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陈胜乔

百年前的民国，西学东渐，经济学成为显学。众星云集的京津地区，有两个“洋博士”赫赫有名：一是湖南邵东人何廉，一是浙江嵊州人马寅初，两人并称“南何北马”。

关于马寅初(1882-1982)，几乎人人知道“批错一人，误增三亿”这句话。他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最早提出“新人口论”，主张计划生育的人，并且在“反右”期间坚持观点绝不妥协，“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风骨让人倾倒。实际上，这位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一生让人推崇的不仅于此，也包括他早在民国担任浙江省省府委员、南京政府立法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经历，以敢于逆指犯颜痛斥当局著称。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发表《长期抵抗之准备》一文，批判蒋介石的“攘外先安内”政策。1934年，针对引发物价大混乱及对外金融政策失当问题，在立法院会议上激烈责难财政部长孔祥熙。抗战胜利后，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痛斥孔、宋贪污。因此，马寅初很早就被称为“共产党的诤友”、“一个英勇不屈的民主战士”。

1942年刚走出国民党监狱的马寅初

相比马寅初逆指犯颜，锋芒毕露，何廉是另一种风采。

要了解何廉，先不妨先将目光放到122年前，放到湖南老邵阳县那个叫硖石口的地方(今邵东县简家陇镇简家陇村)。那是1895年，在一座叫“圣公祠”的祠堂里，一位中年乡绅满怀喜悦站在神龛前，向何氏列祖列宗禀告添丁的喜事。此前，他已连生四个女儿，儿子的诞生让全家喜不自禁。当时，他想到的应是何家从此后继有人，可能压根没去想这个小生命将来会成为著名人物。

这个男孩就是何廉(1895-1975)，又名何淬廉，英文名字叫富兰克林.何(Franklin Lieu Ho)。

民国时的老邵阳县硖石口村居民不逾百户，但处于邵阳、衡阳两个重要城市的邮路之上，往来商贾不绝，使当地人既重农重商又好读书。何廉出生于乡绅家庭，“父亲有200亩土地，还在广西桂林与人合伙开办一家五金商站”。幼年的何廉衣食无忧，8岁入家馆学习之乎者也，后来到何氏宗祠族馆又读了三年老书。1909年冬天，在慈禧太后、光绪帝去世后的第二年，在父亲的表哥罗先生的建议下，何廉到位于长沙的邵阳中学改学新式课程，次年到广西桂林拜会邵阳老乡蔡锷，后来考入桂林初级陆军学校读书，但不到一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朝政府被推翻，何廉的学业被迫中断。

1913年，何廉再次入读位于长沙的邵阳中学，次年，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美国教会办的长沙雅礼大学堂(今长沙雅礼中学)，在何氏祠堂教育基金每年承担一半学费的情况下，父亲同意送他进雅礼学校读书。5年后，何廉又拿着父亲卖掉一块地得来的400元和何氏宗祠捐助的400元，往上海乘坐“中国”号轮船去美国留学。

长沙雅礼中学

值得记述的是，何廉当时能接受最好的教育，除了家境较殷实，“何氏祠堂教育基金”发挥了重要作用。何廉的父亲虽有200亩土地和一间商店，但因为家里人口多(何廉有兄弟姐妹九人，三兄弟，六姐妹)，经济条件其实不是特别宽裕。何廉在回忆录里写了自己初次去长沙读书的情形，“我父亲同意，但我母亲却很不愿意让我离开家庭。这中间也有一个财力问题。留在族馆读书，花不了多少钱，学费微不足道;而如果进入新式学校，每年的费用，包括来回盘缠，总得几百块钱。这对于我父亲来说，筹措起来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数目。”

幸亏有“何氏祠堂教育基金”。原来，何姓在邵东县简家陇当地是大姓，为使族中会读书的子弟脱颖而出，何氏族中“各家每年从田租收入提出一部分归总起来，共同立约，由年长者轮流掌管。基金田产的收益既用于创办族馆，又用作助学金。”正是因为有这个基金资助，使何廉能交得起雅礼每年一百多元的学费，后来又去美国留学。要知道当时“一个长工每年工资只有30块大洋。短工的工资每天为一角小洋，足够吃一天或两天的饭。”今日人们常喜欢抨击旧社会，其实旧社会也有温情的一面。如果没有“何氏教育基金”资助，何廉能否读走出老家邵东县是未知数。而今天，很多地方占有最好教学资源的初高中的学费依然是天价，将所有低收入家庭的子弟挡在门外，“寒门出贵子”已成绝响。

在美国，何廉先入波姆那学院(Pomona college)学习，再进耶鲁大学读博士。在波姆那学院，1921年夏天，学校女生学监请何廉陪她去洛杉矶接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那位姑娘叫余舜芝。八年后在天津，这位姑娘成为了何廉的新娘，夫妻一生相濡以沫，白头偕老。此是后话。

青年时期的何廉

1926年，怀揣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何廉归国，从此开创学界传奇。

回国后的何廉，接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邀请，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学和财政学教授，同时开展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

在南开，何廉几乎以一人之力开创教学与研究的新局面：当时，南开大学教学采用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欧美教/材，与中国的现状毫不沾边，但老师照本宣科而学生则忙于背定义以应付考试测验，以至于学习商科的学生毕业后竟然看不懂中文报刊金融版面的文章，更无法胜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何廉决定推动经济学教学“中国化”。 不久编著推出了一批以中国经济为讲解对象的经济学讲义，包括《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统计学》，以及《统计学之原理与方法》等。1931年，它们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立刻成为全国各个大学财经学科使用最为广泛的教科书。

1927年，何廉主持成立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1年担任南开经济学院院长。期间，他亲自主持编制反映各种物价的南开经济指数，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使南开大学“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机构”。时至今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大学，如果想研究中国的经济史，“南开指数”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南开经研所第一届研究生毕业

在经济学领域独树一帜，使何廉吸引了学界、政界，包括最高当局的重视。1934年夏天，蒋介石在江西牯岭约见何廉的邵东老乡、留美同学、南开同事蒋廷黻的同时，也一同约见他。十天内，蒋介石向两个邵东人咨询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与建议。何廉根据自己在浙江等地调查掌握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正是那次会见，何廉给蒋介石留下深刻印象，才有了他后来出任民国政府高官的经历。

1936年6月，何廉接受蒋介石的任命，接替到苏联担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七七事变后，何廉又被任命为经济部次长，主管农业，同时兼任政务处长，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农本局局长(总经理)，负责抓农业生产，对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进行调配，保证战时供给。

1941年，何廉辞去经济部、农本局的职务，担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一职。1944年夏，主持编制完成《(战后)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草案》。至抗战胜利之初，又提交“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纲要，将振兴国民经济的原则思路明确归结为“混合经济体制中有计划的发展”，并首次写入政府文件。(中国大陆直到1992年召开“十四大”才明确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体制)

1948年9月，何廉被任命为南开大学代理校长。三个多月后，解放军攻克天津，早前一个月，何廉为参加联合国会议赴美国，从此终生未能踏上中国大陆一步，看一眼生育过他的家乡。

从1936年辞去南开大学的教职从政，何廉在中国筹备抗日和正式抗日最艰难的几年里，负责担任蒋介石的经济事物特别顾问，呕心沥血整合国家的经济力量，为支持全国抗日作出巨大努力。后来负责筹备战后经济建设的设计工作，包括临危受命担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做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945年，何廉(右三)与张伯苓、梅贻琦等人合影

作为受过新旧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何廉的骨子里始终保持着邵阳“宝牯佬”刚正不阿的风骨，无丝毫媚骨和政客习气。像邵东同乡蒋廷黻一样，他多次拒绝蒋介石等政要欢迎他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对他们为拉拢自己安排的有名无实的职务，坚辞不受。对于国民党权贵希望他安排子弟到他管辖的经济部、农本部工作，一律公事公办。他还主编杂志发表了《中国应该有一个正直有力的反对派》、《为国家，为人民，还是为自己》的社论，以及《苛政猛于虎》(吴景起)、《这样的宋子文必须走开》(傅斯年)等文章，抨击时政。

在民国，何廉是与马寅初、刘大钧、方显廷齐名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无论在朝在野，始终保持“心忧天下、报效国家”的书生本色，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大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人民日报罕见组文纪念五位经济学家，何廉作为曾经的“敌对势力”排第二位，仅位居体制内的马寅初之后，这或许是何廉生前没有想到的事。

何廉晚年定居美国，经常思念老家邵东县硖石口。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现在还带着特别神往的心情，回忆那时每天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时刻：向晚，学生们齐声朗读诗文，好像唱歌一样。乡亲们常常群集在祠堂周围听我们的琅琅书声。”

历史长河，淘尽英雄，但总有人卓尔不群，风流不随雨打风吹去。湖南邵东县的优秀儿女何廉、蒋廷黻等就属于这一类人。

PS：宝古佬

邵阳古称“宝庆”，该地区曾包括湘中娄邵地区、湘潭的湘乡、益阳的安化的上游一带。当地人主要由湖湘民系与土著民族梅山蛮融合而成，具有像牛一样的踏实、蛮劲和勤劳。宝古佬(亦称宝牯佬)引申为具有“务实、倔强、勇敢”等性格特点的人。曾国藩、魏源、蔡锷是杰出代表。

作者声明：写作此文是为了推介乡贤，因本人不是历史专业研究者，所引史料虽然皆有出处，但未必全部正确。欢迎专家留言勘误指正。

责编：朱晓华

来源：搜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