够的，因为文化遗产信息大量散落在广大城市和乡村，在封闭保护的框架内的文化遗产毕竟是极少的，城市化的进程是任谁也挡不住的，文化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信息消失消亡的速度是闪电般的。在各种现代新区的覆盖之前，尽可能地修复和还原文化遗产的信息，也是一种抢救，也是一种传承途径，还是一种传统文化再造的实验。因此换一个站位重新审视， 再造重造本身并不是问题，再造得好还是不好才是真的问题。

这里需要创新的思维认识做支撑。想想原本历史文化遗产也莫不是普通工匠艺人建造的。只要给予再创造的空间，当今工匠艺人未必不如古人。经常举例乌镇的东西两栅，东栅只对茅盾故居、王会悟故居稍加拾掇，小镇上的居民保持原来生活状态，基本是“活遗产”的保护手法。而西栅则是完全重建，包括它那些高低错落，弯弯撬撬，每户结构不同的民宅，无疑不是深度设计的人工作品。效果如何？很好地诠释了中国江南古镇的平民文化、文人文化、传统商业文化，还直接蕴含了木心、互联网大会、全球顶尖级的话剧节各种“时尚现代文化”。这不是江南小镇的品质和精神吗？还有徽州的古民居最为典型，从几个世界遗产，到几个村子的复兴，现在到整个徽文化旅游区，十几个县的范围全域旅游，处处精彩。未必都是遗产，但处处皆有文化传承之精神。

看文化遗产的传承，最有活力的往往不是文化遗产本身，而是文化遗产带动下，文化的生长和繁盛。而这种再建中的转化和创意，逐步成为一种新载体，形成了地域文化的新格局，为文化遗产的活化和发展创造了新维度，开辟了新天地。

认同“新遗产”现象是事实，就有深入一步的问题需要理论：传统的再造未必都是异类，它可以成为文化遗产的“亲儿子”，传承文化遗产的血缘关系。“亲儿子“未必有老遗产的“原真性”，但是与文化遗产本体的精神长相有深度联系。可不可以这样 创造性转化？

从“新遗产”与文化遗产本体的内在联系，可以得出一个认识：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有狭义和广义两种途径。从广义的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上，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新的旧的问题，而是重建IP的问题和活的灵魂的问题。重建IP在本质上，是利用文化遗产的基因激发特色文化的生长，是“创新性发展”的必然必须。

对实践进行总结，对文化遗产的活化，实际上已经进入“IP重建”时代，开启了多维度利用的新时期。在旅游领域，前面讲到的活遗产，新遗产，还属于以文化遗产作为核心吸引物的基本模式。随着旅游的度假化休闲化分散化生活化趋势的发展，对文化遗产IP的利用在旅游吸引物、旅游活动、旅游方式、旅游氛围营造、旅游的行住吃游购娱各个环节各个要素上全面展开。

其中一维，从“故宫文创”看IP的活化。故宫是真遗产，现在焕发新的生机，看IP的活化能力一是文化遗产的本体是物理的，IP却是核物质，有放射性，有辐射力，通过文化开发的操作，可以转嫁到其他的载体上，为新产品赋能。具备了这个核能力的产品就可以走出庙堂，进入生活，从“文而不化”到“文而化之”。二是对文化遗产的IP活起来的进一层认识是，文物是物质的，但IP是“有机”的，会伴随人们的认知成长，可以层层递进。我思故“他”在，使文化遗产具备了繁衍和生长能力。所以说故宫文创的成功，不是这10个亿的收入，是找到属于故宫IP和现代生活的对话机制，找到激发年轻人对祖宗文化的好奇和热情，历史文化在年轻世代身上附体。

旅游生活化和文化遗产IP，在作为旅游业的核心吸引物之外，越来越多的遗产在生活中利用，旅游生活化和文化遗产IP化利用成为新趋势。 比如这次评选的“乡村遗产酒店”，就是民宿对文化遗产的利用是其中一个细分领域。入围的五家民宿很有代表，但是民宿领域创造和“活化”文化遗产在模式上是相当丰富的，品牌个性、区域特性、风格流派都在形成。再如餐饮中的文遗传承。故宫咖啡以休闲设施为载体，四座又惊；其实中国文化的传承餐饮最好完胜各种传承。餐饮中根本的问题恰好不是如何遵循古法，而是如何更新改造并适应现代。越适应，传承越好。还可以总结到各种生活活动的载体,实则更多，最需引导性。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也是一个产业链，环环相扣，不断延长，充满生命活力。

在当前文化生发的发展阶段，文旅部门的推动、引领很有必要。帮助形成正向反馈机制非常重要。各类专家对我们现在的文化遗产的活化多有批评， 常对地方政府说“文化第一，钱不重要”，基本是晋惠文帝的“何不食肉糜”的脱离实际。我认为文化IP的重建和活化首先不是技术问题，不是如何创意的问题，而是正向反馈机制的问题。正向反馈机制是文化遗产活下去的基础制度之一，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动力机制之一。不建立动力机制，“活”不起来；动力机制不合理，活力差或者“活而乱”，都不是“四个全面”、“五位一体”。

“1+1计划之历史遗产走进生活”是人民日报客户端旅游频道携手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共同打造的专题，旨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让越来越多的普通游客了解并参与到文化遗产旅游与保护的行列中，使文化遗产在生活里焕发新的生机。

责编：陈莎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