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石期市，缘于一把菜刀的记忆，小时候家里用来切猪草的菜刀，轻巧、美观、锋利，用起来顺手，刀柄上刻有“石期市菜刀”五个简体字，清秀隽永。那时，不知石期市地处何方，总以为它是类似上海、北京的大都市，离我们遥远，不可触及。

上学后，乡土教材中介绍，它是一个离东安县城不远的普通小镇。参加工作后，又得知，它是由古驿站演变而来，悠久历史，文化厚重。每个人心灵深处总有一个记忆，尤当儿时的记忆与现实重叠时，猎奇的冲动，一触即发。多少次，石期市，这个记忆深处的古镇，在我的梦里，呈现它昔日繁华的景象，今生静美的模样。好几次，我有机会目睹其风采，但每次来去匆匆，不得所以。

又一年初春三月，惠风和煦，我有幸随一帮文朋墨友，相约于湘江河畔，躞蹀在古驿古道上，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湘江岸边，我仿佛看到，一位被历史尘封的古典美女，带着羞涩，款款而来。

然而，当我屏住呼吸，静心观摩时，她却化作成一只碧帆，随那翻滚奔腾的湘江之水，飘然远去，留给我的，是一片孤独的远影。远影之后，天地间，静谧、安然。一个千年古驿又以另一类风采，在历史长河中，且行绽放。

碧帆远影

高处腑瞰，一条玉带似的溪流，蜿蜒迂回，穿越片片绿树丛林，汇入大气滂礴的湘江。石期市镇，恰似一位静赏美景的优雅少女，傍依在湘江岸边，聆溪水叮咚，看碧帆穿梭，屹立千年，风雨沧桑。

这条溪流，就是石期河，湘江一级支流，由源自广西灌阳的大石江和全州的马子江，汇合而成，又叫东湘河，现在称为石期河。徐霞客称之为“石溪河”：“……石溪驿为零陵、东安分界。石溪，考本地碑文曰石期。”

石期河入湘江口，地势平坦宽阔，水流缓慢，土地肥沃，择良地而栖的人们，视之风水宝地，沿河两岸，建房造田，繁衍生息。

年复一年，石期河口，这个曾经的荒芜之地，因位置独特，占尽舟辑之便，成为水路交通枢纽。南通零陵至广州沿海，北接新宁、宝庆以广西全州。唐昭宗光化元年(898)马殷立东安场后，这里成为中转码头。明初，官府在此设驿站，谓之石溪驿。

当年，驿站里，青砖铺砌的石板路上，人来人往，马蹄声声，码头边，春风荡漾的湘江里，撑船划舟，千帆竞发，颇为壮观。有史料记载，一年四季，这里均“路有千马踏蹄，江有万人竞帆。”

徘徊在石期市老街，透过那被岁月侵蚀的青石古道，我回到了昔日古驿站：宽窄不一的老街古巷，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公廨等，星罗棋布，每间铺前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此外，医药门诊，马蹄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 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做生意的商贾，看街景的士绅，骑马的官吏，叫卖的小贩，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酒楼狂饮的豪门子弟，问路的外乡游客，听说书的街巷小儿，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形形色色。

站在残缺的码头石墩上，面对那静静流淌的湘江河，旧码头繁华似在眼前：阳光江面，一艘装载木材的大船，自南至北，向码头渐渐靠近，可船太大，无法顺利靠岸，船上的艄公放下桅杆，用竹竿撑，岸边人用麻绳拉，邻船的人指指点点，大声吆喝，船里船外忙碌着，在大家努力下，船终于靠岸，艄公们松下了一口气，笑呵呵的，就近钻进一家小饭馆。远处，宽阔的湘江河里船来船往，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艄公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装、卸货。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码头上，整天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忙碌的人们为生计而奔波。江面上，四季船只穿梭，人声鼎沸，南来北往的船夫们为命运而逐浪。

时代变迁，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兴起，古驿站和码头，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仅以古迹遗址的方式，留存于世。我们来时，马蹄声早已远去，随波逐流的帆船也没有了踪影，唯有那光洁铮亮的石板路，那残缺的码头石墩，在诉说着当年的辉煌。

宝塔美景

响彻在古驿站的马蹄声，远了，荡漾在码头边的碧帆，也只给我们留下遐想的远影。石期市，这个曾经辉煌近千年的古驿站，经过岁月的洗礼，喧哗不再，沧桑无限。

欣慰的是，在古街巷尾，在码头岸畔，我们见到了三座宝塔：文昌塔、文塔、镇妖塔。三座宝塔，就是三处美景，以各居独特的姿式，点缀在古镇阡陌田野间，千年不倒，初心依旧。

塔作为一种西方宗教建筑，与中国的传统建筑艺术相结合后，衍生出多样化用途，例如，补全风水、镇压妖邪、保全文运、储藏宝物，作为景观，等等。在石期古镇，我所见到的三座宝塔，除保持了宗教建筑的外貌特征之外，已与佛教失去关联，只与风水、景观有关。

明初设立官府驿站前，石期古镇是一片封闭的不化之地，人们过着忙时耕种、闲时摆渡的轻闲生活。随着驿站的设立和航运码头的开通，南来北往的文化，在这里汇聚后，似一潭静水，猛然注入一股清泉，顿时，浪花四溅。这浪花给古镇的人们带来了对生存的恐慌。他们意识到，解决恐慌的唯一办法，就是读书习文，唯有此，才能让自己融入到不同文化氛围之中，才能看到外面更精彩的世界。从此，人们开始建文塔崇拜文曲星、崇拜孔子，乞功求名。

耸立在湘江岸边的文塔，就是古镇人们荣誉和梦想的象征。该塔建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为祭祀孔子用。塔高24米，底座每面宽10米，七层八面，精巧而雄伟，悬有“东来紫气”、“南极潇湘”、“西山翠色”、“北通政和”匾额。据传，文塔建成后，古镇诞生多名文人雅士，涌现一大批生员、举人、贡士。

如果说，文塔给人们"文人走笔安天下"的暗示，那么，伟岸挺拔的元古塘文昌塔，则兼有补全风水和点缀风景的功能。它位于石期市镇元古村西北田畴中，建于清道光年间，是一座八角七级楼阁式砖石塔，高约25米，每层出短檐，或对开券门，或假券门，实心、厚重。如此造型，则为补全风水，兼作景观。站在村里高处山顶，视野之中，左边是庞大的桑家大院，幢幢紧连的古建筑群，宁静而温馨，右侧是一片空洞、宽阔的田野。布局宏伟的桑家大院与空旷的空旷田野，这一左一右，一重一轻，互不协调，有失平衡。但智慧的古人，也看到了这种缺憾，根据阴阳互补原理，在田野中心，特意建造厚重的七级石塔，弥补风水。远处看，高高耸立在田野之间的宝塔，又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给人震撼的视觉冲击，雄性而美感。

也许有宝塔的庇护，桑家大院人丁兴旺，涌现出精文字、训诂、音韵学的明代文学家桑绍梁和著述颇丰、善诗词的明崇祯进士桑日升等人物。

洪井村，至今仍流传着“石塔镇妖孽、洪井出武将”的故事。据传，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已被清延提升为游击将军的唐元甫受命池州招抚，途中，做了一个异梦，梦见老家一口水井，在风和日丽的大白天突然冒出混浊的黄泥水，翻江倒海般向自己袭来。唐元甫惊醒，差人快马加鞭回家一探究竟。差人日夜兼程至洪井村后，果闻异梦是真。于是，差人按唐元甫的叮嘱，抬来巨石，横压在离井口上部七步之远的位置。差人复命后，唐元甫大松一口气，继续前往池州，仍不敢大意，三日后至池州，准备按受太平军韦部投降时，韦部古隆贤率部下临阵反水，要挟清军，幸好，唐仁廉早有防准，果断出击，当场杀死数名为首者，顺利招降。事后，唐元甫对异梦耿耿于怀，经军中师爷指点，派人带足银两回老家，在原水井临时横压巨石的位置砌了一座五级实心石塔。塔身厚重，造型奇特，不刻文字，也没命名。据说，塔建成后第二天，塔边水井浊水突变清澈，透明，之后数年，此井四季流水如注,晴天清幽，雨天澄清，从不见浊水。池州成功招抚，唐元甫被清廷重用，受令成立“仁字军”，征战沙场，屡立奇功，官至广东水师提督，诏加尚书衔，实现了辉煌成就。洪井村出大武官，当地人认为是石塔镇住了妖孽，称之为镇妖塔。

一代武将唐元甫早已远离我们而去，属于他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在可镇妖塔仍初心不改，成了一道风景，坚守在洪井村，守护古井，任凭时空变换，井水还是那样甘甜清悠。

文塔、文昌塔、镇妖塔，三处美景，已成为三个精神图腾，融入石期市人血液之中。

德武古驿

到石期市采风，闻当地政府依据古镇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提炼出“水韵石碕书香古驿”的文化理念，规划“再现昔日古驿繁华、重振百年名镇雄风”。

如果说，“水韵石碕”挖掘出了古镇水运文化底蕴，那么，“书香古驿”则有点牵强附会。其实，静下来心来解读它的历史文化内涵，你会发现，从孝、守德、尚武，才是古镇人们为人立世的精髓。

石期市善美食，“石期市十大碗”很有特色，大三鲜、扣鸡、扣鸭、扣猪肚、扣蛋、扣肉等，煮熟蒸透，色香俱全，再辅之十六小， 即四小腊、 四小炒、 四小甜果、 四小水果，不吃光听，足令人垂涎三尺。其来历也颇有内涵。

相传清未时期，当地一位姓刘的船工帮人撑渡船谋生，每天起早贪黑，勉强养活一家老少。一年，船主六十大寿，生日头天晚上，请船工们免费吃陪寿饭。当晚，面对大碗大碗鱼肉，大家狼吞虎咽。只有刘船工将夹到的鱼肉，用汗巾包起来，悄悄地藏入口袋中，只就一些汤汁下饭。刘船工的异常举动，恰被船主夫人看到，但没揭穿他。。饭后，夫人单独找刘船工问究竟。刘船工心虚，吓得直冒冷汗，跪地求饶，说老母亲和妻儿一年没看到油星子了，将这些鱼肉带回去给她们尝尝。夫人是一个慈悲、心善的人，当场被他的孝心打动，速将他扶起，叫人提来三斤猪肉送给他，并叮嘱，要他第二天来赴正宴。当夜，夫人将刘船工的行为说与船主听后，夫妇俩当即做了一个决定。第二天，除周船工外，其它原本没排席的船工也全被请上了正席，餐桌上摆有十个装满鸡鸭鱼肉等各种荤食的大海碗，外加水果、凉拌等十六小碟。菜宴丰盛，宾朋大为不解，人人不敢动筷。当船主见状说完刘船工“偷肉孝母”之事，并告诉大家，十大海碗之荤食供打包回家，十六小碟供来客现场吃用后，大家不仅为船主的慷慨慈善之举叫好，更被刘船工的孝心所感动。从那以后，当地不管哪家请客置宴，都倾其家底，凑足“十大碗”“十六小”，且品种越来越多，禽肉山珍、家畜腌品、鲜菜野果，无所不有，渐渐地，形成一种风俗流传下来。

“ 石期市十大碗”美食，蕴含着石期市人的“孝道”文化。

东安县志记载，石期市镇“有义”菜刀，有三、四百年生产历史，它状如鲤鱼，轻便、美观，前切后砍，从不卷刃缺口，用后令人爱不释手，曾远销内蒙、新疆、宁夏、甘肃等省。“有义”菜刀如此盛名远销，源于铸刀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童叟无欺的诚信品德。铸刀人蒋佑源(艺名蒋有义)，年少时，家境贫穷，自小跟人学打铁。打铁是体力活也是艺术活，学艺中，蒋佑源善于学习肯钻研，虚心接受前人经验，在看火、淬火、煺水等每道工序上精益求精，同一件铁具，他付出的功夫要比别人多三至五倍。因此，他锻打的利器，强度硬、刃利、不卷口，轻巧耐用，尤以菜刀质量最过硬。为取信用户，他出手的菜刀都镌刻“有义刀”三字，并承诺，若稍有瑕疵，随时退赔，但历数十载，无一退货。

后随蒋佑源病逝，“有义”菜刀淡出江湖，但他的工匠精神和诚信经营的品德，已成为一种精神财富，被石期市传承下来。

独成桥的由来也体映出石期市人乐施好善的坦荡本性。

石期河上有一座三孔石拱桥，当地人叫“独成桥”。现桥面破损，护栏石条被毁掉大半，禁止重车通行。清光绪《东安县志》载：明初，唐太贞(即唐十万)以私财修造，费八千余金，故号独成桥……桥石有鱼文，白章黑画，复有七级浮图，皆莹然如镂。

谈到唐太贞当年为何独资修桥，后人传他为打烂渡工饭碗而“赌气造桥”。传他“左脚踏金、右脚踏银”富甲，可待人吝啬，对人刻薄是，为人骄纵，常夸口“十万家中有，百年不求人”，等等，将唐太贞说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土财主唐十万。上千年的封建制度和长期以来贫富不均的现实，让人们产生了一种仇富的心理。在他们看来，富人做善事，是别有用心，扬名流芳，便有意贬损。客观的讲，历史上的唐太贞，是一个恪守商业道德的人，他虔诚儒道，不嫖不赌，省吃俭用，不买官贿官或干官商勾结事，不欺行霸市，明明白白经商，坦坦荡荡做人。作为一方首富，唐太贞的为人或许有些不足，但能耗八千银两修桥，得方便的是当地百姓。退一步讲，唐太贞真如传说中的那样吝啬、刻薄，更舍不得一掷八千金，跟一个刘船工赌气。他耗巨资修桥，纯粹是基于 “仁德”的本性，心里想着百姓。况且，纵观建桥史，独资修建有几人?

古时石期市人习武风尚盛行，几乎村村设馆，人人习拳。清朝时期，达到顶峰，涌现出蒋鸿章、唐元甫、荣维善等因“武”扬名的人物。蒋鸿章，清朝未年名震湘桂两省的大拳师，自幼酷爱武术，曾拜师数人，专攻棍术和腿功，终成大器，成为远近闻名的岳家拳传人。更重要的是，他十分注重武德修养。他在广西鹿寨开设武馆遭当地人“拆馆”，面对气势汹汹的来者，蒋鸿章步步退避，貌似怯恭，但来者仍步步紧逼，无奈之下，他运功亮出一个“臀部移殿”的动作，让来者大惊，跪地叩头。尔后，他轻言教道：习武之人必先习德，方可服人。同行之人，无不被他的精湛武技和高尚的武德所折服。

出生于石期市洪井村的清朝名将唐元甫，少时厌倦诗文，迷恋武术，整天挥拳踢脚，为家里惹了不少麻烦事，挨了不少打。但他痴迷不改，发誓练就一身武功建功立业，父母只好让他拜师习武。唐元甫有习武的天赋，拜师后，武技更突飞猛进，身手非凡。20岁时，秉性倔强的唐元甫离家出走，投身于曾国藩的湘军，跟随杨岳斌部下，开始了征战沙场的戎马生涯。因他有一身好武功，又英勇善战，机智多谋，从军后，领兵截击太平军、池州招抚、围捕捻军、镇压回民起义、京城护驾等，一路杀来，无往而不胜，在一次又一次浴血奋战中屡建奇功，被朝延重用，以军功擢升守备、游击、副将、总兵、提督，直至广东水师提督，赠兵部尚书衔。与唐元甫同时代的另一位武将荣维善，也是靠练武起家。荣维善比唐元甫少八岁，两家相隔数里。他年幼习武，后随湘军将领席宝田，镇压太平军和苗民起义，找到了用武之地，渐露头角，深得清廷赏识，后投军"精毅营"，"遣候伺兵势，每往辄挟级以还，凡四五回合，皆有擒斩。"历被任为千总、游击、副将、总兵、提督。

唐元甫实现了“以武立业”梦想，站上了行武之人的“顶峰”。荣维善以武报国，战功显赫。他俩的功名是打出来的。“打不过东安”这句俗话被他俩演绎到了极致。

“石期市十大碗”的“孝道”， “有义”菜刀的“敬业与诚信”，唐太贞独资修桥的“仁德”，蒋鸿章、唐元甫、荣维善的“武之德技”，给古镇石期市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蕴，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行走在石期市的春风里，一路走来，古街老巷、石塔、狮子岩、古码头、桑家大院、唐元甫故居、夫妇墓，等等，在我们匆匆的脚步声中，似风一般一晃而过。我感触岁月的无情，当年繁华的驿站码头，辉煌厚重的风水宝塔，曾经叱咤风云的文官武将，最后留下的，只是一处处遗址，一道道痕迹，一种种传说。

采风结束离开时，午后的阳光照耀在石期古镇上空，湘江河水在静静的流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复述着古镇曾经辉煌的历史。

驻足回首，古镇是那样的安静。我想，沐浴在三月春风的人们，正在这静谧的氛围中，用智慧和汗水，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水韵石碕武德古驿”。

责编：严万达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