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7日， “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李白牺牲。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海报

凡是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观众，都深深被党的优秀儿子李侠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着李侠的真实形象——李白的照片和遗物。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李侠，就是李白的影子，影片所描写的故事，是李白同志革命活动的真实再现。李白出生在湖南浏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中央苏区学无线电报务。1934年参加长征，曾任无线电台台长、政委等职。1937年“八·一三”后，被党派往上海，在白色恐怖的敌占区，长期坚持地下电台工作。他先后化名李侠、李静安，开始的公开身份是上海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的账房先生，后又打进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救济总署的渔业管理所任职。他利用这些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地下工作，保持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延安的电讯联系，及时用电台向党中央传递了许多重要军政情报。他曾于1942年、1945年和1948年三次被捕。最后的一次被捕是1948年12月29日深夜。当时，李白正在秘密的斗室里向延安发完一份重要情报，这是有关国民党的一份绝密的江防计划，对我军解放上海关系重大。突然，国民党特务闯了进来，李白同志陷入了魔掌。在狱中，李白同志备受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蒋介石亲批：“坚不透实，处以极刑”。1949年5月7日李白惨遭国民党秘密杀害，时年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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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电波——记《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李白

文丨罗凯

近年，与上世纪50年代的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同名的一部电视剧在荧屏热播，剧中主人公李侠英勇无畏、坚贞不屈的英雄事迹再次走进千家万户。李侠的原型是原中央军委三局的一位地下工作者，他的真实名字叫李白。记者专程到上海市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纪念馆采访了他的独子李恒胜。

走进这个普通上海弄堂里的三层小阁楼，凝神于一台台落满灰尘的老式收音机，专注于挂在墙角的蓝布长衫，回味于曾经装过收发报机的手提箱，记者从李白的件件遗物中感受到一种身为通信传人的自豪感和神圣感。

李白刚到上海时的照片

李白简介

李白，原名李华初，曾用名李朴，化名李霞、李静安。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四军通信连的一名战士，后任通信连指导员。1931年，李白被党委派到红军通信学校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任班长及党支部委员，结业后分配到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白受党组织派遣，化名李霞，于1937年10月到上海负责地下党组织与党中央的秘密电台联络工作。为掩护革命工作，党组织安排纺织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裘慧英与李白假扮夫妻。两人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爱情，后经党组织批准正式结婚。1942年9月，日军在对秘密电台的侦测中，逮捕了李白夫妇，并对李白施以酷刑。李白坚称自己是私人电台，于1943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后，党组织将李白夫妇调往浙江，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作报务员。他化名李静安，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日伪和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抗战胜利后，李白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30日凌晨，在与党中央进行通信过程中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被捕后，李白坚贞不屈、顽强抗敌，敌人始终没有能够从他口中得到一点想要的信息。1949年5月7日，在上海解放前夕，李白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了，牺牲时年仅39岁。

1、与红色通信结下不解之缘

掩护主力红军渡湘江时，电台所在的阵地被冲开了一个口子，霎时间，烟尘滚滚，土石横飞。“保护好电台!保护好电台!”李白突然一跃而起，用自己的身体掩盖住电台。

1910年，李白出生在湖南浏阳河畔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李白读完初小后辍学到染坊当了学徒。看到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社会的种种不平等现象，12岁的李白就立志要为劳苦百姓谋幸福，并成为农协儿童团的最早成员之一。1925年，根据李白再三的恳切申请和优秀的表现，党组织决定吸纳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5月“马日事变”爆发后，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决定：调集长沙周围的农民军会师围攻长沙。李白也随之参加到战斗中。这场战斗最终因为几支部队没有及时会合而宣告失败，农民军损失惨重，从战友们的遗体中爬出来的李白并没有灰心，他逐渐认识到通信在军队作战中的重要性。李白咬紧牙关一路风尘地步行北上至平江，终于找到了大部队。1930年8月，李白正式加入了红军，并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带领下来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光荣地成为红四军通信连的一名战士。

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缴获了国民党18师电台一部，从而有了自己的“千里眼、顺风耳”。李白深知这部机器能够起到调动千军万马的作用，他感到无比兴奋。但兴奋过后，他又有几分失落，因为红军队伍里大多都是像他一样没读多少书的贫困农民，根本不懂得无线电技术，更不会使用电台。后来，在王诤的建议下，党中央决定开办无线电训练班，李白便顺利地成为第二期学员。为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李白非常用功。战友们在休息，他在军营里看书，战友们在吃饭，他在军营外的大树下刻苦钻研电报收发技术。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孜孜不倦地学习，李白终于熟练掌握了无线电技术，结业后，他被分配到红五军团无线电队任政委。在历次反“围剿”中，他负责的电台始终保持通信畅通，为战斗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李白随他的电台人员与红军部队一起开始长征。在长征途中，李白视电台为自己的生命。记得有一次，李白所在的部队作为后卫奉命掩护主力红军渡湘江。敌人采用人海战术，集结越来越多的兵力，向李白所在的阵地轮番冲锋，红军的前沿被冲开了一个口子，霎时间，烟尘滚滚，土石横飞，红军的阵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保护好电台!保护好电台!”李白突然一跃而起，用自己的身体掩盖住电台。电台连续不断地收到总部的电报：“主力红军，正向江边前进!”“主力红军，已接近江边!”“主力红军已开始渡江!”没有一份电报传来的是渡过江的消息，只是要军团继续坚守阵地。李白当即向电台全体人员严肃地说：“电台是全军团几千人的耳目，是与总部联络的主要通信工具，我们要视电台重于生命。”经过连续的激战与死守，直到第三天下午，电台才接到总部发来的电报：“红军已经全部渡过了湘江，你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此后，“电台重于生命”便成为整个长征途中无线电队的口号。在爬山、过草地艰苦的行军路上，李白总是带头背负电台，团结全台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艰巨的通信联络任务。

2、秘密电台的特殊使命

由于灯光的亮度、电键的声音、电波对附近居民用电的干扰会引起他人的注意，李白把发报机原来的功率降低至30瓦，但他发现，功率太小发出的电波也微弱，信号传送到相距2000多公里的延安基本已微弱到没有了。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李白终于摸索出时间、波长和天线三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规律。

1939年,裘慧英为掩护李白秘密电台的工作而拍的假夫妻照。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刚刚从红军改编过来的新四军即将开赴前线，作为战场上的一名老通信战士，李白也做好了随时出征的准备。一天傍晚，李白刚刚练习完发报手法，王诤走到了他的面前。这位比他年长一岁的老战友、老领导没有像往常那样亲切地微笑，而是严肃地对他说：“今天我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跟你商量。抗战爆发后，情报工作已显得日趋重要，为了向敌占区及时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也便于搜集敌人情报，掌握敌人动向，党中央决定委派政治过硬、业务优秀的同志到沦陷区设置秘密电台。上海是敌人的心脏，也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你愿不愿去完成这项特殊使命?”李白坚定地回答：“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只要我的工作对党有益，对人民有利，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一定努力去完成。”就这样，李白告别了战友和领导，离开了依依不舍的延安，辗转千里，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上海。

10月份，经党组织安排，李白化名李霞，住进了贝勒路(现黄陂路)148号3楼一间十分简陋的小阁楼里，开始执行任务。为了保障李白和电台的安全，上海党组织选派了一位优秀的纺织女工裘慧英同志做李白的“妻子”。23岁的裘慧英和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男人生活在一起，自然有很多不适应。李白十分理解她的心情，便时刻语重心长地对她回忆革命往事、讲解革命道理。每天工作到深夜，李白就静悄悄地把铺盖放在地上和衣而睡。这样日复一日，裘慧英被这位红军战士的崇高品质所感动，她也坚定信念，一定要完成好这项任务。

在军、警、特横行的上海，建立一个秘密电台绝非易事。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都非常有限，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通过其他渠道一点点地积累。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在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建台工作总算完成了。在房间后面的小灶间，李白拉上了窗帘，把发报机放在写字桌上，接上电源，戴好耳机，轻轻地按动电键，对延安发出了呼号。滴滴答，滴滴答，李白一边慢慢地转动刻度盘，一边全神贯注地收听着延安的信号，当从咝咝的电流声中分辨出延安的信号时，他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从那天起，李白就用他的秘密电台架起了延安与上海之间的“空中桥梁”。通过红色电波，一项项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达到上海，一份份珍贵的情报从此飞往延安。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李白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收发报的时候，灯光的亮度、电键的声音、电波对附近居民用电的干扰会引起他人的注意。电台功率越大，这些现象越明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白请来了同时潜伏在上海的通信器材专家涂作潮同志。涂作潮把发报机原来的功率75瓦降低至30瓦，但是他们发现，功率太小发出的电波也微弱。上海与延安相距2000多公里，信号经过多种障碍和干扰，传到延安基本已微弱到没有了。为此，李白和涂作潮反复琢磨、试验，终于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规律。他们用收音机的天线作掩护，选择在人们都已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察相对较少的零时到4时之间来进行收发报。从此，当人们酣然进入梦乡时，李白就悄悄安好机器，把25瓦的灯泡换为5瓦的，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再取一块小纸片贴在电键接触点上，开始不知疲倦地静静收发报。每当盛夏酷暑，发报机在密不通风的灶间运转，比室外高出十几摄氏度的高温使李白汗流浃背，但他为了抓紧时间，连汗水流入眼睛都顾不上擦;每当寒冬腊月，夜间气温极度下降，由于工作时间长，他的手指被冻得又红又肿，但他还是不停地按动着电键。

3、先后两次被捕 虎口脱险

午夜时分，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机警的李白发觉后，果断地发送完最后一段电文，又连拍三遍“再见”暗示远方的战友，迅速地把发报机拆散，拉开一段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随即抱着收音机回到了三楼。

1946年1月，儿子出生35天，李白全家合影于上海。

由于秘密电台经常出现一些故障，李白就要裘慧英去联络站找涂作潮来家里修理。但是时间长了，难免会引起旁人的怀疑。于是，李白向党组织提出了让他学修发报机的建议。党组织立即作出决定，在威海路338号开一家名为“福声无线电公司”的私人店铺，涂作潮为老板，李白为账房先生。于是，李白和裘慧英于1940年搬进了这间房子里继续进行秘密电台工作。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相互照顾，这对假夫妻产生了爱情，在党组织的批准下，他们结为了夫妻。之后，李白白天在店铺里工作，晚上跟着涂作潮学修无线电发报机。经过5个月的刻苦学习和钻研，李白的修理技术已经相当精湛，一旦机器出现问题，他都能自己修好。

皖南事变爆发以后，日本人加紧勾结蒋介石，上海的形势也越来越紧张，日本宪兵开始对地下电台进行疯狂搜查。为了安全，李白夫妇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于1942年7月转移至福履理路(现建国西路)福禄村10号。

一天夜里，李白像往常一样，关闭了屋里唯一的一扇小窗，拉起密不透风的窗帘，戴上耳机准备发送重要情报。在妻子接上电源和天线后，红色电波再次通过李白敏捷的手法，传递到相隔千里的革命圣地———延安。午夜过后，正当李白发报即将结束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裘慧英在三楼的房间里急忙掀起一角窗帘张望，只见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她快步上楼，对李白说：“不好!出事了!”李白果断地发送完最后一段电文，又连拍三遍“再见”暗示远方的战友，迅速地把发报机拆散，拉开一段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随即抱着收音机回到了三楼。裘慧英铺好被子睡在床上为李白作掩护。不一会儿，日本宪兵和特务就闯进了李白的房间，他们看见李白穿着睡衣坐在桌边悠闲地抽着香烟，便大声嚷道：“深更半夜，为什么还不睡觉?”“我有失眠症，睡不着。”李白从容地站起身来回答道。接着，敌人开始在家里进行疯狂的搜查。“收音机怎么是热的?”一个特务摸了摸收音机的外壳怀疑地问。李白不慌不忙地说：“因为睡不着，我刚收听了一下广播。”一阵翻箱倒柜之后，奸诈的敌人发现了地上有块地板与其他处不一样，便撬开了该地板。发现电台收发机的日本军官阴沉着脸，指着电台恶狠狠地盘问李白：“这是什么东西?”不由分说，敌人对李白进行毒打后，将夫妻二人送到四川路桥北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六楼的两间房间里。紧接着，连续十几个小时的严刑拷问使这对革命伴侣受尽了折磨，但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没有被这些所压倒，他们始终坚称电台是私人商用，为一个素不相识的生意人发报。在对李白使用老虎凳、嵌手指、电刑之后，敌人仍然没有从他的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信息。一个月后，敌人释放了裘慧英，企图通过她来寻求线索，但他们始终一无所获。没过多久，一名打入敌人内部的我党情报人员利用其特殊关系，将李白秘密送到极斯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务机关，以便进一步利用关系营救。一顿酷刑在所难免，但李白坚称自己的是商用电台的口供。后来，经党组织营救，李白于1943年5月获释。

出狱后的李白仍然受到敌人的秘密监视，经验丰富的他暂时没有去找党组织。在进步友人的帮助下，夫妻二人来到了茂名北路141号良友糖果店作店员。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央华中情报局在静安寺与李白联系上了，为了纪念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李白化名李静安。这个毫不起眼的糖果店，作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又运作起来了。1945年冬，李白夫妇有了一个可爱的男孩。过了两个月，李白受党组织委派到浙江淳安，打入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当报务员，利用敌台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后来党组织为了能在敌占区设立电台，又派李白到浙江场口杨家庄做地下报务工作。后来，敌情突然紧张，李白撤回淳安。到淳安时，因他之前所取得的电台登记证明已过期，还没来得及重新申请登记，因而被国民党怀疑是私设电台加以逮捕。后经有关单位证明是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电台，才得以释放。

4、黎明前的最后电波

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刑讯室里，敌人拔光了李白的指甲，并把竹签钉入他的手指，还用烧红的木炭烙在他的身上。李白被灌完辣椒水后，老虎凳上的砖块也随之增加到五块，每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

李白临刑前的蓬莱看守所和对面老百姓家的阳台，裘慧英曾带儿子在此探望李白。

抗战胜利后，李白夫妇重新回到上海，他们先后将电台迁至虹口区黄渡路107弄6号和15号，继续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收发报工作。

一天深夜，电台旁边的小灯泡忽然熄灭，耳机里的信号也随之中断，李白掀起一角窗帘，窗外一片漆黑。过了几分钟，灯泡又亮了，他继续工作，可是又过几分钟，灯泡再次熄灭了。李白的心猛然一沉：这是分区停电，很有可能是敌人在侦测电台位置。第二天，知道自己处在危机之中的李白联系上了电台领导人刘人寿，他郑重提出了建立预备电台的建议。刘人寿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让李白承担组装电台的工作。很快，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调试阶段，李白亲临预备电台地点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然而，就在预备电台即将正式工作之时，李白的电台被侦破了。

1948年12月30日凌晨，国民党特务终于侦察到李白秘密电台的方位。警车悄然而来，一大批特务悄无声息地包围了李白的住所，并且封锁了该地区所有的出口。窗外的异常情况被正在望风的裘慧英发现了，李白镇定地给党中央拍发完长江防务情报，迅速隐蔽好电台，把儿子送到楼下的一个同志那里隐藏起来。不一会儿，特务和军警撞开了李白的屋门，肆无忌惮地开始疯狂搜查。一个特务从壁橱里搜出了那只装有电器零件的肥皂木箱，当他们发现这堆零器件里有一只亮光光的电键时，便恼羞成怒地对李白拳打脚踢，鲜血顿时从他的鼻孔涌出来。李白第三次被捕了。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刑讯室里，敌人用钳子拔光了李白的指甲，并把竹签钉入他的手指，还用烧红的木炭烙在他的身上。李白被灌完辣椒水后，老虎凳上的砖块也随之增加到五块，每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但这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和30多种刑具的痛苦折磨也没有使李白屈服。

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转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5月7日，裘慧英带着儿子，到看守所旁边老百姓家的二楼阳台上等待与李白相见。过了好半天，李白终于在难友的搀扶下爬上窗口，看到多年患难与共的妻子和聪明可爱的儿子，李白的眼睛湿润了。看到丈夫的两条腿已被老虎凳压断，指甲也被老虎钳拔掉，面容憔悴且满身是血，裘慧英心如刀绞，痛哭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李白却平静地对妻子说：“慧英，你瘦了，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我没有事的，不要担心，他们已不再审我了，伤口也不痛了，不必牵挂我。以后你不要再来看我了。”裘慧英大吃一惊，急忙问：“为什么?他们已经判决了?”“不，不是，天快亮了，上海快解放了，全国也快要解放，革命即将成功，我无论生或死，总觉得非常愉快和欣慰……”李白坚毅的目光、和悦的语气宛如平日。为了不给这户老百姓带来麻烦，李白和裘慧英只得依依作别了。

回家之后，李白的那些话不断在裘慧英的脑海里浮现，她始终放心不下，并于5月9日又去探望李白。但窗子里已没有了李白的身影。其实在5月5日，蒋介石就向毛人凤下达了对李白等人的处决指示：“坚不吐实，处以极刑。”5月7日的当晚，李白等12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被特务送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了。而那一天竟是李白与裘慧英的最后诀别，而且离上海解放的日子不到20天。

1949年5月30日，上海解放的第三天，刚上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接到一份电报。电报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打来的，要求查找一位名叫“李静安(即李白)”同志的下落。6月20日，一户家住戚家庙的百姓向上海军管会交出他已秘密隐藏多日的李白等烈士的遗体，他把当晚目睹的一切告诉了政府。查明真相的陈毅给李克农立即回电并在电文最后写道：“血债要用血来还!残害李白烈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定要向他们讨还这笔血债!”为此，上海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专案小组。经过大量工作，1950年9月18日，曾任华北“剿总”北平电监科科长、上海中校督察官的叶丹秋被捕，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他交代了由其主持破坏李白秘密电台的罪行。1951年1月13日叶丹秋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新湖南客户端综合自“历史上的今天”官网、人民邮电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编：朱晓华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