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49年谢觉哉任内务部长时于大四眼井住宅全家合影。左一为谢飞，右一为谢飘，正中为王定国和谢觉哉。

进入1950年，谢觉哉写给湖南的家信出现两大主题：劝阻子孙辈进京找工作;要求家里人“过土改关”。(谢飞供图)

1950年代末的困难时期，谢觉哉曾带王定国去看何敦秀：“一开始没有上楼，让生活秘书把钱送上去。奶奶有些生气，走到晾台，把钱扔了下去。”谢觉哉带王定国上楼，何敦秀说：定国同志，谢谢你把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

最近，已过耳顺、古稀之年的谢家兄弟在重读父亲谢觉哉的日记。作为中共元老之一，谢觉哉日记1980年代出版过，“但删了三四十万字，而且只到1949年”，谢觉哉和夫人王定国的长子谢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谢家兄弟计划完整出版父亲的日记，要把日记原本一页页扫描，比对并增补被删除的内容。在这个大工程完成之前，谢觉哉手迹会先出版。谢觉哉是书法家，延安很多地方留有他的墨迹，早年日记里也频繁出现他为亲友写挽联、寿幛的记录。

先于谢觉哉手迹，《谢觉哉家书》已在2015年8月出版。

“对我父亲他们这代人来说，写信是一种生活方式。”著名导演谢飞在《谢觉哉家书》的首发式上说。自谢飞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1971年，他从干校回京结婚，碰到的是父亲葬礼。1984年，为拍电影《湘女萧萧》，谢飞第一次回老家，看到父亲原配夫人何敦秀的照片。几年后，谢飘回老家，看到父亲写回湖南的家信，被择要放大、张贴在墙上。

相比1980年代出版过的《老革命家家书》及《谢觉哉工作书信集》，《谢觉哉家书》有很多新内容，新就新在湖南家书部分。

“定国同志，谢谢你把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

冬秀：

我在这里每天的事也不少，早晨六点多钟起来，洗面呀，操八段锦呀，屙屎呀，差不多要点多钟。八点钟的时候吃早饭，吃饭之后，就要做报，要到十一点钟才完工。再看几十分钟的报，就吃中饭。或者要到学校里去上课，或者在屋里看书，或者同朋友扯淡……廉伯(注：谢觉哉和何敦秀的长子)说不愿在家，要学我一样，还真好笑。我这种人，在家里没有得用，所以跑到外面混混，其实没有一点趣味，抛离妻子，好像一种机械，任人使用……

这是1921年4月，谢觉哉写给妻何敦秀的信。前一年，谢觉哉应何叔衡之邀离开宁乡，到长沙办《湖南通俗报》。夫妻开始通信。何夫人通常由长女代笔，女儿不在，只好提笔“蛮写”，抬头是“夫君大人”“焕南老兄”。谢觉哉回信纠正：民国时代，官场中已没有大人的称呼了，家庭中，也不作兴喊爷娘做大人了。“就是老兄二字，也不妥当。因为你的年纪，本比我大几岁”，“你以后写信，如果摆姐姐架子不出，你就写个‘夫君’和‘焕南’二字就要得”。

1920年代，谢觉哉的家书以家务事居多，细到子弟是否继续读书，家里应该喂养几只鸡鸭几头猪。乱世里时局即生计，家书里不会不提及。

“湖南兵打败仗后，到处劫掠，比较七年还要狠些”，“现正议和，只怕广东兵等趁机开进湘来，那就更不得了”——此信写于1918年。

在写于1922年9月的信里，谢觉哉说：“据我的眼光看，老百姓暂时总没有好日子过。”当年爆发第一次直奉大战。写信时，战争已在四个月前结束，但余波仍在。身在长沙的谢觉哉指点留在家乡的四弟如何办团防。

1927年开始，谢觉哉与家乡的联系中断十年。“马日事变”后，他遭通缉，从长沙流转到上海、中央苏区、延安。家中男性子嗣也外出避难。有人来搜捕，何敦秀一人应付。

1937年春天，国共合作已成定局，谢觉哉给暌违十年的妻子写的第一封信是一首诗。“冷冷关中月，飕飕塞上风。星霜忽十易，云山犹万里。忆昔少壮时，春出归必冬。蹉跎三十载，汝妪我老翁……”

1939年，谢觉哉接到孙子学初来信“今年十月祖母六十正寿，望祖父回家”。谢觉哉回信：回家暂时不可能，寿文应该写一封。在寿文中，他对何夫人说：“……可惜得很，我虽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使得我俩的精神隔离开了，因而也把我俩的形体隔离开了。”信的落款：“你的丈夫在一万里外于日本强盗飞机猛炸之下写成，隔你生日尚有三个月。”

在湖南宁乡南馥冲，谢觉哉寄回的家信被珍而又重。生于1933年的谢延仁是谢觉哉和何敦秀四子谢放的长女。1949年前，谢延仁一直跟奶奶何敦秀一起生活。她记得，晴好的天气里，二伯父谢子谷经常跟奶奶拿出那些被层层包裹的家书，晾晒、防虫。

就在敦秀、子谷母子晾晒家信的时候，身在延安的谢觉哉已经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管理科科长王定国在“组织安排”下结婚两年。组织说服王定国的理由有两条：谢老年纪大，需要人照顾;谢老做统战工作，需要有人以夫人的身份从旁协助。

仪式当晚，王定国不肯进谢觉哉卧室：“让我照顾谢老我同意，怎么还一起睡觉?”别人告诉她，“结为伉俪”，就是做夫妻的意思。王定国要时间考虑，她有个恋人在四方面军。她希望组织帮她打听清楚此人是死是活。听说恋人已在西征时去世，王定国同意与谢觉哉结婚。

1951年9月7日，何敦秀接到谢觉哉最后一封亲笔信：“我的意见，你不来北京为好。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在是新世界……”“婚姻法就是我父亲起草的。他不能带头违反。”谢飞说。

谢延仁记得，1950年代末困难时期，谢觉哉带王定国去看何敦秀：“一开始没有上楼，让生活秘书把钱送上去。奶奶有些生气，走到晾台，把钱扔了下去。”谢觉哉带王定国上楼，何敦秀说：定国同志，谢谢你把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

1936年在延安的谢觉哉。(谢飞供图/图)

1951年儿子谢放为何敦秀烧的瓷像，时年72岁。(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如果你们不改变不要再写信给我了”

又大婆婆：

时间过得真快!记得你嫁来的那天，穿一件蓝色棕衣，肩上披着缀红绿珠子的东西……那时我才十二三岁，能唱礼了，一边唱，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你披着那怪东西和又哥拜堂。我父亲在旁边看着也笑了。现在，又哥死了三四十年，你我都做了人家的祖宗，也快要死了。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生、长大、结婚、生儿子、生孙子、头发由青而白而掉落，牙齿由整齐而动摇而脱去，脸皮由好看而打皱。酒席场中被人推在上座，一直把你推到神台上去，看着酒席吃不得……

这是1944年4月21日，离家17年的谢觉哉写给堂嫂的祭文。当时“又大婆婆”健在，她要挑家族中最有学问的人，以儿子的口气写祭文备用。

秀才出身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向“又大婆婆”交代：“人死了是不能吃也不能听的;我离乡太久，你儿子有甚话要说，我无从知道。不如我祭你罢，且趁你活的时候祭。”寄出之前，谢觉哉把这篇祭文誊抄进自己的日记里。他一生寄出信札无数，留底的就一两封。

在家信中，谢觉哉一直保持着他从南馥冲走出时的乡村知识分子本色。

进入1950年，谢觉哉写给湖南的家信出现两大主题：劝阻子孙辈进京找工作;要求家里人“过土改关”。他告诉长子廉伯和次子子谷：“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穷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

土地法颁布后，子谷的成分被定为“地主”。他颇有情绪，认为“土改在我家是‘由有到无’”，父亲写信安抚儿子：“由有到无”其实是“从不对到对”，此举“天公地道”。

家乡土改完成，谢觉哉在信中仍责怪子侄：“从去年到今年的来信中，你们从未提过如何生产，只是叫苦、困难、要帮助”，“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是你们的事，有农会及乡政府督促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又安抚：“要知道今后吃得开的不是岳三老爷、颜满老爷或什么老爷先生之类，而是周大老倌、姜二一木匠、肖十瓦匠他们出来管事。”

安抚归安抚，1949年之后，谢家子弟纷纷走上了向城市迁徙的道路。

“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家有12个孙子辈都吵着要出来，要干事、要读书。”谢延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57年，离乡三十年的谢觉哉第一次回老家时，家中子弟已纷纷离乡，接待谢觉哉的是一些“穿白衣的招待员”。谢觉哉只在祖屋住了一晚。为确保他的安全，县公安局局长光脚绕着他家走了一晚上，唯恐把他吵醒。

1960年正月，谢觉哉再次回南馥冲。只“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当地连夜抢修了一条可通他屋门的“走汽车的路”。谢觉哉很生气：“桥坏了你们都不修，这条路一下雨就冲毁了，我走一次就再无用处。”

“院子里站了不少，但没有一个是左邻右舍的”，走到哪里吃饭都是几桌人跟着，“好像谢胡子是个冒底洞，可以吃个不停”。

谢觉哉不甘心就这样被隔断跟家乡的联系。他给家乡县长、乡长写信，请他们转告乡里：谢觉哉愿意跟人通信。在信中，谢觉哉跟县乡长讨论养猪、稻田养鱼、林木保护、豆腐店、中小学的劳动教育……

1955年4月，谢觉哉把写给父母的碑文寄给长子廉伯。父母的生年，谢觉哉都用公元纪年加民国纪年或清朝年号。

责编：朱晓华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