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第10军第三野战医院上尉军医

卢华：带着伤兵沿湘桂铁路逃离衡阳

↑现年96岁的卢华老人患有颈椎病，出行要拄拐杖。

↑卢华在接受采访

↑1944年夏，湘桂铁路成为逃亡大通道

■文/图 本报记者 罗文鹏

老兵档案：

卢华，1922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舍浦镇。曾是国民革命军第10军第三野战医院上尉军医，参加过衡阳保卫战、武汉会战的外围战以及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

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改变了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命运。小学毕业后，卢华跟叔叔离开家乡，从浙江来到位于江西南昌的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五陆军医院。叔叔是医院的军需科长，院长也是他家亲戚。

抗战打响前夕，叔叔决定回乡，临走时问卢华要不要一起回乡，他却决定独自留下。后来，他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军医，见证了“泰山军”（即第10军）在长沙的一战成名，也见证了“泰山军”坚守衡阳47天的悲壮惨烈。

参加武汉会战的外围战

叔叔离开第五陆军医院后，卢华先从实习生做起。当时他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同时在一起的，还有五六个年龄相仿的人，大家一起学西医，然后还学文化和有关西药的拉丁文。

1936年，第五陆军医院搬到武汉。1937年7月，抗战开始。他记得，1938年初，医院收容了一部分伤兵，大多来自淞沪会战。后来，伤员越来越多，医院床位不够，当地发动义工来帮忙——换药、喂饭、洗衣服、做饭。此时，卢华是一名药剂员。

1938年，南京沦陷，民国中央政府先后搬迁到武汉、重庆。下半年，武汉会战打响，军政部新成立了很多军医机构，有伤兵收容所、收容大队，分配到各个战区、军区、兵站，但人员、财务仍然归军政部管。

当时，医院有一个主任，被派到江西南昌的26伤兵收容所当所长，卢华也一同去了。之后，他们参加了在九江一带开展的武汉外围战，这是他第一次参战。“仗打得相当激烈，最怕日本人飞机丢炸弹，低飞扫射。”他回忆道。

在九江一带打了两个礼拜，伤兵不断地往下送，白天不敢用担架抬，就往茂盛的草丛、树林里藏，晚上再抬上来，轻伤的还好，重伤员要等着民工打马灯送上双层大救护车，再送到后方收容所或者大医院。

这一仗打完后，卢华随部队后撤到江西怀泽整休，大概半年后，又送伤兵到宜春。

培训“速成”为第10军的军医

战火连绵，国土不断沦丧，军医人才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卢华被派到邵阳的军医学校——军医预备团接受培训。经过速成训练后，他正式成为一名军医。1941年底，卢华毕业，进入第10军第三野战医院，参加了长沙第三次会战，会战结束后，又随第10军到衡山一带整休。

1944年三四月份，一场新的大战已经在谋划中。他所在的第10军第三野战医院，驻扎在衡阳外围的茶山坳，衡阳保卫战前夕，又搬到了湘江西岸的衡阳市近郊的69兵站。

“刚开始形势还好，伤兵还能送出去。”他说，最早看到伤兵，是在五月底六月初，那是湘北送过来的伤兵。随着日本攻近衡阳，伤兵也越来越多，“最多时一天有100多个伤兵。”

战局越来越紧张，“日本军队围得水泄不通，外面的进不来，里面的也出不去。”

野战医院的条件极其简陋，把稻草往地上一铺，伤兵就躺在上面，还有农民用来晒东西的竹席、木门板，都拿来当床用。装着药品的木箱子，用绳子串着，扁担一挑，随时可以走。

“虽说是医院，但房子是兵站的土砖房。没有专业的手术室，对伤员简单包扎后送往收容所。”卢华说，更要命的是药品奇缺，没有消毒药水，就用盐水代替。绑带没了，就把被单、被套撕了，就连衣服袖子也撕了。

大战进行时，正值炎热的夏季，蚊子叮咬传染疟疾的情况比较普遍。“人感到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是疟疾的症状，要靠美国进口药才能治好，但这种药品奇缺。”他说，当时卫生条件很差，好在病的是少数，多数是伤兵，消炎止疼药一包包地往伤兵伤口上撒。

守城的防线不断在萎缩，野战医院也随之往城里撤。第三野战医院最后撤到了离湘桂铁路几里远的城郊地带。

他最担心敌人的飞机和炮弹。为了避免被炸，医护人员和伤兵通常会躲到水沟、山沟里，头上戴树叶做的“帽子”，或者躲进树林、草堆，或者寻找坎坎坡坡藏起来，重伤兵能抬走的尽量抬走，没有办法抬走的就只能听天由命。

据卢华回忆，第10军共有三个野战医院，设在郊区的第三野战医院相对比较安全。“我们运气比较好，医院转移到偏僻农村，从没有被日军炸过。”

战士伤愈后嚷着回前线杀鬼子

城内炮火纷飞，城外也是炮声隆隆。虽然身处外围，但卢华一直紧密关注战局，经常会向一些战士了解前线最新战况。

“你的伤在胳膊上，挺勇敢啊你！”有一次，他为一位伤兵换药，随即打开了话匣子。

“他娘的，拼刺刀受的伤。”伤兵说，与敌人太近了，壕沟里出来就跟鬼子进行肉搏战。

“勇敢勇敢，换换药，来帮帮忙。”见伤得不严重，卢华立马要他上好药后，一起帮忙照顾其他伤兵。

“医院里共有八九十名医护人员，伤兵下来，马上绑止血带，包扎好再送到后方。”卢华说，战事紧张后，医院忙不过来，起初有当地乡政府、村保长负责请老百姓抬伤兵送至后方。但随着战事越来越激烈，老百姓疏散了，义工也越来越少，最后就只能是轻伤员抬重伤员。

虽然见惯了战场的残酷，但令卢华最难忘的，依然是死亡。一般接到濒临死亡的重伤兵，卢华会问他：“年龄多大，是哪里人，有什么遗物需要保存？”

遇到说话不清的重伤员，他会忍不住抹眼泪。有些轻伤员恢复健康了，或者稍作包扎不影响行动，立马又生龙活虎地嚷着要回去杀鬼子。

想到这些悲壮勇敢的战士，卢华由衷地感慨：“他们是为国家为人民牺牲，这正是中国人民流血奋斗、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的民族精神！”

衡阳城突然安静了

“最希望的是援军早点来，结果一个个都跑了。”卢华说，“光听到声音，却始终没看到援军的人影。”

也不记得那是8月几号，卢华感觉炮声隆隆的衡阳城突然变安静了。“不对头，之前枪声还是稀稀拉拉的，今天怎什么也听不见了？”他心里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时，医院一位主任说：“小卢，不对头啊，今天声音也没有了，是不是鬼子进城了？我们出去看看。”结果，出去什么也没看到，电话也打不通了。

“看看医院有多少人。”回过头来，只见大家三五成群，正在交头接耳地讨论。

“我们开始突围了吗？可什么方向也搞不清啊。”

“该往哪个方向走？”

讨论了一番，卢华和那位主任决定去军需处看看，那里是他们的指挥机构。可是，军需处长也不见了。

于是，第三野战医院决定离开衡阳。“我们就沿铁路线走，军部有个留守处在永州东安，一起跑到东安。”卢华说，大家当时的想法就是“走到留守处就有办法”。

没走多远，看到不少难民，成群结队沿着湘桂铁路往前走。难民问他们，他们问难民，谁也搞不清到底是什么状况。

此时，敌人的飞机在头上飞来飞去。“人太多，目标太明显。”于是，医护人员决定带着伤兵离开难民群，稍微远离铁路，沿着铁路的方向走，并分散开来，三三两两地走。

就这样走了大约两周，终于到达东安的第10军留守处，还有一部分家属在这里。此时，他们才知道衡阳城的状况。留守处给大家发了几套衣服，大家赶紧理理发洗洗澡，搞好个人卫生。

没过两周，日军又攻到东安，一路打到桂林。大家一路搬迁，一路收容第10军逃出城的官兵，最后走到了重庆。

据卢华回忆，1944年底，上面派赵锡田担任第10军军长，要他恢复第10军番号，补充人员和武器弹药。随后，第10军到了陕西城固，日本投降后又在西安城边驻扎了五六个月。

“衡阳一役奠定了第10军的历史地位！”卢华说，方先觉治军严明，官兵们都很尊敬他，守衡阳城虽然十分艰难，但始终士气高涨。

采访快结束时，卢华神情凝重，十分认真地高声说：“第10军官兵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孬种！”

责编：吴名慧

来源：衡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