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张国斌:长沙会战守临湘,30米高的城墙成平地

  衡阳晚报   2018-07-04 00:06:34

国民革命军第74军58师173团直属通信排通信兵

张国斌:做指挥官的“嘴”和“耳”

张国斌近照

志愿者在病房里照顾张国斌老人

抗战时期战场上用的电话机

↑采访张国斌老人

【老兵档案】

张国斌,1926年1月9日出生于重庆合川县,读过三年小学。16岁被抓壮丁,先后参加过常德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解围战。

衡阳保卫战期间,张国斌在国民革命军第74军58师173团直属通信排负责守总机。虽然没有上前线打仗,但他的工作非常重要,就相当于指挥官的“嘴”和“耳”,几乎所有命令的接收和下达,都要通过张国斌的电话转接出去。

■本报记者 刘思远

2018年3月17日,从怀化会同出发,采访组经过12个小时颠簸,终于在晚上9点半左右到达重庆合川,准备第二天采访老兵张国斌。未料,志愿者电告记者,张国斌住院了。

18日上午,采访组去医院看望张国斌。志愿者告诉记者,张国斌因患肺气肿久治不愈,经常发作,经过打针吃药,目前正在好转。于是,采访组决定再等一天。19日上午,记者来到医院,张国斌的精神状态已大有好转。志愿者说,张老十分健谈,用重庆当地话来说,是一个摆龙门阵的高手。因为还不能出院,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张老在医院会议室向记者摆起了龙门阵。

织布学徒成壮丁,跋涉千里进军营

虽然过去了70多年,张国斌至今仍清晰记得自己老长官的名字:军长是施中诚,师长是张灵甫,团长何南(音译),排长赵文斌(音译),班长张玉连(音译)。

小时候家里穷,父亲早亡,母亲带着张国斌和哥哥相依为命。“我只读了3年书就休学了,那时哥哥在县城钟表店当学徒,我则成了一名织布学徒。”16岁那年,张国斌被抓了壮丁。

“当时我被抓壮丁的人直接绑了,首先送到火草房(现合川区南津街)。”据张老回忆,然后他又被送到广安接受了两个月军训,后被送往湖南。途中步行经过梁山(今重庆梁平区)到大足(今重庆大足区)再到万县(今重庆万州区),全程近400公里,走了10多天,在万县坐船到湖北的三斗坪(今宜昌市夷陵区),然后再步行到常德津市,最后坐船到长沙。“我们就在长沙交的兵,交到国民革命军第74军58师173团。”

记者计算了一下,从重庆合川到长沙共有1000多公里,其中一半左右路程靠步行。交兵后,张国斌被选入通信排守总机,通信排属于团部直属部队。

长沙会战守临湘,30米高的城墙成平地

1943年冬,张国斌所在的58师参加常德会战。

“我们173团就在桑塘街太子庙石明桥一带与日军交火,战争结束后我们驻扎在桃源县沙坪镇。”张老回忆称。

1944年长沙会战时,173团固守临湘城。“从早上8点开始,到中午12点,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一片,第一营打完没有一个人回来,幸好敌军没有发动夜间攻势。”回忆起当时残酷的战斗场面,张老仍心有余悸。

“守了一个星期,我们的一个团几乎都被打光了,但也没有被鬼子攻下来。”张老回忆说,战后,30米高的城墙被夷为平地,173团原本有2000多人,战后清点人数,只剩下130多人。“剩下的人已经没有打仗的能力了,一个连就剩下10个人。”

电话就是“嘴”和“耳”,战事吃紧时三四个昼夜未合眼

虽然没有去前线打仗,但那时候的通讯工作非常重要,就相当于指挥官的“嘴”和“耳”。“团部几乎所有命令的接收和下达,让哪个营、连队出击,都要通过我用电话转接出去,甚至关系到一场战斗的胜败。”张老自豪地告诉记者。

当时张国斌所在的74军58师173团共有2台电话,他负责团部的总机,深感责任重大,唯恐一个电话没有接到或及时转出,贻误军情,因此不敢有半点怠慢,整天守着电话机不敢远离,保证能被长官随时找到。

战时“上班”不论时间,一台电话要指挥前线好几处部队。战事紧张的时候,一天要接上100多个电话,经常一连三四个昼夜不能睡觉。“长官们也跟我一样守在电话旁,一连好几天不休息。”

打完常德会战后,74军58师被派去与100军联合攻打金龙寺(现衡阳县金兰镇某高地)。100军19师几天都没有攻下来,就决定次日换74军58师去攻打。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58师朝山上开了几炮,发现山上没有开火还击,遂发动冲锋,冲上山时才发现已经没有人了。“因为攻打金龙寺立功,师长张灵甫捡了个大便宜,直接升了副军长。”

解围战打至五里牌,可惜衡阳城已沦陷

“攻下了”金兰寺,部队继续向衡阳城方向进发,越过蒸水河后就是鸡窝山高地,由于地形复杂,易守难攻,58师反复冲击了10多天,阵地几次得而复失,敌军始终顽抗。

当时张灵甫急了,召集三个团长训话称,“上头命令,一定要尽快拿下鸡窝山,再拿不下来,我就只能给你们每人送一副棺材!”

当晚,58师投入总预备队发动总攻,双方激战良久。在付出了伤亡1/4的巨大代价后,58师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此后,58师一路打到五里牌附近。“五里牌,意思就是离衡阳城只有五里路了。眼看就要与城内守军会合了,没想到,呈现在战士们眼前的是一片废墟。”张老遗憾地说,我们先后通过发射信号弹、无线电、电话等方式,想与守城官兵取得联系,始终没有得到城里的应答。等了两天,最后得知衡阳城已经陷落,部队就退回到宝庆。

抗战胜利后,张国斌离开部队,回到家乡重庆务农至今。志愿者告诉记者,如今张老一个人独居在合川区老合洲市场的一个小巷里,唯一的养女也已白发苍苍,没法对他照顾更多。

近两年来,独来独往的张老前后多次进出医院,但他从不主动麻烦志愿者。“也许这是他多年当兵养成的要强性格,就像他虽92岁高龄也不愿驼弯的脊梁!”该志愿者如是说。

责编:吴名慧

来源:衡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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