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1年底，日本侵略军秘密地向浙江、湖南等地投下带有鼠疫细菌的物品，造成中国军民大量的伤亡。多少年来，日方极力掩盖细菌战的事实，蒙蔽国际社会。著名记者南香红历时多年追踪这一重大题材，此篇文章是她在2015年发表的系列文章之一。今天，国家公祭日，我们重读这篇文章，再度触摸这段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惨烈历史。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家乡；这些受害者，是我们的乡邻、我们的祖辈。

常德市发现的第一例感染鼠疫死亡者蔡桃儿

1941年11月4日清晨，增田美保(左三)和松本正一(右一)俩人驾驶飞机在常德上空撒投鼠疫细菌

桃源县马岭鼠疫幸存者85岁的李宏华要为爷爷李佑生等16名死于鼠疫的亲人建一座纪念碑

1941年11月4日，星期二，大雾笼罩着洞庭湖和湖畔的常德。

一架诡异的日军飞机由西向东飞过常德，飞机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一些棉絮、破布、谷壳和谷物。一位充满好奇心的男子很有头脑，他扫了满满一撮箕，并把这些东西带到常德的教会医院广德医院。“我们用无菌生理盐水洗涤这些谷子，用离心沉淀，取其沉渣做涂片染色，在显微镜下(油镜头)发现有许多杂菌，其中亦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革兰氏阴性杆菌，类似鼠疫细菌。”谭学华，当年的广德医院副院长，细菌检验的主导者和检验者，1972年在劳改农场写道，解放后他被错误判刑十年。

叫蔡桃儿的女孩

今天的常德城，找不到这个叫蔡桃儿的女孩，如果想找她，需要到常德的江堤上，那上面刻着一首诗，诗的名字叫《蔡桃儿》。就像诗里写的，她来不及长大成人，注定做不了妻子和母亲。

1941年11月12日，12岁的少女蔡桃儿，由母亲背着来到了常德教会医院广德医院，她在前一天的夜里出现高烧恶寒、头痛恶心，全身或局部淋巴肿痛，“一夜呻吟不止，烦躁不安。”

广德医院的副院长谭学华医生检查了她的体温：“105华氏度(40.5℃)，脉搏115，看上去她患有急症，处于神志不清状态。”

蔡桃儿家住在常德关庙前街，家里开着一家蔡洪盛木炭店。蔡桃儿并不是第一个死于鼠疫的患者，但她是第一个被确诊，第一个被解剖，并留下珍贵的病理报告的患者。

现在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伦敦国家档案馆里还能查到她的尸体解剖记录。

蔡桃儿被留在医院，“当时我因其来自死鼠较多的关庙街，故疑为鼠疫。但必须先除去恶性疟疾，所以当时要化验员汪正宇做白血球计算及查找疟原虫。检验结果，她的白血球计数在一万以上而中性细胞亦增高，并未发现疟原虫，但却在涂片上发现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类似鼠疫杆菌，和日机所投下的谷粒检验时的发现极相似。因此我们初步诊断为鼠疫，并收入隔离病室治疗。”1972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在劳改农场劳改的谭学华医生在一份材料中写道。

冬天的太阳沉重地爬上位于常德东城门外的广德医院二楼时，蔡桃儿没有看到，8时，医生报告了其死亡的消息。从发病到死亡，鼠疫留给蔡桃儿和医生的时间只有36小时。

1941年常德奢侈地拥有这座有近100张床位的西式广德医院，医院里拥有一台极为珍贵的从美国带来的博士伦牌显微镜，这台显微镜被认为是带到中国的第一台。这也是蔡桃儿被记录的原因。

最早的学术论文

蔡桃儿应该是在广德医院二楼那座全玻璃顶的手术室里被解剖的。这座手术室是广德医院的骄傲，它建得又大又漂亮，手术室里特地在内升起一个高台，这是为了让病人的家属在门外能观看到手术进行的整个过程。不知道蔡桃儿的妈妈有没有从这里看到自己的女儿，但是，这一天的手术室不是神奇的起死回生之地，却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对死者身体的解剖。

解剖由谭学华医生和红十字救护第二中队长钱保康共同执刀。

解剖时，腹腔内没有积液。肝脏肿大，少部分有出血。肠内有若干出血，脾脏相当于正常大小的两倍，有出血部分。肾脏呈红色，骨盆有出血部分。心脏和肺未经检查。脾脏标本呈现革兰氏阴性，两极有着色细菌。两人均诊断为鼠疫，同时向重庆的卫生署发出电报。

蔡桃儿死前，再次进行了血液涂片检查，此时的涂片上，“布满了鼠疫细菌”。

常德发生鼠疫死者的消息被传递了出去。

蔡桃儿是第一个被记录的鼠疫死者。第二个是25岁的工人徐老三，第三个是58岁的聂述生，第四个是27岁的蔡玉贞。蔡玉贞家住东门外常清街，11日发高烧，13日死亡。第五个是胡钟发，住关庙街钟发医院，11日发病，当晚死亡。

广德医院将死者开肚剖肠的消息想必已经在城内传开，蔡玉贞的家人准备将她运出城悄悄埋掉。在去乡下的路上，中国红十字会外籍医生肯特拦住了棺材，询问死因后一定要开棺检查。死者后被强行抬到广德医院解剖，结果是肝脏和脾脏的涂片上都发现鼠疫菌。

尸体解剖报告被记录下来，谭学华将其写成论文，1942年3月1日发表在他的母校国立湘雅医院院刊第一卷第五期上，题目为《湖南常德发现鼠疫经过》，这是最早的学术论文，是自1940年以来日军在中国浙江、湖南等地投放由东北731工厂生产的鼠疫细菌造成鼠疫大流行的首次最完整的记录。

蔡桃儿死亡后的一张黑白照片被留在了档案里。她侧躺在医院白色的床单上，没有长开的小脸上一副极度疲倦的表情，看得出来她经过了极度的折磨，她闭着眼睛，似乎深深地睡着了。

谭学华医生曾经说，蔡桃儿的死是他终身的遗憾。因为当时对蔡桃儿的病只用支持疗法及强心剂和呼吸兴奋剂，并注射葡萄糖等，因当时未有治疗鼠疫的磺胺噻唑。

“而且我对鼠疫更无经验，以前从未见过。”

鸡鹅巷里的黑死病

东西长100多米的鸡鹅巷当年是常德城的贫民区，现在它已经成为常德和平西路的一部分，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方。

细菌战调查者、83岁的张礼忠用一张手绘的图复原了当年的鸡鹅巷。这张图的背后，是常德细菌战调查协会的老人二十几年的走访和调查。

鸡鹅巷的南北两边，各排列了十几家小吃、杂货店。在这片大约13200平方米的区域里，同兴酱油园和德丰祥酱园占去了四分之一的地方，他们有250多口大酱缸，敞口向天，接受太阳的自然酿造。

死人发生在同兴酱油园西边的程家大屋。“程家大屋程志安之妻张桂英21岁，产后九个月零十天，11月8日9时许，为了增强乳汁，要丈夫去鸡鹅巷买了一碗饺子面来，张吃后几个时辰，突感不适，高烧，抽筋。全家看到张氏突发疾病，惊吓得不知所措。公公程星悟虽为名医，事发突然，对此病既无认识，也无主张，第二天不到中午，张桂英死亡。”

张氏娘家来人，看到女儿“面色乌黑，口挂血泡”，认定是程家谋杀毒死，告官不说，还要将9个月10天的小孩陪葬。“官司一直闹到常德专员欧冠那里，后法医和广德勤务员医生共同鉴定，张氏死于鼠疫”。(张礼忠言)

于是，鼠疫便在鸡鹅巷里汹汹起来。据张礼忠等常德细菌战调查者的多次走访和统计，得出的是鸡鹅巷里的死亡者达到294人的数字。

记者在今年5月见到了鸡鹅巷里的“聂皮匠”聂家林，当年他6岁，他说清楚地记得程家大屋里死人的情景：尸体横在院子里没有人收，人们好奇又害怕，只是远远地围观。他在记者的笔记本上画了鸡鹅巷的草图，并说祸起于那250多口大酱油缸。因为所有的酱油缸都是敞口向天的，日军的投掷物直接落在了缸里，并且酱油园多老鼠，初起的发病人大都吃了酱油园周围小餐馆里的东西。

这是鸡鹅巷鼠疫流行的民间版本。

疫情15日一路上报到军医署、卫生署、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等单位，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决议命湖南省卫生处在常德设置防疫处。

15、16、18日军政部第4防疫大队一个中队、卫生署第2路防疫大队第14队等防疫队伍到达常德并携带了血清和疫苗。也就是在11月4日日军空投后的11天后，地方和中央的防疫机构才开始行动。几项防疫决定迅速做出：

设立隔离医院，向全市人口进行预防注射并发给注射证;鸡鹅巷、关庙街等地被划为疫区，警戒封锁，断绝交通，不准居民外出;开展灭鼠行动，动员居民捉老鼠;建立焚尸炉，疫病尸体一律烧掉;全城封锁，所有的泊船码头、交通站点设立检查站，只有持注射证的人才能外出。

就在常德拉出防疫的架势准备迎击鼠疫时，死神突然止住了脚步。住在关庙街杨家巷的胡嫂在1942年1月11日发病，13日死亡之后，没有再发病的人，没有新的死亡者，一切突然沉寂下来。

老鼠，开始频繁出现在常德街上。这些老鼠行为怪异，平常只钻地沟的它们，居然光天化日地在大街上踯躅，它们呆头呆脑，行动迟缓，脊毛倒立，任由行人踩踏而不逃命。

没有人意识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就要降临了。

伯力士的曲线

一个大个子高鼻梁的外国人来到常德。

此人一来常德，就对老鼠们感兴趣。很快常德就发出号召，让人们抓老鼠送到广德医院里来，不仅如此，城内提供老鼠的人还会受到奖励，人们只要发现一只老鼠并交到医院就会得到1块钱，人们口耳相传，大量的老鼠被交到医院，有成百上千只!不仅如此，他要求各保甲的保甲长每天必须送活鼠一百只给他，而他每天做的事就是埋头于实验室解剖这些老鼠。

常德很多80多岁的老人都记得他的名字：伯力士。

伯力士当时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卫生署外籍专员、前国联防疫专员。此前他正在浙江省参与鼠疫调查和防疫，常德疫情暴发，他便被调往常德。

人间最可怕的鼠疫，是肺鼠疫。它越过了从动物到人的阶段，成为人和人之间，通过空气和飞沫的传染。它没有明显的地区性限制，会随着人的流动而传播四方。虽然肺鼠疫一般起于腺鼠疫之后，但它扩散、发病和死亡极快，几乎不给人类留什么挣扎的时间。

伯力士从1942年1月开始，在常德解剖了6000多只老鼠。

伯力士发现这些老鼠身上都携带了―种叫做“印属客蚤”的寄生虫。伯力士从这些老鼠身上捕捉着死神的动静。当这些老鼠17%携带感染了鼠疫菌时，一场流行病马上就要蓄势待发了。

3月，伯力士解剖了810只老鼠，发现疫鼠181只，染疫率达22.35%，4月解剖350只，染疫的老鼠达到了159只，染疫率达到了44.29%!

死神的羽翼已经鼓胀满满，只等风来。

4月6日，一个33岁叫陈刘云的住在法院西街34号的主妇发病，4月9日住院治疗，11日死亡，在她身上，第一次出现了烈性鼠疫的传染——肺鼠疫。军队迅速封锁了法院西街，34号的居民全部被送到隔离医院。常德鼠疫流行6个多月来最严峻的时刻到来了。

这是鼠疫的第二次来袭，虽然人间传染比鼠类间传染迟来一个多月，但伯力士绘出的曲线图上，人鼠之间发病的高峰却惊人一致，四月、五月，大量的死鼠伴着不断发病死亡的人，“每天死人10人以上”，参加防疫的刘厚坤医师回忆说，“有全家老幼都罹鼠疫而死的，也有得肺鼠疫等不到24小时即死的”。

逃跑的死人

4月为应对到来的疫病高峰，常德的学校一律停课，旅馆、浴室、剧院歇业，军队须离城十里以外方可驻扎，病家、保甲长、中西医各诊所不得瞒报疫情，否则从重处罚。

在伯力士的督导下，常德东门外约三华里的徐家大屋建成了隔离医院，原住的十多户农民迁走。隔离医院四周挖成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沟里灌满水，只以一面吊桥与外面相通，这是为了防止带病菌的老鼠进入医院。医院里面设三个病房，每个病房容纳40-50名病人。“隔离医院戒备森严，俨然一个魔窟，人们望而生畏，任何人不能接近，也不敢接近。只有医务人员身着防疫衣，全身心地救治鼠疫病人。这个隔离医院先后收治过两百多例病人，在这期间，城里很多人染病后不但不报疫情，更不愿送隔离医院治疗，就是死了也不报死讯。进入隔离医院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死了。到隔离医院的人几乎没有活着出来的，而且还会开肠破肚地解剖。”(引自《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

然后是在常德城的西门外千佛寺边上建成了三座焚尸炉，为了阻断传染链，规定凡是鼠疫病死者，必须火化，而且必须由家属自备烧尸用的柴火。焚尸炉是用旧砖砌的，炉子高大约在3.5米，宽1.5米，深2.5米，分上下两层，上层是烧尸体室和烟囱，下层是骨灰室，每天下午4点开始烧，到第二天早6点结束。每具尸体需要用松木劈柴200斤，要烧两个小时。

常德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东西，这简直比得鼠疫的死亡更可怕。

40年代的常德，虽然被战争扰乱，但还是恬美的农业社会，人们重死人入土为安，有一整套丧葬文化。“人死饭桶开，不请自拢来”，哪家死人了，亲朋好友都会来吊孝，请道士做法事也要几天几夜。

“因此，人们一想到火葬，那滋味如同人活着被火烧烤一样。人们心中害怕，偏又好奇，往往火葬尸体时，总有好些人围观，看到的人，就把尸体在火葬炉里如何皮炙肉燔的情景加以渲染，于是恐惧情况传得更远。”

常德细菌战调查会留下了满大启老人的口述，他讲述了自己亲见的焚尸炉的情景。据满大启老人讲，共烧了309具尸体。

人们怕死后被解剖，更怕被火烧，于是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一开始，谁家死人了还能听到哭声，后来人们不哭了，因为一哭会引来军警和防疫人员，人死了后他们先想办法把尸体藏起来，然后再想办法运出城去。

于是死尸也开始逃离常德城。

张礼忠老人的四弟张国民、五弟张国成死于4月的大流行时。当兄弟俩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时，心疼孙儿的姐奶奶催促父亲赶快将孩子送到广德医院就诊，但父亲压低声音说，“去医院不但诊不好，还要破肚开刀挖心挖肝做解剖，最后丢到火葬炉里烧成灰。”奶奶顿时不敢响了，全家人就握着两个孩子的手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抽搐死亡。

四更天时父亲先叫人把两个木匣子用床单包好送出城，自己用两个箩筐挑着两个孩子，装做孩子睡着了，混过检查，张礼忠跟在父亲的身后，一步一步走到小西门外的校场乱葬岗，将兄弟俩埋了。1949年后张礼忠去找兄弟俩的坟，却找不到原来的地方了。

焚尸炉在发生一件事后不得不停止。一次在烧一位孕妇时，炉子突然发生爆炸，瞬时塌了一半，此消息在常德城不翼而走，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预兆，常德要遭更大的劫难了，一时间民怨沸腾。

伯力士认识到火葬造成的恐慌严重干扰了防疫，而且随着疫情的发展，三个火葬炉也不敷使用，于是建议放弃火葬，改建鼠疫公墓。4月18日，在隔离医院边一座鼠疫公墓建立起来，所有死者经过消毒后一起深埋安葬。

但死神是很难关得住的。1942年5月桃源县的一个叫李佑生的农民进城贩猪，看到城里到处死人，又打针又隔离，很害怕。连夜买了一根绳索，从城墙上越城而去，结果在家乡马鬃岭李家湾引起剧烈的肺鼠疫流行。肺鼠疫是人要接触患者即可被传染，而且死亡极快。5月10日到5月30日李家湾李氏家族及邻居先后死亡16人。

常德鼠疫失控，鼠疫在常德各县各乡剧烈流行起来。

36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

1945年，谭学华接待了东京审判首席战犯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的主要助手，美国托马斯·H·莫罗上校，并准备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托马斯·H·莫罗发现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战后，认为应该将此列入东京审判的内容，追究主导者的战争犯罪行为，他特地飞往中国调查，会见谭学华并收集证据。罗莫和谭学华谈过之后认为他找到了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直接证据，并认为石井四郞等人的行为构成了相当于“A级战犯的罪行”。

但因为美国军方急欲获得日本细菌武器研究的活人实验方面的情报，莫罗被调回国，另外由四任美国军方调查官接手调查。最终美国和日本细菌战犯做了交易，这段历史便被掩盖了下来。

中国受害城市、受害者的悲惨经历，从此被深埋了起来，不为人知。

1993年日本学者吉见义明等在日本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发现当年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井本熊男大佐的“业务日记”，才确定常德鼠疫是日军撒下的36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引发。当时飞机携带了两只装有跳蚤的盒子，但因为大雾等使攻击条件不好而一侧的盒子没有打开，于是连盒子一起扔进了洞庭湖里，另一侧的盒子里的跳蚤全部撒在了常德城里。

常德攻击后日军士气高涨，认定跳蚤是最有效的细菌武器。日军岛村参谋提供了收集来的战报：11月6日，常德附近出现中毒流行;11月20日前后，出现来势凶猛的鼠疫流行。

1998年，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法庭提起诉讼，状告日本政府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法院经过8年的审讯，宣布中国原告方败诉，但承认中国受害方向法院提交的全部受害事实，其中认定常德(各县乡镇)的死亡数字为7643人。

责编：廖慧文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