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4月20日，我国著名法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的四顾问之一周鲠生逝世。

周鲠生(1889-1971)，又名周览，汉族，湖南长沙府长沙县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法学家、外交史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留学英法，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及巴黎大学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及校务长。

1939年赴美国讲学。回国后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在武汉大学从事学术活动，因严厉批判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而著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著作有《国际法大纲》、《近代欧洲政治史》、《不平等条约十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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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鲠生传奇：革命年代国际法学家的艰难护法路

他坚决要求收回租界，成就武大最鼎盛20多年；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4顾问之一，完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前半生潇洒，后半世憋屈。

护法越难，才越见其价值。

(周鲠生)

周鲠生名字奇特，乍听来非常陌生，其实这不简单名字背后的故事，更不简单。

【年幼失双亲 焚膏渡学海】

1889年3月6日，长沙伢子周览在贫寒教书先生家里呱呱坠地。可怜啊，4岁就失去了母亲，只好跟随在长沙县衙门里做录事(管文笔一类岗位)的父亲生活。10岁时父亲也去世，从此再无依靠。

可能天无绝人之路，周览父亲生前深受家馆东主苏先烈(时任长沙知府)的敬重，加上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很得苏先烈继父一般的怜爱，得以留在苏家家馆中伴读。无父无母、寄人篱下苦学三个春秋后，13岁的孤儿居然以文章名列科举榜首考取秀才，“神童周览”一时传为佳话。在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时，他靠公费到了学堂念书。

1906年，17岁的周览告别故乡长沙，只身东渡扶桑，来到日本东京，公费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留学。

(早稻田大学)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前，周览回国。

1912年，周览改名周鲠生。鲠，原是鱼骨头的意思，可能取其比喻义，蕴含着“刚正不阿”的气质。

1913年，在黄兴的帮助下，周鲠生得湖南省官费支持，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继续攻读，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及金质奖章。

后来去法国巴黎大学深造，获法学博士学位。

地域上从中国到日本到英国再到法国，专业上从政治经济学到政治学再到法学，名字上从周览到周鲠生，这位湖湘男儿游历数国，遍及多科，给自己的学术大厦打下了牢固地基。

【幸得贤惠妻 其利能断金】

辛亥革命前，尚没改名字的周览从日本留学归国，与出身湖南望族的黄芳君结为伉俪。黄家长辈明知周览是个“上无片瓦、下没寸土、孑然一身”的清寒青年，但出于爱才，托苏先烈和谭延闿(时为湖南立宪派首领，任湖南省谘议局议长)为媒，将长女许配给他。

(谭延闿)

周览夫人黄芳君虽出身富贵人家，却贤惠能干，刚强开朗，婚后即远离富裕的娘家与周览自立门户，同甘共苦，勤俭持家。因此让周览一生全无家累和后顾之忧，能一心投入民主革命与教学科研中。这是周览终生之大幸运。

【嫉恶如仇寇 视民若父母】

周鲠生打小就在苦水里泡大，他从没忘本，把底层民众看作父母一般去维护，对各类欺压弱小的行为当成天然的仇敌去对待。

从日本回国后再赴英国读书，其中有无奈跟巧合的成分。天生的正义感加上专业是政治经济学，让他对清朝的腐败、国家的贫弱、民众的困苦兼有感性体会与理性认知。在日本时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边学习边反清。这是他人生中首次加入某个政治组织。

1912年，国民党决定在湖北汉口办一个叫《民国日报》的机关报。黄兴号召几位湖南籍留日学生筹建，他们是周鲠生、杨端六、任凯南、皮宗石、李剑农等，由支持革命的谭延闿出资并题写报头。创刊后，此报立即参与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成为讨袁舆论阵地，也是革命党人在汉口的联络处。

在革命党人詹大悲领导下，他们准备武装反抗袁世凯政权。很不幸，这一机密被泄露。袁世凯对《民国日报》恨之入骨，通过湖北都督黎元洪与法国驻汉口领事勾结，于当年3月24日动用武装巡捕以查出枪弹为由强行封锁报社，将里面的周鲠生、杨端六等逮捕，监禁到法租界的巡捕房。获释后，周览潜往上海，改名周鲠生。

(民国日报)

黄兴告诉陆续抵达上海的革命党们：“你们已上了袁世凯的通缉名单，国内不能呆了。”当时他们都很年轻，提出想继续读书，黄兴设法为他们申请了公费到英国留学。这群流亡学生从此开始接受英伦风的熏陶。在伦敦，周鲠生他们又结识了王世杰、李四光、丁西林、陈西滢等中国留学生，并常聚一起纵论家国大事，彼此砥砺，观点越来越接近。

其时，李石曾、吴玉章、汪精卫、吴稚晖，蔡元培等先后来到法国组织中国学生勤工俭学。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强权国家对战胜国中国的正当要求置之不理，强迫中国接受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周鲠生与皮宗石、王世杰、李四光、杨端六等，从英国渡海到达巴黎，与留学生、华工等一起包围了中国驻巴黎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寓所，使其无法出席会议。中国代表顾维钧也据理力争。最终中国没在和约签字。

作为战胜国却没享受战胜果实，还受到国际侮辱。实质上的外交失败催生出国内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海内外学生遥相呼应，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出版显功绩 媒体留大名】

周鲠生与媒体出版很有缘。辛亥革命前他从日本第一次回国即在汉口办报，五四运动后的1921年底第二次回国，就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法制经济部主任。

1924年，周鲠生与他一众同道如王世杰等创办了《现代评论》周刊，主要撰稿人有：陈西滢、胡适、李四光、张奚若、陶孟和、闻一多等。现代文学史把这刊物的一些代表人物称为“现代评论派”。

(现代评论)

【爱生像爱子，护校似护眼】

周鲠生从1922年左右涉足教育，长久为业。他辗转了五所以上顶尖大学，培育出无数栋梁佳才。他疼爱学生就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保护学校好似保护自己的眼珠。

1922年，周鲠生拟订了湖南大学第一份章程《湖南大学组织令草案》，其中第15条规定：“大学教员之薪俸，由评议会规定之。但教授年俸，至少不得下二千四百元。”理想主义确实可贵，不过物质条件优厚才可让知识人保持尊严，专心教研。

(湖南大学老师的钱包不会太瘦了)

同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周鲠生到北大政治系任教授、系主任。

法学家韩德培说：“周鲠生1922年就开始在北大教国际法。从那时起，在中国凡是有些成就的国际法学者，就我所知，几乎很少不是在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政治系教学之余，周鲠生研究起国际法和外交史，整理发表了《不平等条约十讲》等系列论文，力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危害。

学者林建刚称，如果说五四运动是学生基于爱国热情而自发的爱国运动，那么318惨案则是政治策划的产物，年轻纯洁的青年学生成为革命党与北洋军阀政治斗争的工具。周鲠生、王世杰等人当时主要观点有两条：第一，他们自己出身法学，故主张首先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此事件。第二，反思大学教育里的党派背景。

不论是孙中山因宋教仁刺杀案而发起的二次革命，还是五四运动时学生火烧赵家楼，都没通过司法途径处理。为了所谓的抽象正义与道德义愤而取消司法程序正义，是这时期革命与学潮的一大缺陷。周鲠生与王世杰的看法，恰恰跟梁漱溟在五四运动中主张法律解决相同，在当时看来可谓空谷足音。

(五四运动参与者冲向赵家楼)

周鲠生、王世杰等认定“学潮背后有幕后黑手”的论断惹怒了鲁迅等人，导致民国知识界第二次分裂。此前围绕《新青年》编辑问题，胡适与陈独秀已渐行渐远，进而分道扬镳。此外，因为指责国民党让无辜学生做牺牲品的论调，曾经的辛亥革命功臣开始遭遇秋后算账。

胡适日记的某则简报表露出当时他们这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处境，

"北平市民大会请通缉反革命罪魁

南京国民政府谭主席、蔡孑民先生、张静江先生、吴稚晖先生、李协和先生、易寅村先生、于右任先生钧鉴：

三一八惨案、安福系研究系余孽段祺瑞、章士钊、梁启超、熊希龄，及附逆党徒胡适、王世杰、陈任中、周览……务请迅予通缉，一体拿办，以慰忠魂，而杜乱源。 "

这里的周览即是周鲠生。

1924年，孙中山为筹建广东大学邀请当时在北大任教的同盟会会员周鲠生、皮宗石、王世杰、王星拱等到广州商量。1926年这几位进一步参与改组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的筹备工作。

1927年，北伐军占领南京。周鲠生等随蔡元培从北京到南京。他担任东南大学政治系教授、系主任。

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筹建武汉大学，指派周鲠生、李四光、王星拱等组成筹委会。

1929年，周鲠生成为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和法律系主任、法科所所长。

教育家梅贻琦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就是各领域的拔尖名师，有了好伯乐，千里马才可能被挑选培训出来。创始者周鲠生等网罗大师，胼手砥足，三顾茅庐，兼容并包，方才让武汉大学逐渐有了“民国四大名校”的气象风度。

1936年，王铁崖参加中美庚子赔款留学考试，雀屏中选，成为当年国际法专业状元。奖学金要求先国内导师指导，国内进修1年，然后出国深造，王铁崖选择“中国国际法学鼻祖”------周鲠生作导师，后者建议他到美国哈佛大学或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1939年夏，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满怀报国热忱的他忍痛放弃学位返国。日军轰炸使外文书籍化为乌有。周鲠生伸出援手，邀他前往暂设乐山的武大任教，王铁崖从此开始了他的国际法讲学生涯。这一年，他27岁。

1939年，周鲠生赴任美国，一方面有重要的政治外交任务，另一方面还得兼顾着搜寻人才。他从哈佛成功邀请“哈佛三剑客”韩德培、张培刚、吴于廑执教武大。韩德培是国际私法界一代巨擘，张培刚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而吴于廑的世界史研究也独树一帜。

1945年，韩德培拒绝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向他发来的工作邀请，毅然回到祖国。次年，他应周鲠生“有约在先”之聘，来到美丽的珞珈山下，开始新的学术事业。韩德培在武大初执教鞭就被周鲠生聘为法律系教授。1947年，年仅36岁就接替燕树棠出任法律系主任，后又被推为武大教授会主席。正可谓青年才俊、春风得意，是当仁不让的中流砥柱。韩德培是当时武大“最年轻英俊的教授”。也许正因他的努力和卓越，在1949年后几乎所有综合大学的法律系被相继撤消而由政法干校取代时，武大法律系巍然屹立，成为全国仅有的3个破例保留的综合大学法律系之一。

(1945年韩德培初到武大时在东湖边)

1946年，张培刚从哈佛毕业时被邀请留校任教。1948年张培刚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他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但他却认为这份美差只是个闲职。一心想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还是决定回国，他舍弃600美元的月薪从曼谷再次回到武大，任经济系主任。

(1947年张培刚/左四与他的研究生在武大)

1947年，吴于廑回国任武大历史系教授，先后兼任系主任、副教务长、副校长等职。

(吴于廑)

1946年，谭崇台在美国获硕士学位，因经济原因他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在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任专门助理，从事日本经济与战后赔偿问题研究。他先后撰写了《“论日本赔偿问题”》、《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等论文。虽工作得心应手，待遇也很优厚，却常思故土。1947年，他谢绝师友再三挽留，满怀一腔报国热情登程回国，受周鲠生之邀到武大法学院经济系执教。

此外，周鲠生还邀请赵元任的二女儿赵新那与黄培云任教武大，黄培云后来成为粉末冶金专业的顶级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由此可见周鲠生的眼光。

“哈佛三剑客”时代可说是武大辉煌历史的缩影，代表着学术研究的巅峰，充分显示了大师、人才对学校发展的决定作用。在瞻仰三位名师的科教业绩时，绝不能忘了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周鲠生。

周鲠生是武大历史上最优秀的校长之一，在办学理念上他服膺教育家蔡元培的治校精神，认定优秀的师资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先决条件。而他本人在这方面也确实具备蔡元培式的气度与魄力：求贤若渴，广揽人才，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不论是英美派还是德日派，他都会摒除门户之见宗派之别，尽全力去聘请。

几位“剑客”有着相似的学术经历，在哈佛均已成就卓著，来到武大后最初几年亦是如鱼得水。前者当然是其自身勤奋所致，而后者则直接得益于一位爱惜人才的好校长，以及民主宽松的学术环境。

对于周鲠生的治校才能，胡适也曾大加赞叹。据韩铁给他父亲韩德培写的传记《风雨伴鸡鸣》中记载：“胡适之先生在40年代后期到珞珈山讲学时，向被周鲠生校长请去作陪的韩德培等年轻教授大发感慨，说武大作为北大学者在扬子江边创办的名校，可以说是‘功不唐捐’。他还说：‘周先生才是真正当大学校长的人才，你看有这么多年轻人跟他，而我胡适之相比之下只是个混世魔王。’”胡适固然有自谦之嫌，但也可看出他对周鲠生治校才能的褒奖。

周鲠生曾批评国民政府的教育偏重应用而不重视理论，“提倡实科，压缩文科”。他说：“在学术教育的立场上，这实在是不妥当的”，“武大今后的政策，对于理论尚要多注意”。

周鲠生主张大学应该“造人”(出人才)，也应该“出品”(出科研成果)。他经常呼吁：“在校内造成研究的空气，在‘出品’工作上有学术价值的贡献，是今后大家努力的目标”。

在武大国际法研究所的会议室里，周鲠生留下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叮嘱。

周鲠生时时不忘自己的教师身份，即使任武大校长期间，行政工作再繁忙，也从没脱离过第一线授课岗位。无论在北大还是武大，他的课均深受学生欢迎，争坐前排聆听，即使提早几十分钟进入教室也难找到理想的位子，所以教室窗台外都常挤满了听课的学生。学生的普遍感受是：把周老师每堂课记下来就是一篇篇精粹的文章，甚至有小印刷厂偷印他的讲义以谋利。

在武大他开设《国际法》课程，主要讲解《联合国宪章》，是中国最早讲授此宪章的学者。

(1945年版联合国宪章)

韩德培说：“我真佩服他的讲课艺术。平常和他谈话，也许因为年纪大了，他总是轻轻地慢慢地讲。他讲课时，却精神抖擞，口若悬河，声音清脆有力，讲得有声有色。我听了以后，不禁暗暗赞叹，这正表现了他对教书的热爱和重视。”

张培刚称：“周鲠生教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又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国际法学专家，他为我们讲授宪法和国际法。周先生总是穿着一身西服，冬季寒冷，教室未生火炉，无热气取暖，他一进教室，首先脱去大衣，再走上讲台，为同学们上课。同学们对他十分尊重。”

1942年，经学术审议委员会表决，产生了民国首批30位部聘教授，周鲠生的名字跟吴宓、陈寅恪、汤用彤、苏步青、吴有训、饶毓泰、李四光、杨端六、茅以升等一起，赫然在列。

1945年，周鲠生回国。8月8日，他到武大宣誓就任校长，并任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1日，武大成立复校委员会。

周鲠生受任武大校长时面临最紧迫的两大难题：第一，由于武大有很多共产党，政治斗争激烈，被国民党特务密告的人和事颇多，身为校长左右为难。第二，抗战胜利意味着迁校乐山复员武昌。

对于第一个难题，周鲠生的态度是效法蔡元培，决不无故开除哪怕一个学生。

然而第二个难题，抗战期间的珞珈山校舍，先是被日军野战部队侵用，后又为日军野战医院和文职官员霸占。日寇投降后，珞珈山校舍表面上看依然宏伟，但校舍内部设施却被破坏无遗。师生员工急不可耐地盼望着早日东还珞珈山。

东还与西迁相比更难。首先是学校人员增加了两倍以上，总数达3290人，还有大量图书档案、仪器设备要装运，仅公物就有939吨。加上物价上涨了2千倍，西迁乐山时仅用2.7万元(法币，下同)，经过十年货币贬值，东还珞珈山却要29.2亿元。其次是交通工具紧张，飞机、轮船等主要交通工具多被国民党行政官员和军队征用，学校复员只能靠木排跟徒步。

(暂驻乐山的武大)

1946年3月10日，第一批物品从乐山启航，同年6月20日首批人员起程。师生们历尽艰辛，终于全部平安东还。

1946年10月31日，先期达到珞珈山的师生在武大礼堂举行了“武大成立十八周年暨三十五年度开学典礼”。

由于周鲠生的精心筹划安排，回迁的各项难题总算一个个地解决了。

武大克服重重困难，由乐山复员珞珈山，恢复农学院，增设医学院，成为了拥有文、法、理、工、农、医的著名综合大学。

在当时教育很艰苦的情况下，周鲠生提出：“高等院校既要普遍发展，也应重点发展。主张充实和加强那些设备好、教员好、环境也好的学校。“他认为：“到处办校的结果，反倒无力补充好学校，与其多办学校，实在不如集中几个比较好的学校来充实。”并预言：“武大原来的建筑只能容纳一千人左右，在将来至少要办到能容纳五千人，甚至一万人”，“倘若不能容纳更多的学生，又怎能负起一等大学的责任呢?”

1947年，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全国学生运动中，武大一些学生要出版铅印报纸《武大新闻》，请周鲠生题写报头，他欣然应允，就像当年谭延闿给周鲠生等负责编辑的《民国日报》题写报头一样。这份学生报纸专门报道校内外新闻和各地学运动态，抨击国民党政策，最后被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以“言论荒谬，煽惑人心”的罪名勒令停刊。

当年6月1日，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为镇压武汉地区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武大制造了“六一惨案”，学生死3人，重伤3人，轻伤10人，被捕20余人。惨案发生时周鲠生正在教育部开会，得悉消息后立刻赶回武大，约集武大教授会18位教授齐赴武汉行营保释被捕学生。

周鲠生召开记者会，要求追究法律责任。

6月23日，武大师生为“六一惨案”死难学生举行出殡大游行，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周鲠生顶住压力，带领各位教授，始终走在队伍前列，表达了与学生运动站在一起的决心。由于全校师生的斗争和他的奔走呼号，迫使国民党当局撤销了武汉警备司令彭善职务，释放了被捕师生，从优抚恤了死难学生亲属，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48年，国民党武汉特种刑事法庭想传讯18位武大学生，周鲠生明确表示，由校方、教授会及学生自治会的代表护送学生出庭，并成立以韩德培为首的法律顾问委员会，准备为学生辩护。由于师生的配合斗争，被传讯学生很快获保释放。

1949年，国民党在武昌戈甲营逮捕了7名准备赴共产党管理区域的学生。消息传来，武大学生自治会代表找周鲠生出面要人，他坚决地说：“只要你们打听到下落，我可以去要人!”由于周鲠生和武汉其他民主人士的努力，以及学生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被捕学生。

周鲠生与学生在斗争中建立了亲密友谊。1949年3月6日是周鲠生六十寿辰，武大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自治会为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祝寿活动，还在武汉《大刚报》发表访问记以增强影响。学生们把周鲠生夫妇请到台上就坐，并致祝辞。最后，演出了一幕歌颂周鲠生夫妇的话剧，把老校长的形象搬上了舞台。

临近1949剧变时，白崇禧曾令武大迁校桂林，周鲠生当面予以拒绝。1949年4月，他在学校“团结应变迎解放座谈会”上公开表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迁校!”

1949年初，何应钦赴武汉请他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他当面谢绝。

周鲠生还对学校的安全和师生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他说：学校安全“则有待于群策群力，团结联防，互助应变，切实开展各项工作，始能共度难关”。关于师生生活，“保证学校负责筹措五、六两个月，甚至七月的粮食及日常用品。”他一再向师生明确表示，一定坚守学校，与大家共同保护学校。周鲠生在学校紧要时刻，临危不乱，态度明朗坚定，稳定了全校人心。

武大得以完好无损地保护下来，为高等教育事业继续作着贡献。周鲠生的护校功绩，历史定会铭刻。

1949年后，周鲠生继续担任武大校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武大师生从没忘记过自己的老校长。为了永志他对武大的贡献，学校专门设置了《纪念周鲠生法学奖学金》，并于1985年4月颁布《武汉大学纪念周鲠生法学奖金暂行条例》，以激励后学继承其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2005年11月29日，周鲠生塑像在武大新法学院大楼落成。

(周鲠生塑像)

2014年12月31日，武大校长李晓红新年致辞称，“我们不能忘记老校长周鲠生的追寻:‘我们的大学除了造就人材和研究学术之外，还要影响社会;要做社会改造的动力’”。

【爱国有热血 抗日正当先】

日本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邻居，这个邻居虚心学习过唐朝先进文化，后来却给以前的“老师”不断带来血与泪的痛苦。

(江苏北固山的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诗碑)

作为曾留学日本的周鲠生，因为深爱祖国，对日本把握准确，所以抗日之志愈战愈坚，未有任何懈怠，起到了作为中华赤子和知识分子所应有的作用。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挑起“东(三)省事件”。英法等国操纵国联，借口调解中日争议派出调查团来华，炮制了歪曲事实的《国联调查报告书》。对此，周鲠生在季刊《武汉大学社会科学》上连续发表《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从国际法角度予以深刻揭露。其后，国联中某些人还企图吸收伪满洲国加入国联。周鲠生又发表《所谓满洲国之承认问题》，予以严正驳斥。

同年11月，周鲠生作《对日问题剖析》的报告，他希望通过国际法及国际组织来阻止日本侵略，要求青年有抗战决心，要做抗战的多方面准备。

1932年1月，为支持马占山在东北的抗战，武大发起“捐钱献物抵制日货”募捐活动，师生共捐款国币2663.35元。其中部分教师捐款细目如下：王世杰、杨端六、苏雪林等100元;王星拱等80元;周鲠生、皮宗石等60元。

当年3月，武大“东省事件委员会”发通告，公布了学校女教职工和教职工女家属亲手缝制衣服的情况。缝制棉背心1016件，购买毛巾1200条。部分捐赠如下：...周鲠生夫人12件...收到武大寄去的棉衣、毛巾后，前方将士非常感激。4月8日，宋哲元将军给武大去电表示感谢，电文如下，

“武汉大学公鉴：

敬启者，暴日自陷我东北愈肆猖獗，固为全国所痛愤，实亦军人之大耻，此次喜峰口罗文塔各战役，赖各方之指导，民众之援助，官兵奋不顾身得以小挫敌锋，迺承远劳慰问厚惠宠颁，拜领之馀，愈滋感怀，顽寇未除，枕戈时惕，惟有矢志歼敌，用副期许，专此鸣谢!

敬送台祺。”

(领导打响喜峰口战役的宋哲元墨宝)

4月12日，孙魁元将军也去电表示感谢。 电文如此，

“武昌武汉大学东省事件委员会公鉴：

刻由后援会转来贵会，惠赠棉背心300件，毛巾400条。敬领之下，感愤交集。魁元忝膺师干，志在党国，虽喋雪冰天、横刀荒漠，誓死奋斗，迭挫强锋。然未捣黄龙，寝馈难安，努力杀敌，以副雅意，除将收据掣经后援会转交外，谨电鸣谢，仍吩箴言。 41军军长孙魁元，叩文。”

4月，周鲠生作《国联调查委员团与国联大会委员会》的演讲。5月，周鲠生作《国际裁军会议》的报告。

1933年初，周鲠生作《东省事件的新形势》的报告，他指出，现在到了很严重的关头。10月，周鲠生再次发表《外交与国防》的报告，他表示，对于国防要有整个的国防政策，要有永久的国防计划。

1934年6月，周鲠生作《对日外交》的报告。12月，周鲠生作《中国与国际联盟》的报告。

1935年3月，周鲠生作《欧洲政局与远东和平》的报告。12月27日，在华北危机日益严重时，武大文学院的教职工成立了“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通过了教职员救国会章程，选举周鲠生、范寿康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救国会成立后立即给国民政府发电，表达对时局的意见，电文如下，

“南京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蒋院长钧鉴：

自东北沦陷国难日深，中央隐忍图存，退让已达极境，乃日本犹复任令在华军人，节节进逼;少数汉奸，公然依附外人，藉口自治，不惜更举我关内数省土地，拱手送人。现今外寇深入，谁无同仇敌忾之心，中央如有抵抗到底之决心，全国人心未死，必能分工合作，一致为政府后盾，以救危亡。否则中央政策必不见谅于国民，岂惟青年铤而走险，恐国事更不堪问矣。迫切陈词，诸维鉴纳。

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同叩。”

(1935年殷汝耕/中立者组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让华北脱离中国)

1936年1月，面对日益严峻的中日形势，武大教职员救国会再次向国民政府去电，提出对时局的意见书。电文如下，

“行政院蒋院长钧鉴：

同人等痛感国事之日蹙，国难之日深，激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大义，凛于‘栋折榱崩’，侨将压焉之危罹，谨本赤城，献其鄙见，如有可采，乞予实施，国家幸甚。 1、关于外交者，约分三点意见：其一，请我政府根本放弃‘退让政策’，及‘中日亲善政策’。其二，在东北四省邻邦尚未交还以前，绝对不应与谈经济、文化、军事之合作。其三，此后外交应随时公开。关于此点，时贤论之已详，外交绝对公开，则为国民者，随时可以替政府分忧，可以为国家效劳，上下之情相通，自无怨讟可兴，无误会可起。2、关于国防者，窃维我国军备种种，既与敌人相差太远，无法可作正式交绥，则亦惟有采取阿比西尼亚抵抗意大义之方法，化整为零，用‘散兵战’、‘游击战’、‘惊扰战’以困之，务求避免主力之接触，而诱其深入，分其部队，各个包围解决之。3、关于处置爱国运动，及训练青年问题者。窃思学生爱国运动，方法虽或未能尽善，而动机则绝对纯洁，此真国家民族赖以生发之种子，诚宜因势利导，使纳于正规，而为国家增加力量。同人等管窥之见，略如上陈。所言虽属粗枝大叶，而自问尚能代大多数国民意见，谨请。 政府鉴其之城，采其原则。是否有当，伏候钧裁。

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同人恭具。 ”

当年12月，周鲠生作了《中日问题外交史之一页》的报告，报告说，中国外交应多方面并举，尤其是侧面交涉，不能完全依靠国联或其他一国的政府，中国应随时随地实行抵抗外力的侵略。

1937年3月，周鲠生作《外交之检论》的报告。10月作《对日抗战中之外交》的报告，他认为，政府对于抗战最近是在积极的准备，卢沟桥事件就是政府积极准备的结果，抗战如果坚持半年以上，将会出现有利战局。

(卢沟桥事变的中国守军)

1938年，因武汉会战爆发，武大被迫西迁四川乐山继续办学，农学院并入中央大学。

1939年8月19日，36架日机从汉口出发，对乐山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轰炸，把整个乐山城毁掉三分之二，商业区夷为平地。事后统计，小小乐山城死亡7000多人。在这次大轰炸中，武大有5位学生、2名教职员和7名教职员家属遇难。周鲠生、杨端六、叶圣陶等30余位教授的家当全被毁，叶雅各、蒋思道等20多位教授财产大部被毁，学生中也有16人财产尽毁，66人部分损失。法学院孙芳教授的家人悉数遇难，从此他变得沉郁寡语，贫病交加，最终客死乐山。

随父亲杨端六西迁乐山的杨弘远当年仅五六岁，对这次空袭记忆深刻：“当时正在吃午饭，突然响起了一次次刺耳的警报，父亲丢下筷子，赶紧拉着我们，钻进屋外天井里一处用木头架子和沙包垒起的掩体里，这个临时掩体里当时还躲着周鲠生教授一家人及刘秉麟教授一家人，我们三家当时合住一院。我记得身边不远处不断有炮弹落下来，有的居然没爆炸，最后是一颗燃烧弹，一下子燃起大火，烧着了我们居住的房子，父亲赶紧跑到屋内，抢出了部分重要文件。”

(1941年8月23日轰炸乐山后日机低空侦查)

在这次大轰炸的善后抢救过程中，武大学生表现十分英勇。当敌机尚未飞走时就组织救护队，各种奋不顾身，或拆卸正在燃烧的房子，或扛抬伤员和遗体，或抢救物资，或协助医疗队，从中午直到天黑，仍奔忙不止。

这次大轰炸不久，周鲠生赴美从事讲学、研究活动并任旧金山国际联盟组织中国团顾问。 在异国继续释放着他特有的抗日能量。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周鲠生用自己的铿锵言行，实践了这个声明。抗日最终能够胜利，也正是包括周鲠生在内的所有中国民众拼命努力才得来的。

【立法保民权 外交彰国格】

1922年，直奉战争中直系获胜，恢复了旧国会，宣布制宪。北京各界人士认为有在宪法上争取确立民权的必要，周鲠生与皮宗石、李石曾、王世杰、李大钊、黄侃等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进行了广泛的争取民权运动。

(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官方媒体)

1926年10月，北伐军收复武汉。应陈友仁邀请，周鲠生与王世杰一起来到武汉，致力于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周鲠生力推“革命外交”，他总结了革命外交的要点：第一是“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的规则”。必要时“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非如此不能破除纷杂的不平等关系。第二是“利用民众势力”。革命外交必以民众势力为基础，而不全靠外交家的折冲。最后是革命外交“必是主动的，攻势的”。具体言之，就是对外不要“怕事、省事”，要知道“生事”，即“遇事生风”和“小题大做”。要敢于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触动列强的既得权利和地位。中国今日所需不是绅士式外交，“正是流氓式的外交”。换言之，就是无视一切被视为“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承诺，无视其到期与否，直接将之废除或不予承认，强迫原条约国家重新谈判订立国人认为平等的新条约。这正是张学良在中东路事件中所作的。而在蒋介石，这已是惯例了。

北伐过程中，国民政府收回了海关附加税权力，派兵强行收回了九江和汉口的英租界。北伐成功后，又迫使列强接受对关税主权的谈判。

(1927年1月3日北伐军收回汉口英租界)

1932年7月，周鲠生多次前往蒋介石官邸讲解国际法和中国外交。7月20日，他为蒋介石分析国际形势;22日，谈领事裁判权与租界问题;26日，为蒋介石讲解国盟、第一次世界大战议和方针及威尔逊的和平计划等。

1936年，周鲠生升任武汉大学教务长，他一面继续培养中国的外交人才，一面逐步成为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外交咨询顾问。

1945年，周鲠生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9年10月1日前，国民政府任命周鲠生为立法委员，他不接受。

武汉被共产党接管后，除了教育方面的职务，周鲠生身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周鲠生离开了奋斗30余年，心心念念的教学岗位，专攻外交，开辟事业新篇章。他历任外交部顾问，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还是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法学家李浩培回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周先生都很重视。重要的外交文件，非经周先生提意见，周总理是不批发的。”

当年，抗美援朝。毛泽东和周恩来听取周鲠生建议后，决定让参战部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赴朝作战，从而避免以交战国身份介入朝鲜战争。实践证明，这一建议给我国外交斗争赢得了较大空间。

(1950年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1954年，周鲠生成为我国第一部宪法的四位起草顾问之一(另三位是钱端升，吕叔湘，叶圣陶)。他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受到中央领导赞赏。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如是说：“周鲠生对这次宪法的制定，出谋划策，解释说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周鲠生毕生研究国际法。其《国际法》一书将五项基本原则列为国际法之基本原则，使传统国际法发生了质变，对维护世界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起到重要作用。

周鲠生建议，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因为只提“领土”可能被理解为现在实际控制的领土，联系当时我国实际情况，这种提法并不利;同时把“领土”和 “主权”合成一词，很可能被理解成“领土”是 “主权”的形容词。他还建议，将“平等互惠”原则改为“平等互利”原则，因为“互惠”需双方协商同意，只有“互利”才能体现普遍适用的原则。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发言里正式使用这一新提法。

周鲠生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根据国际法原则发表了很多有影响有份量的文章。主要著作有《国际法大纲》、《现代国际法问题》、《国际法新趋势》、《国际法概论》、《近代欧洲外交史》、《近代国际政治小史》、《赢得太平洋上的和平》、《现代英美国际法的思想动向》、《国际法》等。

1970-1980年代，周鲠生、沈韦良、许光建、陈德恭等国际法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从国际法的沿革与立法精神看，倾向于支持军舰的无害通行权不需要事先通知或批准。国际上坚持坚持事先通知或批准的国家越来越少。中国也迟早要采纳周鲠生等学者的这个建议的。

周鲠生还接待过许多来访的重要外宾。

【政治向左倾 命微苟且活】

1939年9月，周鲠生赴美。恰好胡适担任驻美大使。这一时期可谓周鲠生与胡适交往最密切的时期。胡适在日记中常提到周鲠生。据学者林建刚的研究，1940年1月的日记中，胡适写到：“鲠生、端升两兄来谈，我们畅谈国家大势、世界大势，直到夜半。海外不易得此种乐趣。”另一天的日记则写到：“今天我和鲠生谈。我劝他多住几个月，好帮我一点忙。他允考虑，我很高兴。鲠生淡于名利，又有见解。故我很想他多住些日子。”

(左四周鲠生，左五胡适)

这一时期，蔡元培在香港去世，胡适曾跟周鲠生谈到蔡元培的领袖风范。在日记中，胡适写到：“到家才知道蔡孑民先生昨天死在香港，年七十三(1867-1940)。与周鲠生兄谈，同嗟叹蔡公是真能做领袖的。” 对于蔡元培无为而治的哲学，胡适最为赞赏，对此，在《淮南王》书中系统论述，胡适还曾将此书送给蒋中正，希望他也可以无为而治。而不论是执掌中国公学还是北大，胡适都是采取无为而治的模式。从周鲠生与胡适同嗟叹中不难看出周鲠生的观点。

与此同时，胡适还曾跟周鲠生谈到中国做民主国家的资格问题。胡适在日记中写到：“同周鲠生兄谈中国在世界上要算有做民主国家资格的，其资格有三：①孟子以下，承认选择，承认革命，为合理。②自孔子的‘有教无类’，到蒙馆里念的《神童诗》‘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平等的精神最发达，社会也最无阶级。③自古以来，政治制度承认‘谏诤’，即是承认‘Opposition’。”

此外，胡适还曾给周鲠生推荐一本揭露苏联内幕的书。胡适在日记中写到：“读完了Darkness at Noon。这部小说写一个苏俄革命老同志，被‘刷新’而关在监里，受种种拷问，终于自承种种罪名，并在公庭上宣布自己的罪状。结果还是枪毙了。作者很能体会这班共产党的心理，描写很有力量。我劝鲠生读此书。”

Darkness at Noon这本小说就是阿瑟库斯勒所写的《中午的黑暗》。这本书是比较早的触及到共产主义阵营内部黑幕的纪实类小说，之所以说具有纪实性，是因为阿瑟库斯勒早年是共产主义者，而且一度做过共产主义的高级干部，后来遭到整肃。虽名曰小说，也未尝不是一部自传。在小说中主人公鲁巴肖夫的困惑在于：为了一种崇高的目的，是否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幸福，是否可以牺牲少数人的生命?这部小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胡适对苏联的判断，他由此看到了苏联的阴暗面，开始纠正此前的看法。而这部小说似对周鲠生没有多少影响，二战后，周鲠生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更加警惕的是德日法西斯的死灰复燃，而非苏联的强权与阴谋。

(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

1925年，胡适还曾在武昌大学演讲，在演讲中胡适提到了他对五卅惨案的看法，据《胡适年谱》记载：“1925年9月28日：晚上，在武昌大学演讲时，就五卅惨案发表意见。五卅沪案，闹得全国纷扰，你们应该走的一条路，就是闭门读书，不管闲事。沪案打死的是少数人，你们反省一下，看看直奉战争，打死十几万人。你们对于直奉不说话，为什么对于沪案要说话呢?”。 胡适的这一论调，符合胡适“与其责人不如责己”的一贯主张，也是胡适反求诸己的思想体现。

当时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对民族主义情绪，爱因斯坦曾评价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他是人类种族中的麻疹!”而此时中国的民族主义盲目排外，曾经全盘排外的拳匪义和团成为人们歌颂的目标，对此，胡适重申自己的一贯主张：提倡动荡时代的镇静功夫，救人的最好方式就是救出自己，而救出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你自己铸造成器。 周鲠生对胡适的这些主张都是赞同的，而且他也一直致力于通过法律途径而非暴力途径来铲除不平等条约。

可惜，后来留在大陆的周鲠生，对这一时期自己的大部分工作都否定了。他和长女周如松谈心时曾说：“解放前我一直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研究，写过《不平等条约十讲》，作为小册子出版，那也只不过起着唤起青年团人的爱国热忱的作用，没有实际成效。”

与治校才能相比，周鲠生这位国际法专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却出现了偏差，由此胡适与周鲠生还展开了一场论战。首先是周鲠生在《历史要重演吗?》一文中担心英美在二战后对德日的帮助可能会养虎为患，进而再次导致下一个二战的诞生。在文章中，周鲠生担忧的是德日法西斯势力的沉渣泛起。而胡适的判断则不同，他认定在二战后，德日两国不足为患，需要特别警惕的是苏俄。

(1946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正式开启冷战)

《胡适年谱》中曾记载这次论战：1948年1月21日：胡适致信周鲠生，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信中对当时国际形势做出了三个判断：(一)西方民主国家并没有放弃“防制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根本政策。(二)因为根本不许德日两国重行武装，所以西方国家决不要扶持德日两国来抵制苏联。(三)所谓“防制德日的复兴”，应该解释作尽力防制这两国的武装与侵略势力的复活。并说，如果我们看法不算大错，那么，我们似乎没有充分理由可以谴责西方民主国家对德日和约的政策改变。同时攻击苏联“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与年谱记载一致，胡适在写给王世杰的信中，也曾写到：“老实说，我近两三年来很有点反俄”。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看这场论争，周鲠生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确实存在偏差。

新文化运动时期，听闻苏俄革命的消息时，胡适曾欣喜的写下《沁园春·苏俄万岁》的诗词，随着阅读的深入与人生的体验，胡适对苏俄的判断也产生了重大转变。胡适也曾把这些他所读过的有利于判断苏俄的书推荐给他的朋友们，例如周鲠生、陈垣等人。然而，在人生选择的时刻，陈垣、周鲠生都做了与胡适截然不同的抉择。

从王世杰日记记载的史料来看，1949年周鲠生原本打算去台湾，留在大陆，不是其内心选择，而是被逼无奈。王世杰在1973年的日记中写到：“鲠生原已决定于政府撤离武汉时离开武大及武汉，并已嘱其长公子离武汉来台。但白崇禧(当时武汉最高官长)撤离时未通知鲠生，彼遂陷于武大。此事为白健生最不负责任至大过失。余甚以为憾。”

王世杰日记中所描述的应该是真实的，因为周鲠生的几个儿子在当时都离开大陆并去了台湾。胡适在其1959年的日记中还曾写到：“鲠生的两个儿子(元松、小松)借祖望家请元任、雪艇和我晚饭。”

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白崇禧不通知周鲠生呢?可能跟周鲠生不服从白崇禧的命令有关。据相关史料，国民党从武汉撤退之前，白崇禧曾勒令武大迁往广西桂林，遭到了周鲠生的拒绝。此外，作为大学校长的周鲠生，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时，就从客观上保护了中共地下党，也会导致国民党官员的相对不满。

别无选择的周鲠生为争取主动，只好找共产党来接管学校，但周鲠生并没有得到掌权者的重视。当时的武汉大学军代表朱凡在《武汉大学接管工作总结》中写到：“×××在思想上是保守与落后，他虽以国际法见著，但与其说他是一个学者，不如说是一个政客。他政治手腕厉害，灵机应变，饱有经验，非那些书呆子可比。所以我们不把他做学者看，而作为政客来看。”这里的×××，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就是周鲠生。

(1949年武大学生在校园里)

这时，周恩来保护了他，把他从武汉的教育系统调到了北京的外交系统，否则难逃批斗。

1949年后，胡适一直被批判。

1956年，周鲠生这位老同盟会会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生中的第二次重大政治组织生活的抉择与转换。

同年，赴英国访问的周鲠生遇见胡适好友陈西滢。周鲠生想通过陈西滢劝胡适回大陆看看。后来，陈西滢给胡适写信道：“我谈起大陆上许多朋友的自我批判及七八本‘胡适评判’。周鲠生说‘有一时期自我批判甚为风行，现在已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我说胡适如回去看看，还能出来吗?他说‘绝对没有问题’。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他说应放眼看看世界上的实在情形，不要将眼光拘于一地。”

而在胡适看来，思想与人是不能截然二分的。因此在这封信上，胡适写了一句眉批，堪称终极之问：“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纵使如此，身在自由之地的胡适还是经常关注周鲠生这位老朋友。在写给赵元任的信中，胡适说到了周鲠生的病情，还抱怨周鲠生那时已不理老朋友了。

(胡适墨宝)

1962年，胡适逝世。一代哲人，遽归道山。

文革时期，武大造反派总司令部污蔑周鲠生为“美国黄金案的总后台”，要批斗这位年近八十高龄的老人，又被周恩来阻止了。

1971年4月20日，82岁的周鲠生逝世。

责编：朱晓华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