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的农民工陈方受包工头雇佣在工地务工时不慎摔伤，因为涉案工程由园林公司层层转包，包工头和园林公司互相推诿，都不愿意承担工伤赔偿。

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陈方求助于常德市总工会。最终，在“娘家人”的帮助下，这起工伤赔偿案最终以园林公司赔偿13万元，调解结案。

工程层层转包，工伤赔偿无人支付

陈方是常德市鼎城区斗姆湖镇临沅村人。2016年初，他在某酒店园林绿化工地担任油漆工，在六角亭上刷漆时不慎从屋顶上摔下受伤，随后被送往常德市第一医院住院抢救，治疗了两个月才出院。2017年1月16日，他再次住院进行了取内固定手术，五天后出院。

在第一次治疗结束出院后，陈方就找包工头邓兰之索赔。邓兰之表示他也是从别人手里承包的工程，让陈方找上一级包工头张理。但张理又“打太极”推给了上一层包工头徐放。徐放说和陈方无雇佣关系，让陈方去找承接这项工程的湖南省某园林公司。

采访中，负责该案的常德市总工会法援律师张进千告诉记者，该工程由这家园林公司承接后，由徐放具体负责，徐放将油漆工程分包给张理，张理又雇请邓兰之组织人员现场施工。陈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邓兰之招来做油漆工的。

得知陈方在工地受伤后，张理和邓兰之曾支付了治疗费用31000元，此后便不愿再支付其他费用。

工程层层转包，没有人愿意支付工伤赔偿，陈方为此十分苦恼。他找到常德市总工会，“我就想要一个答案，究竟谁来支付我的工伤赔偿？”

选择民事诉讼还是工伤赔偿？

在接到陈方的投诉后，张进千首先帮陈方理清了他和包工头以及园林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

张进千告诉记者，要确定帮助陈方维权的途径，首先得理清法律关系。根据了解到的情况，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民事诉讼，二是工伤赔偿，但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

“陈方是直接受邓兰之的雇请，因此在他伤情基本痊愈后，可提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的诉讼，被告为邓兰之、张理及园林公司。这种方案的有利之处在于能及时受偿，但也存在几个不利因素：一是陈方从屋顶处摔落，自身有一定过错，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是主要赔偿项目需以农村居民纯收入为计算基数，其赔偿总额偏低。”张进千说，如果选择工伤赔偿，其赔偿总额肯定大于民事诉讼，且不用追究陈方个人责任，但相比民事诉讼，工伤赔偿的受偿周期要更长一些。

张进千将两种方案告之陈方后，陈方在和家人商量后，决定选择工伤赔偿的维权方案。

几经曲折终获赔偿

在确定了维权方案后，2016年9月13日，张进千代理陈方向常德市人力起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受理陈方的工伤认定申请。

在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过程中，由于该园林公司的住所地在长沙，公司不愿意配合，为确保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程序合法，张进千按照常德市人社局的要求，先后三次前往长沙调查取证和与园林公司协调。

2017年4月11日，常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出常人社工伤认字[2017]1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陈方在酒店工地受伤为工伤。

在常德市人社局做出工伤认定决定后，张进千等人又赶到长沙市核实该公司的办公地址，以便常德市人社局邮寄送达《工伤认定决定书》。与此同时，2018年5月15日，常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据陈方的申请，做出常劳鉴字[2018年]348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其鉴定结论为伤残程度为玖级。

“在申请工伤认定之初，我们首先去到长沙市工伤保险局了解情况，确定该园林公司并没有在长沙就涉案工程缴纳工伤保险费。”张进千说。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发生法律效力后，园林公司只同意支付一定的工伤保险待遇。2018年9月2日，基于园林公司没有为陈方办理社会保险的事实，陈方书面通知园林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因园林公司没有支付各项工伤保险待遇，陈方随后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调解之初，双方协商赔偿金额的差距比较大。张进千告诉记者，如果陈方坚持按法律规定的金额受偿，就需走完劳动争议仲裁、一审、二审及执行程序，拿到赔偿金至少还需要经过1年的时间。

“鉴于园林公司同意以法律规定的项目及金额作为调解基础，为尽快受偿，我建议陈方适当放弃赔偿额，他经过考虑也表示同意。”张进千说。

经常德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最终达成园林公司支付13万元工伤赔偿了结此案的协议。

今年10月17日，陈方和园林公司签订调解协议，约定该公司一次性支付赔偿金13万元，双方基于工伤产生的权利义务均告终结。协议签订后，园林公司当即一次性支付赔偿金13万元。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责编：郭芝桃

来源：湖南工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