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临湘江西岸的岳麓山，又称灵麓峰，是长沙市区西面的屏障、南岳七十二峰之尾.然而，更令游人望而敬止却又纷至沓来的是这山麓间埋葬的忠义之士。他们为民族，为国家的振兴，书写了一篇篇传奇。

志士葬骨遗湘风

这些革命志士墓葬群，大体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也是最多的一类是辛亥革命烈士墓。其墓的密集与影响力，全国只有打响共和武装起义第一枪的武昌起义发生地——武汉的伏虎山或可与其一较高低。

岳麓山上归葬的辛亥革命烈士中，名气的最大的有三人。一是被尊称为“武国父”的黄兴(1874—1916年，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长沙县人)。在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黄兴主要精力付诸于从事武装起义。他亲自参与或指挥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与云南河口之役，广州新军起义。这些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但黄兴仍以饱满的激情又投入下一次战斗。在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中他率敢死队百余人猛攻两广总督衙门，右手受伤断去两指，后至香港养伤，但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就于28日赶到武汉，被任命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他率民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二十余日，直至11月27日汉阳失陷后才辗转至上海。1916年10月31日，黄兴积劳成疾，因食道与胃静脉屈张破裂出血在上海去世。孙中山闻讯后悲痛欲绝，亲自主持治丧活动，次年4月15日国葬黄兴于岳麓山小月亮坪。

二是葬于麓山寺后的蔡锷(1882—1916年，云南护国军总司令，邵阳人)。蔡锷被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举为云南都督，但不久即被调到北京被袁世凯监视。1915年袁世凯要称帝期间，蔡锷以住院治疗为由借机从北京潜回到云南，与唐继尧(1883—1927年，又名荣昌，字蓂赓，云南会泽人，滇军创始人与领导者)等人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发动了护国战争。12月在与优势袁军激战于四川沪州(今沪县)和纳溪时，他率军彻底击败了袁军，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有力地维护了共和的胜利成果。1916年11月8日，蔡锷因喉疾不幸在日本福冈去世，1917年4月12日国葬于岳麓山，孙中山为其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瞻蔡锷墓，不由想到电影《知音》——当年因一曲“高山流水觅知音”，蔡锷将军和红尘知己小凤仙走到了一起，得知将军病逝噩耗，小凤仙毁琴谢知己，“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作长风绕战旗”，在如泣如诉的歌声中，一艘小船载着悲痛欲绝、肠断天涯的小凤仙渐渐远去……电影故事给蔡锷将军的戎马生涯增添了浪漫而传奇的色彩，展示了其风流倜傥的儒将风度。

三是曾任武汉文学社社长、被孙中山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蒋翊武(1884—1913年，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澧县人)。墓葬于爱晚亭上。他是武昌起义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当起义计划暴露、形势十分危急之时，他毅然决定提前起义，打响了推翻清政府的关键一役。之后反对独裁，促使文学社集体加入同盟会，主办《民心报》，拥护孙中山武力讨袁主张，积极参加二次革命，担任鄂豫招抚使。1913年在广西全州被捕，蒋翊武在狱中历数袁世凯罪恶，并作遗书数千言。9月9日坐红毯从容就义时，他还对围观群众讲演革命大义。1916年归葬于岳麓山。蒋翊武狱中作得四首《绝命诗》，甚能体现其革命情操。

其一：

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

嗟我寂冤终无了，空留弩剑作寒鸣。

其二：

只知离乱逢真友，谁识他乡是故乡?

从此情丝牵未断，忍余红泪对残阳。

其三：

痛我当年何昧昧?只知相友不相知;

而今相识有如此，满载仁声长相思。

其四：

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

是谁支得江山住?只有余哀逐水流。

雄踞一方、号令天下的辛亥志士还有：葬于禹王碑下方的焦达峰(1886—1911年，湖南军政府都督，浏阳人)、云麓宫下的刘昆涛(1887—1918年，著名护法将军，醴陵市人)、湖南大学知新村后山坡上的林修梅(1880—1921年，孙中山大总统府代理参军长，临澧县人)墓、青枫峡上方的刘道一(1884—1906年，萍浏醴起义领导者，中国同盟会会员为革命捐躯的第一人，湘潭县人)和覃振(1884—1947年，辛亥革命先驱，桃源县人)、云麓宫下方的陈作新(1870—1911年，湖南军政府副都督，浏阳人)。尤其是焦达峰、陈作新二人，曾任湖南都督与副都督，兵不血刃占领长沙，成立军政府，为湖南的辛亥历史写下最为光辉的一笔，可惜忽视了身边的敌人，被新军管带梅馨所率的叛军设计杀死。叛军冲进都督府前，有人劝焦达峰暂避，他却浩气凛然地说：“余惟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若辈反复，自有天谴。”这份从容淡得，乃得其前辈谭嗣同的风范。

做革命，必得有人鼓与呼。素以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在辛亥革命中，勇赴国难，蹈死不顾，其中以两人的牺牲最为警醒时人。一是陈天华(1875—1905年，华兴会创始人之一，革命宣传家，新化县人)，二是姚宏业(1881—1906年，教育家，益阳市赫山区人)。1905年，陈天华和姚宏业一同在日本留学，并从事革命活动。但同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发表“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严厉禁止。次日，8000名留学生群体集会抗议，但关键时刻中国留学生总会负责人纷纷趁机隐退，不肯担负领导责任。悲愤的陈天华遂于12月18日在日本大森海投海自杀，以死来警醒国人。姚宏业继承陈天华的遗志回国创办公学兴国，然而办学过程中困难重重，求助政府无效，求助绅、商、学界又无效，他愤而于1906年3月27日投黄浦江自杀。陈姚自杀身亡后，禹之谟(1866—1907年，民国奠基者、实业家，双峰县人)等人发动公葬运动，公迎陈姚二人遗体归葬岳麓山麓山寺右，这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长沙市民默立街头十余里，白旌漫天，“长沙一夜白”之景令意欲捕人的军警也感动不已，自觉加入其行例中。而一年之后，因此举动，禹之谟被当权政府陷害，惨死狱中。英勇无畏的长沙市民又为其举行公葬，埋于陈姚二人之侧，称陈天华、姚宏业、禹之谟为“长沙辛亥公葬三杰”。

也正是在他们的激烈下，后来者络绎不绝。以实业或教育救国而为辛亥革命做出贡献的志士中，有葬于云麓峰西侧公路下方的胡子靖(1872—1940年，明德中学创立者，湘潭市人)。埋葬得更多的是走上前线，发动革命而牺牲的烈士，计有：黄兴墓下方的谭馥(1878—1909年，湘乡市人)、五轮塔东入口的杨卓林(1876—1907年，醴陵市人)、穿石坡下方的李仲麟(1886—1920年，醴陵市人)、禹之谟墓左侧的彭遂良(1880—1911年，宜章人)与彭昭(1886—1911年，宜章人)、张辉瓒墓附近的童健吾(1884—1911年，岳阳市人)、“印心石屋”石刻上方的易本羲(1887—1911年，湘乡市人)、焦达峰墓下方的余昭常(1868—1911年，浏阳人)、赫石坡景区的葛谦(1885—1908年，湘乡市人)、五轮塔左下方的阎松年(1883—1911年)、与谭馥墓相邻的黎萼(1884—1947年，雨花区人)、覃振墓南侧的刘康侯(?—1912年)、赫石坡的黎尚雯(1868—1917年，浏阳人)，麓山景区管理处后方山坡的辛亥援鄂汉阳阵亡将士(贺汉云、李国卿、王炳初、石玉亭、刘冤生、彭德安、文光斗、严少全、罗清云、曾宽之、冯以义、冯润臣、王贵卿、左永兴、杨义胜、邓皇桂，另有无名烈士2人)、五轮塔下方的辛亥援鄂民五护国阵亡将士(熊亮、黄心田、王晃秋、许在堂、熊毓璠、周国宾、徐履中、刘亚清、谈星堂、宁××、熊南生、谢贤士、朱积达、郭长贵，另有无名烈士4人)，还有至今不知其详细生平经历的万贵先、莫师长、杨岿山、刘志高、黄年近等人。这里面，要提到一位女子，即刘道一的夫人曹庄。她生前积极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在得知丈夫牺牲后，她也自缢殉节。1912年，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将刘道一、曹庄烈士夫妇遗骸合葬于岳麓山。宋时唐庚(1070—1120年，字子西，四川眉州人，绍兴进士，曾任提举京畿平官)所吟的“山带湘灵惨，川含楚些清”，用于此处，或许更为称意。

这些辛亥革命志士，多出生于诗书饱学之家、自身传统学术功底深厚，后又留学日本等地，较早地接触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他们化理想为行动，积极投身于救国救亡的运动中来蹈死不顾，短短一二十年间，湖南弹丸之地居然集中涌现出如此众多的舍身大义之士，不引起全国瞩目敬视那才可怪。

同时，他们的人格品质更为人所称颂。讲政治、顾全大局、淡泊名利、维持团结甚至忍辱负重，让他们成为时代楷模。以黄兴为例：1907年，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以潮州起义失败为由，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坚决推辞。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起草《孙文罪状》，再次对孙中山发难，要求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的态度。1914年，针对讨袁的方式两人再次出现分歧。孙中山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党员不听话，特别点名说黄兴不听话，要求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黄兴无奈下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在旧金山时，他接到一些拥护者的来信，希望他另行组党，但黄兴回复说：“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而在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黄兴回到中国，在江苏积极响应，发动起义，完全没有因之前的个人嫌隙而有所迟缓。如果说是曾国藩、左宗棠们创下了武装湘军的品牌，则黄兴们为湘军品牌增添了更多的领袖气质、更多的团体精神和组织原则，这也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无产阶级领袖树立了效仿的榜样，是湖南近现代史上人才辈出的重要因素。

第二类，抗日英烈之墓。长沙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场的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共有四次作战，因而有部分将士的遗骨得葬于兹。

第一次会战，也称湘北会战(日方称湘赣会战)，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时间始于1939年9月14日。日军第11集团军集中步兵10万，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采取其传统的“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国民党第九战区在司令薛岳的指挥下沉着应战，军民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意志，与日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日军被迫放弃攻势退却。至10月15日后中国军队占据主动，日军此役伤亡达2万人。从五轮塔顺山而上，在接近山顶的响鼓岭，一个凉亭中巍然屹立着一块两米多高的石碑——长沙会战碑。碑立于1941年，记述了第一次会战中第九战区全体将士奋勇抗日的悲壮事迹，虽历时久远，但碑上的字迹依然可辨，读来还让人热血沸腾。郝石坡立有陆军第73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这里埋葬着该军所属暂编第5师师长彭士量(1904—1943年，号秋湖，浏阳人)及其麾下的将士，还有第77师、193师、50师及军司令部直属部队众多官兵。公墓是1946年春由73军最后一任军长韩俊指令专人督修的。公墓由忠义观、陵墓、墓碑、石阶、墓庐等部分组成，均以花岗石铺砌，从山坡下到墓区约百余米台阶。墓呈正方形，二级基座，墓座居中，墓碑方柱平顶，立于其上，正面向东，中刻楷书“陆军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另一面碑词“精神不死”为蒋介石所书，碑阴及两侧分别刊“凛冽万古”、“碧血丹心光耀天地”、“名山忠骨万古长存”的字样，墓后为存放阵亡将士骨灰处，有门洞三个，中门上额题名“忠义现”，两侧刻对联“忠昭大麓;义塞苍冥”，左侧门题名“履义”，右侧门题名“蹈仁”。公墓附近，另有侯鹏飞(国民党第28军15师43旅旅长)墓、赵楚卿(国民党第28军15师43旅旅参谋长)墓。位于黄爱、庞人铨墓至五道梯处，遗存有国民党陆军第4军抗战阵亡将士墓，湖南师大武装部北侧和文学院樟园内则有陆军第10军抗战阵亡阵亡将士墓，云麓宫前的护栏上还雕刻着5000位第一次长沙会战阵亡的将士名录。一个名字就是一部个人的抗战史。鏖战日寇的岁月虽已过去，但留下一个名字，是对他们的尊重，也表达着后人不忘历史、继承遗志的决心。

第二次会战，始于1941年9月。日军强渡新墙河，月底攻陷长沙，但因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10月1日开始撤退。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作战并于10月5日夺回原阵地。日军此役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的代价。并且，中国第6战区乘机对宜昌之敌发动猛攻，歼灭日军七千余人，使宜昌作战成为当年正面战场唯一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

第三次会战，是最为鼓舞人心的一次作战。日军为了阻止中国军队援助英军保卫香港，于1941年12月23日强渡新墙河开始进攻。长沙守军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连续挫败日军进攻，而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对日军进行合围，日军补给线被截断、几近弹绝，日军见势不妙立即退却但我军合围部队也马上转为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多处予敌以重大打击，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虏139人。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了战前态势。战争是残酷的，即便是被称为“长沙大捷”、牺牲人数最少的第三次会战，中国军也伤亡了28116人。从爱晚亭走过往后两三百米，有一个防空洞，旁边一块石碑上刻着“第九战区司令部战时指挥部(遗址)”。这是第三次会战时薛岳的前线指挥所。就在这个如今被铁门拦住、一团漆黑的山洞里，薛岳和他的军队首脑们指挥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捷。距防空洞口10多米处，有一棵130多年的老枫树依然郁郁葱葱，它是历史的见证者，如今，它见证着鲜血换来的和平，也见证着这座山与这座城的变化与发展。

第四次会战，也称长衡会战，始于1944年5月27日。日军出动36万余人向长沙攻击，中国军队30万人迎敌。因为战区司令长官骄傲轻敌，指挥失当，守军违抗增兵重点防守岳麓山之军令，失去岳麓山上的炮兵阵地，长沙中国守军不仅失去炮火支援，而且处于敌人炮火威胁之下，伤亡惨重，被迫撤离。1944年6月17日长沙陷落。之后，守城的陆军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因失职在重庆被处决。

四次长沙会战，意义深远，影响甚巨。其一，粉碎了日军企图集中打击第9战区主力、在政治上实施以打诱降的计划，相反，动摇了日本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增强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意志;其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英美等国军队接连失利的形势下，长沙会战的接连胜利，增强了同盟国必胜的信心，直接使印度加入了同盟国阵营;第三，中国军队总结了抗战以来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了以前层层设防、逐次防线地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转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既设阵地，逐次予敌消耗，主动转移至敌之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薛岳称之为“天炉战法”，这在战略防御阶段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后来陆续在其他地方得以推广。

当然，抗日阵亡的远不止长沙战役的将士，在那场民族大灾难当中，湖湘子弟中的不少人为了救国救亡，赴汤蹈火，青史永铭。后山山麓，就葬有齐学启(1890—1945年，国民党新38师副师长)、张镜远 (1907—1938年，国民党第36军第5师代理师长)两位将军。

前一位是宁乡人，与孙立人率军赴缅配合盟军作战。仁安羌援救英军声名远扬，卡萨痛击日寇让敌闻名丧胆，被俘斥敌决意求死报国义胆冲天，仰光中央监狱俘虏集中营训责汉奸中外动容。冯玉祥将军称其“宁死不屈世惊叹，壮烈足称中华魂”，实在一点也不为过。

后一位是安徽含山人。1938年11月，在岳阳北城陵矶遭炮艇、登陆艇的强攻掩护下，日军两装备精良的加强大队(营)进犯。张率军顽强阻击，屡败敌军。后来日军调动其空中优势飞机密集轰炸，使中国官兵伤亡惨重。中国军队渐渐失去战斗力。27日，城陵矶落入敌手，张镜远举枪自尽，以身殉国。

第三类，人民革命烈士之墓。最有名的当然是萧劲光(1903—1989年，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十大将之一)墓园。与安葬在岳麓山的其他名人不同，萧劲光的老家就在山脚本的赵家洲巷，现故居与墓园山下山上遥相呼应。他早年在长沙名校长郡中学读书，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到1921年4月和刘少奇等一起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生活于斯近二十载，对山上的一草一木皆有感情。199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为他在岳麓山立下了铜像。铜像为半身胸像，着大将军服，十分威武。铜像前有一广场，周围松柏环绕，显得庄重肃穆。

除此外，还有电视塔旁的陈明仁(1903—1974年，1955年上将)与谢芳如合葬墓，篬筤谷谷口左侧山坡上的高继青(1927—1949年，爱国学生的杰出代表)墓，枫林路与半山亭景区中途的肖伟(1920—1948年，醴陵矿警队武装起义领导者，肖劲光之侄)墓，桃源村上方的黄爱(1897-1922年，工人领袖)墓、庞人铨(1898-1922年，工人领袖)墓，白鹤泉附近的黄静源(1900—1925年，湖南早期工运领袖)墓，某偏僻处的汪先宗(1890—1925年，早期湖南农运领袖)墓等。青山埋忠骨，功勋载史册，这些革命烈士的事迹也因墓而彰明，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

责编：廖慧文

来源：长沙市地方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