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教育史纲

陈先枢

作家韩作荣先生在报告文学《城市与人》中谈及湘楚人才鼎盛的原因。他说：“用穷来解释，恐解释不通，国内有更穷的地区;用富来解释，也解释不通，有比湖南更富的省份;用好斗来解释，也不准确，好斗者湘人远逊于边地民众。说来说去，只有一个解释，是历史和文化的作用。”

笔者以为，这“历史和文化的作用”，要首推教育。南宋大教育家张栻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所以他才在《岳麓书院记》里明确提出书院的办学方针是“造就人才以传道济民”。王夫之《论衡·实知篇》曰：“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又云：“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可以说，一个时代、一个地方，人才是否兴旺，决定于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教育是否发达。教育有盛衰，人才也就有起伏。

自两汉以来，湘楚地区教育就以长沙为炽。两汉儒家教育与官学模式开始在长沙确立。东汉第一任长沙太守郅恽在长沙兴学，培养了一大批忠孝之士。著有《丧服要记》的三国蜀相蒋碗，少时就在长沙读书，宁乡“汤泉沸玉”旁的紫竹林相传是蒋碗的读书之处。

隋唐学风，士子多乐于往人文荟萃、藏书丰富的山林寺院习业。岳麓山下道林寺最初建于六朝。唐将马燧造藏修精舍，名曰“道林”，当时就有“道林三百众”之说。被王闿运誉为“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的麓山寺，也有讲学的传统，开山之祖竺法崇长于《法华》一教，名声远播，以致“东瓯学者，竞往凑焉”。隋智者大师继讲《法华经》于麓山寺之鹿苑。随后又有唐僧智俨开讲于“大唐兴寺”。晚唐名相裴休贬为湖南观察使时，在大建佛寺的同时，也大兴讲学之风，于县西六里之金牛冈筑草堂授徒传业。五代末智璿等僧人在岳麓山下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办学，使士人“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就渊源于这五代士子习业的山林。

唐五代长沙教育的特点是：儒佛相渗、艺禅相融。著名的长沙书僧怀素、长沙诗僧齐己就诞生于这样一个时代。孙光宪《白莲集序》赞齐己的诗“师气尚孤洁，词韵清润，平淡而意远，冷峭而深”，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称怀素的书法“精心草圣，积有岁时，江岭之间，其名大著”，可视为对长沙寺院教育的称颂。

宋代是湖南书院教育的鼎盛时期。宋代湖南书院的建制数目仅次于江西、浙江，全境共有51所，分布在30个县内，其中以潭州的长沙、衡山、湘潭、浏阳、醴陵、宁乡等地最多。著名书院有潭州的岳麓(长沙)、碧泉(湘潭)、文定(衡山)、灵峰(宁乡)、文靖(浏阳)、东莱(醴陵)书院以及衡州的石鼓书院。

书院起初是多功能制度化的私学机构，它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与官学并行发展的教育组织。但长沙岳麓等书院却是独立于官学与私学系统之外的独特体制。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知州朱洞始建岳麓书院于岳麓山抱黄洞当年智瑁办学之处。宋真宗赐“岳麓书院”门额，使书院名声大振。以后历代屡有修建，也多为地方官吏出面支持。聘请掌教、筹划经费，招收生徒也系地方官所为，有的还亲往书院讲学、督课，使岳麓具有了某种“官办”性质。但它和地方官学在体制上还是有严格区别，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学术传统和学风。

这种特殊乃是书院教学体系与理学的结合。开启南宋理学和书院一体化的功臣是迁居潭州的一批优秀理学家。早在朱熹到岳麓讲学之前，胡安国、胡宏、张栻即在潭州创建并主持书院，研修传播理学，形成中国最早的书院性学派。“湖湘学派”崇北宋道州(今湖南道县)周敦颐为理学的开山鼻祖，其学说经岳麓讲学之风的渲染，蔚然而为理学大宗。于是，求学者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盛况空前。北宋后期潭州推行王安石的“三舍法”，岳麓书院与湘西书院、州学并称“潭州三学”。岳麓书院走上了官学化的道路，成为湖南的最高学府。

书院对造就湘楚人才功不可没。仅以朱熹为例，他在岳麓培养了一大批弟子。这些弟子或仕进为官，或从事文教、学术活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朱子门人》所列及湘籍著名门人有10人。他们是：潭州吴猎、钟震、郑仲礼、黎季忱;岳州李儒用、赵希汉、李杞;衡州廖谦、林于蒙、袭盖卿。如潭州钟震，原居衡山，朱熹绍熙中讲学岳麓时，他执贽门下，“往复问难，教答为多，震恐遗忘，悉笔之书，为甲寅所闻语录。”钟震大业有成后，自筑主一书院，讲学其中，湖南之士，从者甚盛。朱子两次在岳麓讲学，门人当远不止此数。如潭州黎贵臣，曾从游朱子，后在金龟山下创昭文书院，就未列入上述10人之中。

宋之后，不少名士保持气节，归附山林，著书授徒。元政府则顺其意志，授山长，赐院额，设法控制，为己所用，客观上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至元十四年至大德十一年(公元1277—1307年)，湖南修复书院8所，兴建5所，共13所，占湖南书院总数的54.1%，占全国修复、兴建书院总数的21.3%。

元代潭州除潭州学政刘必大、长沙别驾刘安仁两次重修岳麓书院外，还新建和修复了涟滨(湘乡)、莱山(宁乡)、乔口(长沙乔口)、东冈(长沙榔梨)、南台(浏阳)、碧泉(湘潭)、庆洲(益阳)、凤山(攸县)、紫微(茶陵)等书院。此外，还恢复了路、州、县3级官学。元代湖南教育之再兴，带动了岭南学术思潮之变，湘楚学风再露曙光。

明代一开国就很重视学校教育。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特别倡导各级官学的发展，实行“学而优则仕”，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将举业同学校紧密结合起来，使明初学校教育兴盛一时。早在洪武年间，长沙府府学及12属县县学均已恢复或重建。

但明初对书院教育不够重视。直到明中叶后，由于科举腐败，官学衰落，原有书院才逐渐恢复。兴办书院之风且延及民间，形成书院教育的新高潮。岳麓书院沉寂百年后，弘治初由长沙通判陈钢主持修葺，再度成为中国南方的教育中心之一。其影响所及直到近世，带动近世“通省书院不下百余”，使湖南再度成为传授学业、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其时，长沙府著名的书院还有善化惜阴书院、宁乡玉山书院、湘阴仰高书院、茶陵云崖书院等。

到清代，长沙诸书院完全走上了官学化的道路。由于上自皇帝，下至封疆大吏的重视，加之李文炤、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等山长，都是大名鼎鼎的经学大师，使岳麓书院再度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教育中心。其规模之宏大、规制之完备、培养人才之众多，在全国绝无仅有。

清代长沙著名书院还有城南书院、求忠书院、校经书院、思贤讲舍等。由于主持教务者有渊博的识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灵活的教学方法，使这些书院最终还是有别于官学，也一反他省书院的腐败常态，因而人才济济，桃李满天下。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末。除各级官学和书院外，官府还广泛兴办了义学，作为初级教育的场所。整个湖南共有大小书院277所，义学246所。全省有学田73万余亩，也居全国之首。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湖南时务学堂的设立是湖南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湖南教育从旧制到新制转变的分水岭。湖南巡抚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提调(校长)，聘梁启超、李维格分别为中、西文总教习。学堂开设宗旨据称是“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人才”。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前者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学等;后者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等。所读书目有《万国公法》、《几何原本》、《化学鉴原》、《万国史记》等，开全国新学之先河。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竭尽心力投入讲学之中，为培养变法维新人才沤心呖血。李炳寰、林圭、蔡锷、范源廉、蔡钟浩、等都是时务学堂的高材生，他们大多成为自立军起事的主要组织者或辛亥革命的推动者。杨树达、邓振声、梁焕均等则成为各个领域的拔尖人才。

戊戌维新失败后，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但它对旧教育制度的冲击并未由此消除。教育改革势不可挡。1901年，长沙人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并充任清政府管学大臣。他奏请变更科举，兴办学堂。旋即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厅及直辖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教学内容除四书五经外，还要学习中外政治、历史、艺学等。长沙求实书院遂改为湖南大学堂(后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是为湖南实行这一改革的开端。大学堂设有一步到位，而是循序渐进，即先办中学，再办预科，最后升至正科。到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预科生五班毕业，考试合格者140人，正式升入正科，完成了由书院向大学堂的过渡。

1903—1904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的校舍，成为湖南大学的前身;城南书院改为师范馆，成为省立第一师范的前身;校经书院与孝廉书院合并为校士馆;求忠书院改为忠裔学堂;又在湖南高等学堂校址增设农工商矿业实业学堂。这样，省城几所主要书院全部完成了向新式学堂转变的改革。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请所有乡试一律停止。至此，延袭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全部废除。

新旧学校的重要区别之一是课程的设置。1902年拟定的大中小学堂课程中就普遍包括了国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图画、习字、体操等新式课程。一些专科大学堂还设置了地质、测量、农学、动物等专业课程。20世纪最初10年间学堂课程设置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同时也促进了新知识和新思想的传播，对我国近代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它不仅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对辛亥革命的准备和发动更有着直接的意义。

长沙光复后，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期间(1911年10月—1913年10月)，省城教育出现了短暂的勃兴。“开明专政”第一年即创办学校7所，增拨教育经费3万余元，并选派581名学生出国留学均给予官费待遇。

紧接着湖南形成南北军阀交替统治的格局。民国成立后八九年间湖南都督(督军、省长)先后九易其人，兵燹纷乱，经济和教育受到极大摧残。袁世凯死党汤芗铭“莅湘开始，即诬(学校)为乱党策源之地，横被封闭搜查者，计省城内各中小学校不下数百”。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湘期间，强提教育经费，镇压爱国师生，更把湘省教育推上绝境。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驱张”运动取得胜利，教育又见复兴。教育经费开始从财政中独立出来。1920年省议会通过强迫义务教育案，小学教育明显发展。全省小学校数从1920年的8456所增至1924年的17009所。中学教育紧追其后，中学校数由1920年的37所，增至1925年的104所，在全国居第二位。尤其是私立学校发达，在全国独占鳌头。晚清至民国初，长沙先后创办私立中学63所，其中因查禁、战乱以及财源枯竭等原因陆续停办了32所。至1911年长沙尚有私立中学11所。著名的明德、周南、雅礼、长郡等中学，以及楚怡、修业等小学均兴办于此时。

女子教育发展速度比男子教育发展更快。1922年全国有女子职业学校76所，其中湖南占18所，大部分集中在长沙。

大学教育也开始起步。岳麓书院自1903年并入湖南大学堂后，先后经历湖南高等学堂阶段、湖南高等师范学校阶段和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阶段，于1926年与湖南公立政法专门学校、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合并，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初设理、工、商、法4科，湖南开始有了本省的公立综合大学。

20世纪进入30年代以后，湘省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复苏，教育事业也随之获得较大的发展。明德等中学闻名全国。1934年大津《大公报》称“明德与南开，不啻南北并立两大学府”，“明德寄宿生整齐，与军队无异。科学仪器之多，视大学无逊色。”长沙私立妙高峰中学南轩图书馆，自1926年8月开办，经过10年经营，添置图书1.7万余种，杂志400余种，教育部督学曾称赞此为“全国中学所罕见”。据统计，1934年全省私立中学有51所，占中学总数的62%，学生1.47万人，占中学生总数的66%。

与此同时，长沙的职业教育、平民教育和社会教育也有长足的进步。1935年长沙南郊举办义务教育30班，学生4751人;办民众夜班68班，扫除文盲1177人;省建设厅以长沙中心实验学校为基地，组织61个农民信用合作社，为普及短期义务教育提供一定的经费。在当时条件下，能行此举，确实难能可贵。

直到抗战前夕、抗战期间乃至抗战胜利后一二年，湖南的教育事业仍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可是，到1947年下半年以后，内战加剧，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湖南及长沙的教育事业不可避免地从繁荣转向危机。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湘城教育获得新生。

责编：胡紫薇

来源：湘城文史丛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