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从文与凌宇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1948年夏，沈从文在北京大学宿舍。

30年前的5月11日，43岁的凌宇去向86岁的沈从文告别。当时，他的《沈从文传》已经给沈从文看过，并且已经得到了沈从文看后的意见。这天，已经买好次日离京火车票的凌宇走到沈从文家附近，看见门开着，再走近一些，看见屋里挂着的沈从文遗像——与他交往了9年的沈从文已经在前一天去了。

“我想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沈夫人坚决不同意，她说‘没必要了，你火车票都买好了，现在火车票很难买，你回去吧’。”

凌宇觉得沈从文夫人的话“恰恰反映了沈先生生前一贯的行为方式与准则”，便恭敬不如从命，提前离开了北京。虽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且他写出了被沈从文本人认为“很不错”的《沈从文传》，但他一直因此“怀了一种愧疚”。

撰文/本报记者 刘建勇

凌宇是1979年开始和沈从文有交往的。在这之前，同是湘西人的他虽然知道沈从文“属于‘文曲星’之类的角色”，但和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并未大量接触沈从文作品的同龄人一样，认为沈从文是“反动作家”。凌宇对沈从文的认知的改变，始于他的“开始真正认真读沈从文的作品”，一种“极强烈的审美愉悦”以及他在作品中感知到的“一份淡远而又沉厚、平静而又强劲的乡土、民族乃至人类的悲悯与忧患情绪”让他“一读便不可收”。他要决心进行沈从文研究以及要去拜访沈从文的念头也因此而产生。

“与其是我选择了研究沈从文，不如说是沈从文研究选择了我。”时过39年后的5月24日，凌宇如是说。早在沈从文生前，他就已经以沈从文研究而著称，他对沈从文的解读已经获得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沈从文的研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具有相应的、文学方面的基本的知识结构;第二个，必须对湘西的生存状态有一种切身体验，而不仅仅是书面材料的收集、整理而来的印象。这两个条件，任何一个我都不是最突出的，但综合起来，我可能是最适合的。所以，我觉得我研究沈从文，是历史对我的选择。”

1985年春，凌宇研究沈从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脱稿，同年冬，他开始动笔《沈从文传》。在这之前的1984年的6月，为撰写《沈从文传》，他和沈从文有连续10余天、每天两三个小时的面对面长谈。

“您和鲁迅先生有没有见过面?1924年到1926年，你们同在北平;1928年至1930年又同在上海，应当有见面的机会。”凌宇问。

“不好再见面。丁玲写信给他，却以为是我的化名。何况不是我写的，即便真是我的化名，也不过是请他代为找份工作，哪值得到处写信骂人。”沈从文回答。

“外面传闻的与丁玲‘同居’究竟有无其事?”凌宇问。

张兆和也在一旁鼓励：“有什么就说什么，我看没有多大关系。”

“那是冤枉，那是冤枉!”沈从文毫不犹豫。

他们谈到胡适。“他不该去做官。”沈从文轻轻地说，语气在凌宇看来是“断然，似乎又不无惋惜”。

“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极大，您看过没有?”

“看过，涉及文物方面，他看到的东西太少。”沈从文轻轻吁了一口气，“如果他有兴趣，我倒可以带他去看许多实物。”

这些谈话，绝大部分作为材料被凌宇写进了《沈从文传》，它们不仅澄清了凌宇对沈从文的认知的模糊的那一部分，还藉由《沈从文传》的3次再版，澄清了更多人对沈从文的认知的模糊的那一部分。

对话

沈从文很大的特殊性是他有湘西的历史文化承载

潇湘晨报：您的《沈从文传》在1987年就已经写完，沈从文1988年5月去世的，他生前看了你送去的这本书的清样有没有说什么?

凌宇：我去北京他家里问过他意见，他说‘很不错，很不错’。后来，张兆和跟我说先生在两处有点意见，问我要不要改。一处是提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提到一个画家曾大骂过沈从文，我写出了画家的名字，但沈从文提议最好不点名;另一处是写到沈从文在芷江时，有姐弟俩骗过他一千多块钱，这两个人的名字我都知道，但他说据说那个姐姐还活着，怕给她带去伤害，让我不要把姐姐的名字写出来。这两件事情，都是以德报怨。沈从文先生是个极其善良的人。

潇湘晨报：沈从文是湘西的，他写了很多湘西的事情，在看您的《沈从文传》之前从没想过为什么湘西能够出个沈从文、湘西对沈从文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

凌宇：沈从文的出现和湘西的历史文化紧密相关。他具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他有湘西的历史文化的承载，这个承载不仅仅是汉民族的，还和少数民族的生命存在的方式相关。这种文化的承载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他去北京则是接受了新思想，在北京接触了西方思潮。他身上有三种文化的承载。像巴金，他只经历了两种文化承载，他不可能有湘西的历史文化承载，鲁迅也没有。他的很多思想是源于湘西少数民族的历史，这触发了他对人际关系、政治形态、对生命的存在方式的思考。

沈从文讲得很清楚，民众品德的重造还得以久远的、美好的人性为根基

潇湘晨报：看了您的《沈从文传》，我觉得对自由的追求对沈从文的一生影响非常大。不管他当年离开军队去北京“从文”，还是他后来的从事文物研究，都是因为对自由的追求。

凌宇：沈从文曾反复说，他一辈子不信仰一切，只信仰生命。对生命来说，一个最基本的权利，就是生命的自由。他认为神存在生命之中，人的生命具有神性。

他的创作的核心，内藏了他哲学上的思辨，即他对生命的思考。生命分几个层次。一个是原始的生命形态，一个是自在的生命形态。沈从文有对远古时代的生命形态的一种想象，这个想象和人类学家对原始社会人类的想象基本是一致的。原始的生命形态，本身是淳朴的，不受物欲对人的生命的左右，他是纯洁的、野性的、自由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人被物控制，被外部世界左右，他是自在的，不是自由的，就像山上的草木，随着季节的变化，自然地荣枯。沈从文小说中写到的萧萧、柏子都是这一类，很淳朴，但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一切听外部世界的变化。人能够自主地驾驭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生命形态就具有了神性。这是沈从文对生命的思辨过程，他的整个创作，他对人性的思考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所以，他到他的晚期，他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民众品德的重造，这是他对民族和国家的最高理想追求。

潇湘晨报：他认为的民众品德的重造该怎样进行?

凌宇：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宗旨，就是对传统进行批判，引进新的思想、新的思维，变革民族精神——外来的、新的东西在中国没有根基，它必须和传统的东西进行嫁接。沈从文在1940年代明确提出了民族品德的重造，他说他写《边城》的目的就是探讨民族品德的重造。他在他的《习作选集代序》里说，像老船夫、翠翠等人那样淳朴、诚实的品德也许不存在了，但这种品德的血液值得保留一些在年轻人的血液里。他讲得很清楚，民众品德的重造还得以久远的、美好的人性为根基。我认为沈从文的创作的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这里。

怎么理解沈从文的胆小

潇湘晨报：沈从文小时候经常去看杀人，辛亥革命前夜，他也敢留在凤凰城里看热闹而不是躲到苗乡去。但后来，丁玲说他胆小，他自己在说他的《边城》时也说“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于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您怎么理解他的胆小?

凌宇：他自己曾经说过，活着比死了还难。我们中国的传统，像赵氏孤儿，一个选择活着，一个选择死，活着比死还难，活着就要承担一份重任，沈从文他1949年以前搞文学，1949年以后搞文物研究，他一门心思要为这个民族留下点什么东西。从他的人生来看，他留下的东西和他在某个事件中勇敢地死去，意义和价值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所谓胆怯和胆小，是别人给他的一种说法——主要来源于丁玲。丁玲复出以后，才看到沈从文1933年写的《记丁玲》，她大为生气。我觉得分析，这本书有个问题触到了她的一个大忌——写到了胡也频被杀以后她和冯达同居的事情。胡也频被杀后，沈从文去上海看丁玲。从丁玲家里出来以后，沈从文很感慨：丁玲怎么喜欢这么一个小白脸。上海话里“小白脸”是个很不好的角色。感慨完以后，沈从文接着替她辩护，说人的一辈子自己想要的，在人生路上何尝就是碰得到的，而碰得到的，又何尝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冯达后来成了叛徒。丁玲最怕的，就是别人也说她是叛徒。所以，她看到沈从文写了她和冯达的事情，很生气，骂沈从文胆小鬼。

我曾经问过研究丁玲的袁良骏老师，他说丁玲有两点不能原谅沈从文，一是丁玲被捕后有很多人写信给沈从文，让沈从文把丁玲的母亲接到上海来向国民党政府要人，沈从文不肯。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不肯是人之常情。那个年代，一个政治案件，一个老太太，把她请到上海来，作为只是一个文化人，怎么能保证她的安全?另一件事情是说沈从文1934年回湘西，路过常德的时候被常德的几个文学青年认出来，他们让沈从文去看看丁玲的母亲，但他没去看，怕担风险。这件事情，我后来告诉了沈从文。沈从文说他1923年到北京后十多年没回家，哪里还有什么文学青年在街上能够认出他，再就是，他自己的母亲在家里病重，当然是病危的自己母亲更重要，朋友的母亲看不看是小事，以后再说嘛。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其实不仅不胆小，还写了好几篇关于丁玲的文章，他也是营救丁玲委员会的一员，你说他胆小，说不过去。他为营救丁玲，还去见过陈立夫。

潇湘晨报：他为救丁玲去见过陈立夫，但他之前，不管自己如何困窘，都没去想过要去和某个达官贵人走走关系——他家和熊希龄家有亲戚关系，但没见他去为谋个更好的差事走后门。

凌宇：他不喜欢当官，不喜欢政治。1952年，他在四川一个地主家找到一本《史记》，他重新看了其中的列传，看完后发了感慨，说历史上的掌权者分为两种，一为事功，一为有情。管晏为事功，屈贾为有情。管晏就是管仲和晏婴，他们为建功立业连年穷兵黩武，生灵涂炭，对人民无情。屈贾就是屈原和贾谊，他们对人民有情。他不仅不会主动要官，人家送官给他他也不要。例如，1958年反右以后，周扬在会上宣布要沈从文接替老舍担任北京文联主席，他立即表示拒绝，说他上不了台面。这与他的自我认识也有关系，从客观角度讲，沈从文做官也是做不得的，他是一介书生，他从来不愿意管别人。他知道为官之道和为人之道不是一回事。从个体生命存在的方式来看，做官是不自由的。

撰文/本报记者 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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