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京生北京长。可惜，读小学中学时，讲究的是籍贯，我的父母来自南方，所以只能填出生地是北京。如今，活到一大把年纪，我想，无论如何我也应该算是一个北京人了。

与上海广州比，北京周边有多少吸引力?

身为北京人，北京周边，除了去天津看望亲戚的次数比较多外，其他城市，掰着手指头都可以数得过来，一两次而已。多年间，我也问过不计其数的朋友和熟人，老中青少，北京四周的城市去过哪些?没料到回答比我还不如，都说没去过，石家庄、保定、唐山、邢台、沧州、衡水，他们居然想过都没想过要去一趟，尽管如今坐上高铁，去这些城市的速度比北京市内东西南北行还要快，通向这些地方的高速公路，也已经四通八达了。

只有一个张家口，作为冬奥会的一部分，确实有点诱惑力，可过了冬奥会呢?没人说得清。最尴尬的是，游过避暑山庄，却不逛承德市区;去过北戴河，没进过秦皇岛市里;去过白洋淀，不清楚这里属于保定，更没记住安新;去过东陵西陵，可遵化、易县县城在哪儿，压根儿不知道。去过天津的倒是不少，但朝往夕返的特多。

这，就是北京和周边的关系。北京犹如一座孤岛。

北京东边有片地方叫燕郊，燕郊是镇，这几年可是大名鼎鼎，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燕郊实际属于河北三河?三河过去叫县，后来改为市。人人只会说：住燕郊，绝不会说住三河。燕郊前面加个北京，网络上还真就是这么标明的。

北京南边的固安县，名气如今也与日俱增，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接近固安。4年前的北京地铁四号线，距离终点天宫院还有五站，车厢里就只剩下我一人独自打盹，可现在，直到最后一站，似乎还有无数男女丝毫没有下车的意思。在天宫院一下车，去固安的、有去固安的吗?喊叫声此伏彼起，打个拼车最低十元。

三河和固安都属于廊坊市，但你不妨打听打听，住在三河燕郊和固安的外来户，有多少人去过廊坊市区?他们住在三河燕郊和固安的目标是接近北京，与廊坊无关。我认识两位刚刚定居固安的朋友，一位从前家在承德、一位在秦皇岛，他们想方设法将家迁进固安，连子女入学都转了过来。我疑惑不解，问他们，承德和秦皇岛不比固安弱吧，他们回答，可离北京很近啊!

再看看上海和广州。因为人们喜欢称北上广。

上海、广州周边的城市，几十年来，我这个北京人就不知去过了多少次，别说大中城市，即使很多小城、小镇我也格外熟悉，全国的会议甚至国际会议和全球论坛，一次次在这些小城小镇举行。

我在不同场合问过许多人，广州四周的城市去过没有?回答都是说去过不止一次。佛山、深圳、珠海、中山，没去过的几乎没有，至于东莞，连下面的小镇，长安、樟木头、清溪、虎门都曾进入过不少人游历的路线，更是无数打工者的选项。如果问上海四周去过哪里，那回答就更热闹了，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昆山、杭州、宁波、嘉兴、绍兴、义乌，加上乌镇、横店这样声名远播的小镇，人人都可以说出一长串名字。

相比之下，住在广州周边的人，不会觉得不如广州;住在上海四周的人也不会一门心思妄想挤进上海，估计深圳、珠海、杭州、苏州、无锡的人们比广州、上海人还有自豪感。深圳人对北上广的排列很不以为然，认为深圳已经超过了广州，而住在珠海的人，自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比，其宜居度都胜过省会。杭州、苏州、无锡，风景宜人，不必多说，而杭州还成了电商的大本营。其实，就是南京、扬州、镇江这样的城市，也不能说比上海弱许多。整个珠三角、长三角，从大中城市，直至小镇，有一半可以和广州、上海平分秋色。

可是，住在唐山、保定、承德、秦皇岛、廊坊的人们，面对北京，不管实际状况如何，他们心理上至今还没优越起来。别说他们，即使天津、石家庄，相比北京而言，恐怕也没多大吸引力!

我所说的周边，都在河北，如果再扩展些，放在整个华北，甚至加上东北，其城市吸引力，只有大连、青岛还凑合，其他能接近北京的实在罕见，也就是说，在北中国，北京都是一座孤岛。北京的磁铁效应能不超强!

尽管北京也不是什么宜居城市，但其首都地位让人们不得不选这里，足见在北方城市里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无奈。

其实，回望历史，从前北京周边的城市并非如此!

历史上的天津 比北京宜居

先说天津。多年前《书屋》发表拙作《京师政治生活的后花园》，其中详细解读了天津的历史地位。

过去天津的地位和北京处于一个层面上，人们都会说上京下卫，卫就是天津卫。

天津和广州、上海、香港、武汉、厦门、宁波、青岛、大连等城市一样，从十九世纪开始，其发展、兴旺，无不与世界列强入侵结成因果。天津是北洋大臣的驻地，北洋大臣全称是北洋通商大臣，但通商是被迫的;李鸿章主张兴办洋务，身为北洋大臣长期住在天津，天津因此也成了洋务中心，但李鸿章在多年的历史教科书和人们心目中一向以卖国求荣著称;天津开埠，标志着天津经济的起步，但是开埠是战败求和签约的结果;天津兴起，与租界紧密相联，天津有九国租界，在中国最初开埠城市里算最多的，可租界更是丧权辱国的产物;买办，时人称洋奴，是近代第一批经营人才，著名的买办代表人物盛宣怀还创立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来更名为北洋大学，即天津大学的前身，天津大学至今仍是天津高等教育的标志，但买办资产阶级却是后来被打倒的对象，洋奴当然也是个不堪入耳的称呼。

无论你如何评价租界、洋行、买办和洋务运动，这些，尤其是进出口贸易的兴起，确实为天津带来了经济繁荣，让天津成为繁华的商埠，加入了当时为数有限的中国近代城市的行列，具备了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天津在民国的特殊地位，恰恰来自于其接近北京的地理位置及其鲜明的租界效应，租界既为天津吸引了生意，又为天津汇聚了出自北京的政治资源。

从逊帝溥仪到前清的遗老遗少，从民国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到复辟辫帅张勋，从大权在握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到政坛要人靳云鹏、王士珍、顾维钧、潘复、朱启钤、鲍贵卿、孙传芳、倪嗣冲、刘冠雄、吴光新、陆宗舆，从奉系张氏父子到政治和学术兼擅的梁启超，都在天津留下政治活动的鲜明足迹。其中多数人拥有几处房产，主要住宅还都在租界之内。

民国活跃于北京政坛的各类要人，或出于被迫无奈，或以退为进，或仅仅为了暂避风头，一旦离开权力宝座，大多会选择天津蛰居，以天津作为进退之所。其原因，一是下台之后不愿意继续留在政治的中心地带，选择天津，可以就近随时了解北京动态，或是聚会商议对策，或是迅速返京重掌大权;二是北京只有使馆，短期避难尚可，长期则难以栖身，而天津拥有众多租界，华洋杂居，尤其下野之后，在租界庇护下，比较安全;三是临海，那时的交通除去有限的铁路外就是海路，在天津便于搭船离岸;四是根据《辛丑合约》约定，天津周围20里严禁中国驻军，使得这块地方不会发生国内各派军事力量之间的战事，在当时混战中的中国，相对比较和平。

从1917年以后，天津接连发生了一系列影响全国政局的事件，这些事件显示出天津作为京师政治生活后花园的重要地位，凡是北京不好解决或准备解决的问题，都是先在天津商量妥当。

这一年，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的矛盾日深，最终段被黎免去职务，段离京后落脚之地正是天津的意大利租界。被黎元洪请来调停的辫帅张勋进京之前也是先到天津，张公馆坐落在德租界内，元配夫人曹琴常住在此。张勋进京拥戴逊帝溥仪复辟，段祺瑞闻讯后举起反复辟的大旗，他先赴天津附近的马厂动员第八师举兵，即所谓马厂誓师，回到天津市区时，各界要人靳云鹏、贾德耀、段芝贵、冯玉祥、梁启超、叶恭绰等纷纷前来，聚集在讨逆军司令部的周围，在天津酝酿了再造共和的大业。

冯国璋继任总统后，段祺瑞又开始与他明争暗斗，最后段祺瑞辞职。当王士珍接受组阁时，以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为首的督军和督军代表齐集天津曹家花园开会。这里原是孙家花园，为买办孙仲英所建，后来将花园卖与曹锟，所以也称曹家花园。会议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一手策划。此时的天津再次成为政治军事的重心。而随后被逼下台的王士珍也是先躲到天津，抵津后再致函冯和段，陈述己见。

翌年6月，一直闲住天津的徐世昌赶到北京，倡议冯、段合作，主张北洋派消弭内争，直系皖系也不该再存芥蒂。果然，徐树铮与曹锟、张怀芝、龙济光、倪嗣冲等各路督军和督军代表再度聚会天津，而奉军则在天津附近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准备染指关内事务。段祺瑞建议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自己不做副总统，倘若冯国璋可以退为副总统，自己也会同意，否则他愿意与冯国璋同时下野。督军们在天津公推张怀芝到北京面谒冯大总统，问冯能否屈居副总统之位，被冯谢绝，于是冯、段两人都腾出了副总统的位子。各方在天津最终一致决定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处于前台的北京政局的未来，实际在天津被左右。

1924年直奉战事又起，随着冯玉祥倒戈回京、软禁总统曹锟，正率直系作战的吴佩孚只能从秦皇岛退至天津，专车停靠在天津北站，本想依靠山东和江苏的援军歼灭冯玉祥，解救北京的曹锟，但很快得知援军无望，究竟何去何从，吴佩孚举棋不定。此时，段祺瑞正蛰居天津日租界，虽说人没来，但一封信却送达吴佩孚，劝他早日离开天津，另谋发展。随后，天津的日本驻军司令也来力劝吴转往其他地方，等待东山再起。最绝的要属美国驻军司令，一面劝说一面唤来站长，开动机车，径直将吴佩孚的专车拉往塘沽。吴佩孚只好由塘沽乘船南下。美军司令事后得意地说，凭吴大帅的脾气，怎么会自行撤走，只有这种方式才最为得体。

就在北京政治权力出现真空时，几方势力又先后抵达天津会商，在天津再度决定了北京的政治命运。几家联合原本是为了对付直系，直系一倒，他们相互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显露出来。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最突出，互不买帐，但都同意由蛰居天津的段祺瑞出山暂时主政，另外，段在天津也接到了苏、皖、赣、浙、闽、湘、鄂、川、陕、豫等省的电报，表示拥戴他重新出山。而孙文在接获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函电后，发表北上宣言，起程在即。冯玉祥原本希望在北京会商，可是段祺瑞更愿意在天津与张、冯会晤。这时段祺瑞正住在日租界，张作霖也由沈阳入津，居住在姻亲曹锟的曹家花园内。冯玉祥只得赴津商讨北京政局。经三方势力聚集天津多次会商，终于达成协议，并商定在新政府产生之前，组成临时执政府，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执政。

天津会议一结束，段、张相继进京，段很快宣誓就职。随后，孙文偕同夫人宋庆龄及国民党要员30多人抵达天津，下榻日租界的张园。逗留天津期间，他与段祺瑞互致函电。当时张作霖已从北京返回天津曹家花园，孙文为表诚意，抱病率邵元冲、孙科、李烈钧、汪兆铭等登门拜访。孙文在天津一住就是20多天，在各方期待下，1924年12月31日，终于乘列车进京。

相对于北京而言，张作霖也特别喜欢天津，已经入主北京了，可还老是跑到天津活动，不但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组成“安国军”，被十五省推为总司令，进攻南方的北伐军和西北的国民军，并任命正赋闲在天津的靳云鹏为国务总理;还忙里偷闲，邀请住在张园的逊帝溥仪来到曹家花园，口称“皇上”，行跪拜大礼，并奉上10万银元的献金。

第二次直奉战事以后，天津不但是民国各方势力活动的政治重心，同时也成了前清遗老遗少聚会的地方。

冯玉祥倒戈后占据北京，立即驱逐溥仪出宫，溥仪出宫后先住在什刹海醇亲王府，就是溥仪父亲摄政王载沣的家里，也算回到自己家了。但遗老遗少们却认为这里地处险境，于是天天忙着“营救”，终于有一天，在狂风怒吼、尘沙蔽日之时，溥仪离开醇亲王府躲进东交民巷里的日本使馆。1925年2月23日夜间，溥仪又化装成日侨逃到天津，先是住进日租界的大和旅馆，继而住进张园。

张园，就是孙文不久前来津时住的那个日租界的张园。巧合的是，据说溥仪所选择的住房及新床的摆放位置，竟然与此前孙先生的居室和床位分毫不差!

张园是张彪的私邸，此人是清末武昌陆军第八镇统制。武昌首义，张彪带着家眷逃到天津，在日租界购买了一块地基，占地约20亩，用两年时间盖起了一座两层楼房，四周修建了凉亭、水池、喷泉、假山、石桌凳。溥仪的到来，让张园成为政治活动场所，游艺场也成了“清室驻津办事处”。身为旧臣的张彪尽管做了皇帝的房东，但他不仅不收房租，还出资将家俱都换成了溥仪喜欢的欧式，而且自己每日清晨亲持扫帚为逊帝洒扫。张园从此熙熙攘攘，门口狭窄的道路显得十分拥挤。

溥仪在张园住到第5年时，张彪已经故去，其子对满清毫无感情，只认金钱，提出每月收700元房租的要求，溥仪因而决定迁居，他选中了距张园百步之遥的陆宗舆私宅干园，也属于日租界。这位陆宗舆就是五四大游行针对的那个陆宗舆，五四以后他也寄居天津，担任了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龙烟煤矿和铁矿公司督办，1921年修建了这个干园。1929年7月，陆宗舆搬到了石山街，将宅院让与溥仪，溥仪特意改干园为静园，取静观变化、静待时机之意。

溥仪在静园里一直住到1931年，在这里接见京津两地的遗老遗少，会见曾在前清任职且不忘旧主的民国政要，与各类日本访客探讨恢复之策，还因为东陵被盗案迟迟未做处理而与民国政府结怨，离婚案也闹得沸沸扬扬。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天津驻军的土肥原贤二大校10月3日夜访静园，与溥仪商定了出走东北的计划。为了掩护溥仪行动，日本军还制造了“天津事件”，借所谓骚乱，乘机出动，在租界宣布戒严，把静园周围封锁起来。溥仪因此得以潜行，在日方的掩护下终于抵达关外，建立了“满洲国”政权。他在天津统共住了7年。

1928年以后，北京不再是京城了，而改称北平，天津当然从此也就丧失了京师后花园的地位，但民国初期的那些政坛领袖和要员并没有依照中国传统习俗，还乡养老，而是依旧住在天津，大多终老于此。不再告老还乡，选择留在城市颐养天年，这不妨视为民初中国社会风气的一大转变。转变的原因恐怕在于近代城市生活的吸引，乡村落后的条件毕竟不能与大城市相比，方便的生活环境也许比传统文化显得更为重要。

当寓公不看中北平，却选在天津，主要还是因为这里拥有租界，对前朝权贵而言，当然是安全第一，况且租界的宅第舒适，也住久住惯了。其中只有曹锟的曹家花园不在租界，他就卖了出去，也改到意租界和英租界居住。此外，这些人多是北洋六镇出身，对天津这块北洋派系的诞生地怀有很深的感情。曹锟住在这里，还由于天津是他的家乡;徐世昌的老家在河南，而天津算是离家乡最近的大城市;黎元洪、段祺瑞尽管都是南方人，但与南方类似的城市上海、广州、武汉、厦门并无他们的存身之地，1928年以后的政治环境也远不如天津合适。段祺瑞最后死在上海，那时由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他的日本友人和打算投靠日本的故旧不停地打扰，企图请他出山，在南京政府的催促下，才被迫南下。只有一个吴佩孚，本来与天津没什么渊源，在这里也没有居住过，1924年来天津短暂停留还睡在列车上，而且他一向反对住租界，所以最后选择了北平的什锦花园，可就是因为如此，最后才死得不明不白。

民国初期的大总统，黎元洪、徐世昌、曹锟都在天津去世，占了一半，如果加上张勋、靳云鹏这一级的人物，就更多了。可以说，天津这座城市也成了北洋派达官显贵的养老和终老之所。下野以后，在天津，他们有人吃斋念佛，下棋打牌，如段祺瑞;有人闭门著书，饮酒赋诗，如徐世昌;还有人在四周做起了生意。致仕后从事工商业，并且经营有道，长袖善舞，这也可以看作中国传统官场在新时代的一种变化。

黎元洪晚年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共投资45个企业，仅银行就17家。靳云鹏与日本人合办了胶东鲁大矿业公司，又在济南投资鲁丰纱厂，在济宁等地开办电灯公司、济宁面粉公司，从1908年到1926年的18年中，他独家投资或合伙经营企业有20多家。别看张勋政治脑瓜很旧，一门心思复辟，可是经济头脑却非常灵活，投资遍及工商、金融各业。

不管这些人当政时相互之间有多大的冤仇，政见如何的不同，打得怎样不可开交，只要离开北京的政治舞台，或暂时下野栖息津门，或在天津养老，住在这同一座城市，甚至住在同一个租界，都会相安无事，不再发生任何政治冲突，成了简单的居民，好象过去从没有那些是是非非一般。可见，天津，一方面是京师政治生活的后花园，同时也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的避风港、和平区、中立地带。

用当今非常入时的话语说，那个年代的天津，还真是疏解了首都的部分功能!

这些城市，知名度跑哪儿去了?

天津在中国北方的城市中得天独厚，靠海，有优良的港湾，市内还有一条大河，说实在话，华北城市能有一条大河，而且是长流水的大河，确实很少。天津还是最早开埠的工商业城市，对外贸易繁荣，洋商很早就落户这里。第一批企业家、银行家也在这里发迹，几乎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所具备的条件无一缺少，但天津的地位后来却风光不再，其中教训值得深思。

北京明明是一座文化古都，但发展到七十年代末，其钢铁、石化、汽车制造的风头早已盖过了文化，首钢、燕山石化、卡车130、北京吉普212，谁人不晓?仅橡胶厂、纺织厂，北京就不知建了多少。那时一出朝阳门，一路看到的都是工厂。当年北京的面貌从那些汽车站名就可以想象出来，一看是坟、是庄、是店、是门、是营，肯定是北京的传统;一看是焦化厂、水泥厂、毛纺厂、炼油厂，那肯定就是工业化了。

幸亏北京是首都，核心部门、优秀人才都集中在这里，中央职能无法替代。1990年代后，大量高耗能、污染强的工业迁出、停产、改造。新世纪以来，首都功能定位更为鲜明，这才使城市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当然，首都特色带来的就业机会、发展机会也强化了磁铁效应。

石家庄早年因铁路枢纽而闻名，最后却成了一座工业城市，如果不是1968年改为省会，估计与河北中等工业城市差不太多。而唐山呢，开滦煤矿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矿产，唐山因而扬名海内外，可是当各地都在采煤挖矿后，唐山的优势不再。不过，唐山的著名，更在于开滦煤矿是个国际化的煤矿，其总部就设在开埠的天津，只有在国际化作为帝国主义的一部分被取缔后，这块牌子才失去了知名度。唐山还有个路矿学堂，以后又叫过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曾赫赫有名，培养了不少人才，竺可桢、茅以升、林同炎、黄万里就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但这个学校也不知跑哪儿去了。唐山最后的知名度，实际来自于大地震和唐钢。

邯郸是历史文化古城、成语典故之都，不过，在很多年里，没人记得，被人记住的是邯钢，1958年建厂;承德，人们只知道避暑山庄，可避暑山庄之外呢?承德市曾经是热河省省会，却是绝大多数人记忆里的一片空白，热河这个省名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邢台，人人记住的只是周总理慰问地震受灾群众的难忘场面，可其他还有什么，谁知道?衡水，近些年最出名的是一所中学的升学率，可衡水还有一片湖，这样的湖在华北城市很难得，只是知道的人实在有限;沧州，过去人们一提这个名字，就想起被刺配的林冲，这些年，说到沧州不再联想到刺配，兴许是读《水浒》的人越来越少了。

保定是座历史古城，先是直隶省会，后又叫河北省会，被称为京畿重地。虽说自民国开始，保定的省会地位几经变更，省会时而迁天津，时而迁北平，但保定始终是华北名城，谁没去过保定府?读过革命文学《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的读者估计也不会忘记保定，在读者心目中这是座令人向往的城市。保定还曾担负起军事教育的功能，从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培育了一批批中国近现代的军事人才，可惜，1923年就停办了。如果一直发展下去，这个学校恐怕早已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学校。1968年，保定彻底丧失了省会的地位，从此就逐步退出了人们的视野，连保定曾经最出名的酱菜和搓澡，后来也被淡忘。“文革”时期，保定出名的不是文化，不是古城，也不是有什么工农业，而是武斗，这里发生的武斗名扬全国。现在说起保定，恐怕所有人最先想到的是驴肉火烧。

说到河北保定，我也想起了河南的洛阳、开封两座古城。洛阳和开封也是自丧失了省会地位后，声名就一落千丈。那个年代没有旅游，城市的文化地位不高，重工业第一，很长时间里，洛阳的知名度在于拖拉机，一说洛阳，首先想到的是拖拉机厂，而开封基本就淡出了人们的日常话语。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旅游业兴起，龙门石窟、白马寺、牡丹、武则天、狄仁杰和邻近洛阳的少林寺才让洛阳恢复了昔日的名声;开封好像直至《包青天》热播，才重新纳入人们的谈资，原来这是北宋的都城!40多年前上学，一到地理考试，大家最犯愁的就是回答省会。银川、西宁，很多人没听说过，而河北、河南的省会回答总是五花八门，因为这两个地方的省会变来变去，记住的不多。

计划经济时代，没听说过旅游业，只有外调，火车硬卧上一脸严肃的人就是外调人员。无论在城在乡，也不许自由迁徙，买车票、住旅馆还要介绍信，外出要全国粮票，各单位和居委会盯着生人就好像防著阶级敌人。那时的著名地方，也是我们地理考试和政治考试里最常出现的地名，历史的就是革命根据地，现代的就是工业城市、水库城市。瑞金、遵义、延安、攀枝花、大庆、克拉玛依、三门峡、包头、鞍山、马鞍山这样的地方都被我们记得滚瓜烂熟。那个年代，人们就业没什么选择权，干部和知识分子去哪里都是靠组织分配，人民公社社员能农转非、当工人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虽然工业城市不是想去就能去的，但确实最吸引人们的目光。

近三十多年，在市场经济的冲刷下，人们终于可以自由选择了，他们图的是就业机会、发财梦想，中意的是宜居、旅游、商贸、金融、高新技术，偏爱的是文化、山清水秀、面湖滨海临江，结果，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是首选，当年只有艰苦锻炼、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劳动改造才会想起的云南、广西、海南的那些地方纷纷扬名，第三产业在哪里都有号召力。

北京周边的城镇，从发展定位到管理和服务，其实，已今非昔比。北京四环、五环以外的许多地方，未必就比这些城镇好多少，前些日子失火的大兴西红门，看起来和河北的县镇也没多大差别。但要把北京周边的城镇从地震、驴肉、污染、雾霾源头、脏乱差臭的凝固印象中彻底摆脱出来，还需要时间;恢复天津、保定这些历史名城的声誉也非朝夕间就可以成功的，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毁一座城市很简单，树一座城市不容易。但愿近些年北京市和北京周边城镇所有好的规划、美的设想，都能如愿!

责编：李莉芹

来源：《东方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