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美之的名字不为人所知，但她的经历却串起一段传奇的近代史。她的表舅是著名报人成舍我，表哥是经济学者成思危，她母亲的同学兼好友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向警予。她本人曾任抗日名将孙立人的秘书，与之发展出一段感情，并受孙立人案牵连入狱十年。

2012年，定居美国的黄美之与她的朋友、旅美学者明凤英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谈，回顾自己动荡而精彩的一生，这也是她生前最后的访谈。2014年7月16日，她在美国的家中离世。

文丨明凤英

黄美之(1930-2014) 旅美作家，学名黄正。出生于湖南长沙，南京金陵女大历史系肄业。1949年初到台湾时，曾短期任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英文秘书，并在其女青年大队工作，与孙立人将军有过一段乱世情缘。当时黄20岁，孙50岁。1950年，她与姐姐黄珏在台湾因“泄露军机”罪名，双双入狱，在牢中度过了10年。出狱后曾任复兴电台编辑，台湾“内政部”国际劳工组织员。1963年与美籍外交官傅礼士先生结婚，婚后随夫驻非亚各地多年。1972年定居美国，服务于美国邮政局19年。1960年后，开始小说散文创作。著有游记《八千里路云和月》，短篇小说《流转》《沈沙》《烽火俪人》，散文集《伤痕》《不与红尘结怨》《欢喜》《深情》《马丁尼酒与野火》等。

明凤英

旅美学者，1956年生于台湾。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比较文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加州州立大学副教授，现任教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2012年12月，黄美之在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留影。

抗日名将孙立人，黄美之曾担任他的秘书，与他发展出一段情缘。

年轻时的黄美之。1950年她受孙立人案牵连，因“泄露军机”罪被判入狱10年。

作者明凤英(左)与黄美之合影。

过去五六年来，我和美之有不少机会在一起聊天。多半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工作结束的夜晚，如果月色好，我就绕道去敲她家的门。多半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经常聊到深夜一两点，像宿舍女生那样唧唧喳喳的。

美之家前有两排高大的樟树，把整条街盖成翠绿色。美之家后院，有甜美的橘子和红石榴。美之门上有个小窗，窗下悬着叩门用的一叶小锤。我总把那小铁锤敲出五短二长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嗒”。美之听见，就在里面喊起来：“哎呀，小英哪，你把我想死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两人面对面，她笑我也笑，笑出声来。

美之比我大二十几岁。照理说，我应该跟其他朋友一样，叫她“美之姐”。但我叫不出来。因为她在我眼里，永远是那个天真可爱、傻笑傻问、“不与红尘结怨”的—帕萨迪纳最可爱的女孩。

后来两人都说，平白这样傻笑傻问，人家要说我们是疯子吧，还是要做点事情才行。于是我们做了这篇访谈。是在美之得病前写成的。经过她亲笔二度修改。

大女孩的智慧、深度和雍容，只有在面对人生苦难的关头，才看得见。

我是知道美之的。

上一代的民国人物

明凤英： 谈谈您的民国岁月吧，您的家乡、母亲、父亲和家庭。您的家族后代，现在都做什么呢?

黄美之： 我父亲的家族人不多。父亲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在湖南大学当教授，后来一直做湖南省的行政官员。抗战时期，父亲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派回湖南，为第四行政区行政专员。那时己是抗战末期，国军赶走盘占常德的日军，我父亲第一个走进那仍危机四伏的常德城，安民清理，并开始湖南这当时最大行政区的行政工作。为此得到中央政府的褒奖，报上登了很大的字。我尚在中学，有同学看到，忙叫我去看报架上的报。我有很深的印象。

父亲有一兄一弟，一直住在洞庭湖畔沅江县的老家，守着祖产过日子。听说我祖父是专门替人写状子打官司的，当时叫刀笔吏。大家都说我的祖母是个西洋美人。他们是在“桃花江”边生长的。我的父亲、叔伯父看起来都不似汉人。曾有研究发现，以前确实有一群波斯人到中国，因为走错了路，到了现今湖南的桃花江边，在那儿停下，和本地人通婚，落地生根。2004年，我的右眼曾患一种眼病，眼科医生都奇怪，说这不是中国人应得的眼疾。后来，一位退休的医生朋友，特别跑去纽约最大的图书馆，查出此种眼疾是中亚细亚人的眼病。而我父亲也只吃牛肉，这使我相信我家可能有波斯血统。中华民族基本上是一大混合的民族。

我母亲的家族很大。我的曾外祖父有六个儿子。大外祖父和二外祖父，我很少听说。只知道二外祖父有一个孙子是海军，也到了台湾。三外祖父因在新疆做过好些年的县长，后来回来，带回来一位很漂亮的新疆外祖母。那外祖母不完全是汉人，另一半血统可能是俄国，或土耳其，也可能是维吾尓族人。我不知她从前有多美呢，她是名影剧明星唐若青的亲外祖母。

我的姨父唐槐秋，就是唐若青的父亲，被三外祖父送去法国学航空工程，却迷上了法国的话剧，久久不归。后来他老爸只好请一个在法国即将回国的朋友帮忙，把他骗回来。那朋友要姨父送他上船，然后把姨父灌醉了。等姨父醒来，船已行在大洋上了。他在上海下船时，手上只有一根打台球的棍子，这使他那时已十六岁的大女儿唐若青很失望，很久以后，她还说给我这小表妹听。

姨父回国后，中央政府和东北的政府都要请他出来搞航空事业，但他却自顾自组织一个中国旅行话剧社。他父亲宣布和他脱离关系，他便领着中国旅行话剧社，带着妻子和若青去北平演话剧，上演《茶花女》。若青演茶花女，在北京一炮打红。后来再回上海演，简直把大家都迷疯了。这时他父亲也很高兴了。

我三外祖父尚有一位儿子是陆军少将。我自己的外祖父排行老四，但他很早便去世，都说他早夭是因为太聪明，又漂亮的缘故。他的前妻留有两个女儿。我的外婆是继配，却是民国时报界巨人成家的小姐。外婆嫁给我的外祖父，只生了我母亲一人。成舍我即我表舅，他在抗战时在重庆办《世界日报》，简直是人民喉舌，国共两党都要看的。后来他到台湾来，想重新办报，但蒋介石不准，说他尖酸刻薄。他就办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后来在他女儿成嘉玲手中，已成了世界新闻大学。现在台湾的媒体人才，多是这学校出来的。他的独子成思危曾留学UCLA，是中国的经济专家。

第五外祖父，曾为湖南溆浦县县长。我妈妈的同学兼好友向警予是溆浦的富绅，所以我妈妈和向警予两人便在溆浦那样闭塞的地方办女子学校。向家出钱来支持，而我母亲则因五外祖父的缘故，有些地方上的势力。后来向警予去法国留学，我母亲一人也撑支了一些时候。向警予从法国回来后成了热诚的共产党，而母亲那时觉得女性要真正与男人平等，光办教育是不行的，一定也要有参政权，便一人去竞选省议员，四处演讲。终于成了中国史中第一位女议员。

我的五外祖父家出了好几位优秀的工程师。十一舅吴家铸是航空工程师，也和槐秋姨父一样是留法国的。抗战时，他是飞机制造厂厂长，先是在桂林。那时要中国制造飞机是不可能的，但只要那飞机可修理，十一舅的厂一定会修好，因那时飞机对中国真是太宝贵了。后来美军空军受损的飞机也拿来修，他真是白天黑夜都忙。工厂本在桂林，日本人来了，所有车辆都要用来运机器材料去贵州，十一舅便只好带着他的家小走路从桂林走到贵州的独山。后来这工厂在成都再开工。五外祖父这一家人一定有科学头脑，十一舅之外，六舅、十九舅、二十一舅都是很好的不同性质的工程师。而且这一支还有一位姑爷，竟是伞业的改良者，他名叫潘岱青。湖南的伞本只有粗人可用，经他的改良，有一种名“菲菲伞”的伞，是他用绢来做伞，并请画家设计图样。真是又美又灵巧，深为仕女们喜爱。他拿去世界博览会去展览，得到很大的奖。那时又有几人知道世博？六舅的长子是国民政府的空军少将。

六外祖父是位学者。黎元洪做总统时，他是国会议员兼财政部长。所幸那是一短命的内阁，因六外祖父总是讲学问，对于财政他是外行，也无兴趣。他最推崇孔子的大同主义，常和他的子弟们谈大同主义。没人要听他的，他便替他自己立一墓碑，上面刻着他自己写的“大同主义信奉者吴剑丰之墓”。全族的人都哈哈大笑。但他也为族人做了一件大事，替他们的祖母，也就是我母亲的曾祖母，出版了一本诗集。有一次我听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演讲：说明清两代女人有出版的诗集，都是因她们的丈夫或者兄弟，或者儿孙做了大官，替她们出版的。这诗集，抗战时我在姨妈家见过，是蓝色的布封面，用白色丝线装订。那集子有半寸厚，诗集名《景惠堂诗存》。封面上是孙文题的字，内有康有为写的序。听孙教授讲后才想起为何是六外祖父能做此事，因他是“京官”。而曾外祖父是清授朝议大夫吴公子祥府君，夫人名易繁南苹。我相信应是姓易繁字南苹。实际的名字景惠也可能是她的名号吧。

1985年，大陆开放后，我去云南看大姐。六外祖父的小儿子是云南的省委书记。我曾问他，是否仍保有曾外祖母的诗集。他叹了口气说，他曾回湖南家乡，问了所有的族人，都说谁还要留那个玩意儿。他是外婆家最小的舅舅。我已读小学了，他还被抱在手里。我外婆家的人，都有很好的幽黙感，所以去外婆家，总是笑得饱饱的回来。

对第六外祖父，我比较有印象，因他曾在抗战期间教过我们长沙大火后返乡的失学青年子弟。当时，我是自己要求去的，因其余的学生都是大学生、中学生。我是小学四年级吧。三代人一起读书，都是一群淘气的大孩子。我觉得那真是一段很有趣味的回忆。

校舍是八外祖父的空的庄园。六外祖父便教我们古书，但总不忘记讲孔子的大同主义。我那时当然不觉有趣，后来发现大战后所组织的联合国，中华民国是四强之一。按字母先后，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名的是中国的代表。因金女大的校长是代表团内唯一的女性，所以金陵女大的校长吴诒芳博士是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的。后来我去金陵女大读书，对联合国也深感兴趣，竟发现中华民国送给联合国的礼物是在一白色大理石上刻着孔子的礼运大同篇，而且是孙中山先生的书写。后来我已在美国立足了，我姐夫徐嗣兴大夫带了一微型的这石碑给我，那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争取联合国席位。那时我想，不管谁代表中国，希望那块大同篇不会被拿掉。

我还有一堂外祖父，他排行第八，所以乡人称他八老爷。我叫他八外公。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官至镇守使。一定是高官，因他家堂屋内，高挂着他的军装照片，是和蒋介石北阀时所穿相同，头上顶着一顶高帽子，上面有很长的丝流苏。听说蒋介石北阀时，每过长沙，一定会来看看八外祖父。抗战时，日本人打到湖南湘乡，找到他，要他出来当维持会长，他断然拒绝，日本人便把他杀了。抗战胜利后，我父亲把他的灵位送进了长沙的忠烈祠。

我相信蒋介石是记得我的八外祖父的。因为在台湾他要竞选第三任当局领导人时，请所有监察委员喝茶，问可为他们做些什么，当他问到我们湖南监察陈委员时，陈委员夫妻都是我爸妈的朋友，陈委员回说：“总统，我自己倒没有什么，只是我们湖南的黄珏、黄正……”陈委员话尚未说完，蒋介石忙道：“啊，黄珏、黄正我知道，她们母亲吴家瑛是吴剑学的侄女。”而后顾左右而言他。陈委员碰了个软钉子，回来告诉我妈妈听，我妈妈叹了口气道：“唉，他既什么都知道也不肯放人，大概是没法子了，只好等这两个女孩子坐满十年再看吧。”我们回家后，陈伯伯忙跑来把这事告诉我们，还笑我和姐姐真是有名呀，连总统也知道我们是吴剑学的外孙女。我和姐姐真是啼笑皆非。

黄美之仿照电影中美国女孩穿着自制的网球服，上身露肚紧身装，下面白色短西装裤，时尚大方。

黄美之(左)和姐姐黄珏在一起。1950年，她们因孙立人案入狱。

1960年黄美之出狱后不久留下的照片。

孙立人(左)及其第二任夫人张晶英，她因不能生育，1950年为孙立人另娶一妻，自己逐渐皈依佛门。

明凤英： 您的母亲是一个杰出的民国女子，她曾有一段婚姻，带着丈夫去念书，后来当了地方议员，跟您的父亲结婚。当时的湖南地方上，女子再婚有社会压力吗?

黄美之： 是的，我母亲有两次婚姻，在她那一代人里，她算是一个勇敢的女性。那时离婚和再嫁是很少的。我母亲的第一个丈夫死后，她才在议会认识了我父亲。在那个时代，她因为再婚受到很多人的议论和指责。我母亲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敢于冲破传统，她的丈夫死了，做了寡妇，但她敢于再嫁。

我母亲出生在一个世家，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她的祖母(就是我的曾外祖母)安排的。母亲的第一任丈夫是大户人家的少爷。我妈妈去上学，她的丈夫跟在后面。母亲第一次婚姻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后来这位丈夫去世了，母亲在议会当了议员，也当过学校校长。我父亲从日本留学回来，也在议会工作，跟我母亲认识，就结了婚。我母亲算是再婚，在那个时代是受非议的。我有两个舅舅，因为我母亲再婚，后来不跟母亲来往，也不说话。

我小时候，我同父异母的哥哥12岁时，我们一起生过病。母亲给我吃英国的“兜安适咳嗽药水”。我吃了出了一身臭汗，就好了。哥哥送去医院却死了。哥哥的奶妈后来就成了我的奶妈。

明凤英： 您很佩服你的母亲。您觉得她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女性吗?

黄美之： 我很佩服她。但是，我跟她总有代沟，非常明显。我写的诗和文章，她一点都不喜欢。她生我的时候，难产大血崩，可能觉得我跟她犯冲，有点不太喜欢我。但我小时候长得很可爱，我妈妈喜欢带着我跑来跑去，赚了很多糕点糖果，有时还有玉，只因为我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女孩。

我父母结婚，生下姐姐和我，都是女孩，没有生男孩子。这对我妈妈是一个太大的威胁。黄家人说要给我爸爸找一个小老婆，生一个男孩。我爸爸是留日的，人很厚道，对母亲也很好，但是那个时代的男人接受个小妾是没问题的。要是他是留美的，思想开放一点，大概就接受不了小妾。留日的男人跟留美的还是不一样。我妈妈当然受不了这个气，找人抱了一个小男孩来，硬说是她生的。我这个弟弟很聪明，但是心理也不平衡，一直想去找他亲生的爸爸妈妈。还有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告诉我弟弟说，你看你两个姐姐都上那么贵的学校，你用一点钱，你妈妈就不给你。我弟弟听了，当然心里更加不舒服。他很聪明，找竹子来自己做笛子，踩高跷，什么都会做。吃喝嫖赌也样样都来，简直像个疯子一样。不给他钱，他就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放，说，给不给?我姐姐后来问过我妈妈，“弟弟到底是哪里来的。”我妈妈话到嘴边，还是硬说，“是我生的。”因为我妈妈找到我弟弟做儿子，是斩鸡头发过誓的，绝对不能违背誓言。

明凤英： 大家都说湖南人最勇敢。他们有什么特质呢?您觉得自己是民国的产物吗?您和同时代的人，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黄美之： 湖南人有驴子脾气，是有名的。人家都说：“这个湖南人是一根肠子通到底。”意思是不会转弯抹角。说什么，就做什么，比较实在。其实，湖南也出过高难度的政治家曾国藩，但是以军人最多。因湖南人的性格作军人最相宜。孙立人将军就喜欢有湖南人的部下。戴笠情报局长也最喜欢湖南人，他曾选一个湖南女子，特别送她去美国求学，就是预备将来娶她为妻的。可见湖南人一定也有智勇双全的人才，邵阳人蒋廷黼便是一个很成功的外交使节。我想不管什么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人才，只因湖南人一般都有突出的性格。好的坏的都令人难忘而已。我这个人胡里胡涂，但是从来不会嫉妒。这点应该是我最大的长处。小时候，妈妈重男轻女，我也不觉得被歧视，后来长大了想起来才觉得是这样。我母亲那个时代的女性有她们自己的问题。我爸爸那里，我母亲也要留神注意一点。

我想我是正宗的、货真价实的民国产品。因从出生就逃难，先是国共两党难以互信，后是日本人的侵华。抗战胜利后，兴高采烈地去考大学，那已经是乱哄哄的局面，但我还是在金陵女大过了两年优雅的大学生活。后来，我又仓促地到了台湾。学校尚未开学，遇到了一个值得敬慕的抗战大英雄孙立人将军，结果他老人家原也四面楚歌，先是我和姐姐以匪谍之嫌囚禁，后来说是泄露军机，被秘密囚禁牢中十年。我1963年成了美国公民，安享美国人的太平世界。但是我仍很骄傲，我身体内流的是百分之百的中华民族的血液，而且知道我的人也都说我很湖南人，连湖南口音也常流露出来。

明凤英： 您还记得小时候的湖南家乡吗?

黄美之： 当然记得，我读周南小学的时候，已经抗战了。那时候我还很小，自己带着被窝去住校。有一次我回家跟妈妈说，“晚上很冷，脚露在被子外面，那个被窝脚老是放不进去。”我家里人才想起来，说，“哎呀，她长大了，被子不够长了。”我上学住校，第一次回家去，我的奶妈在门口等我，看见我就哭起来，说我整张脸黑黑的，只看得见两个眼睛还是亮亮的。太小了，洗脸都不会洗。已经丢炸弹了，走在路上危险，小学生也住校。我们家乡的黄包车，上海人是受不了的。拉黄包车的吊儿郎当，下雨的话，还要打把伞。走得很慢。上海人到我们那里去，说，“你走快一点好不好?”拉黄包车的把车即刻放下，说，“你自己拉。”这个笑话大家都很喜欢讲的。湖南人有名的驴子脾气。上海人都吓坏了。上海的黄包车不一样，你不叫他快，他都会很快，飞跑。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

明凤英： 您和姐姐都考入当时教会办的私立贵族学校，有名的金陵女大。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是怎么样的?学生想的都是什么?有什么特别的人物和趣事吗?

黄美之： 当时在北京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有：南开大学。上海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有：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般称为金陵女大。武昌有武汉大学，广州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重庆有四川大学，成都有华西大学。中央大学在南京，是很好的。中央政治大学更难进，是国民党党校，成绩要很好的人才能进去念书，一毛钱学费都不用缴，以后是要派出去做干部，做官的。长沙有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那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分院。其附设的医院是长沙唯一的医院。设备很好。战时湘雅医学院曾搬去贵州，战后又搬回长沙，仍是很优秀的医学院和医院。马王堆出土后，很多保养的工作，该医院作出了贡献。抗战时期，有名的大学都迁移至大后方。北京、清华和南开这三个大学，在昆明合为有名的西南联大。重庆沙坪坝有中央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和几个教会办的学校，包括北京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都搬到成都去了。都位于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大学校园在一起。华西大学也是教会学校，教会大学学费不便宜，算是贵族学校。每个学校虽在同一个区，但各做各的。那真是年轻大学生的黄金时代。日本人好像也没有炸到成都去，大家都穿得漂漂亮亮，骑个脚踏车，很好看。那时候真是不一样。我是抗战胜利以后啊，才有机会去看看。我姐姐当时正进入金陵女大，我去看过她一次，好大一片地方。华西大学校园很美，地方很大，上海医学院也在那里，和华西医学院合并。

1989年秋天，我跟我姐姐又回去看了一次，可是已经整个不一样了。医学院的学生一面走路一面吃饭，已经没有当年年轻人的好看。那时候大家讲究穿着和manner(举止、礼貌)。现在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

明凤英： 当时的大学生在战乱中求学，他们所思所想，跟现代年轻人不一样吧?

黄美之： 我不知道我这一代的人幸还是不幸，反正是在战乱中成长的。有好吃好玩时，会及时行乐，很自立。时局乱了，也能镇定以对，反正有父母可靠嘛。我们这一代真正是在内外战争中成长的，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有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悠然，因为那个时代真正变化莫测，也看不到未来会是什么。至少我是糊糊涂涂不闻不问地过那年轻人天真无邪的快乐日子。

我认识的同学都是这样。因为内战的战火并没有真正逼到我们身边来，真正南京危险的时候，我们已经都跑掉了。很多都是国民党的家属，跑得快!

不过，那时候，我们大学生常有“反饥饿大游行”，公立学校真的开不出饭来。他们的钱，政府按月给。但是我们金陵女大是私立教会学校，学费是一开学就缴了。他们把米什么的，一开始就买好了。最苦的时候，我们本是4个菜，只是改成两个菜而已。我们的学校，就是美国Smith College的姐妹校。学校不大，几百个人而已。哈金写的那本《南京挽歌》(Nanjing Requiem)。就是以金陵女大为背景的。还有一张金陵女大的地图。宫廷式的建筑，现在还是那个样子，去年我去过一次，仍叫金陵女子学院，但属于南京师范学院的行政体系。

明凤英： 男女学生的交往很自由开放吗?

黄美之： 很自由的，好像我们金陵女大的，差不多都有男朋友。一下课，就有男生站在门口等。我们跳舞，多半在同学家里，大官小孩的家。我们还蛮会打扮的，那时我们已扎马尾，在学校穿平底鞋，出去就穿高跟鞋。我从小就喜欢跳舞，也没怎么学，就会了。大学时候大概跟男朋友跳，很快就会了。后来南京乱了，不能读书了，中山大学可以接受我们这些学生，我就去了广州。那时候，还有不少同学也是从南京去的，有朋友。哎呀，真是好玩。所以，我虽然坐了10年牢，但是坐牢以前还是玩得蛮过瘾的。

明凤英： 有人说民国时代的人，风度品位是很不错的。

黄美之： 我想当时若没有战争，中国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那时候封建势力的旧习惯还有些存在，而且还讲究排场。我想，穿着、仪态、manner，都是重要的。现在，凭良心讲，大多数人是没有什么派头的。民国时候的那些清朝的官派还是留下来一些派头，还有学者们也是。

我姐姐那个时代，仪态、穿着、走路、讲话都是有指导的。比如上一届的学长怎么做，讲究风度，下面的学妹也就不能太随便了，自然而然就有了一种风气。像湖南长沙的周南女中就不同一点，注重体育，他们的创办人是个“左派”，有不同的校风。我姐姐进的学校是教会学校，叫福湘女中，就很讲究了，有美国老师，讲话要轻声，要住校，两个礼拜才能回家一次。抗战的时候，我们就念公立学校，没有人教我们这些东西。但是功课素质很好，功课很紧。

明凤英： 私立的贵族大学里，学生应该比较注意穿着，是吗?

黄美之： 抗战刚开始胜利的时候，大家日子过得轻松一点。我们女学生流行穿“父母装”。下面是普通的爸爸穿的那种西装裤子，裤脚边像男人的西装裤一样折上来。上面穿短的锦缎棉袄，穿起来很好看。裤子是爸爸穿的式样，棉袄是妈妈穿的，所以叫“父母装”。其实这种服装仍应该可以穿，设计师也可把上衣设计成各种季节的穿着，只要在上衣上留下一或两个中国传统的手制盘扣，那才是真正的东方的华丽。

明凤英： 平常的穿着呢?

黄美之： 平常我们穿得比较西洋化，衬衫、裙子、裤子，旗袍很注意整洁。冬天我们就穿父母装，很舒服，很暖和。那时候年轻女人一般都穿旗袍，不大穿长裤。长裤只有奶妈、佣人啊才穿。我们穿父母装，穿长裤，觉得很时髦，裤子也做得比较窄一点，合身一点。我们学校对面，就有裁缝店。我们自己买布，随便买。裁缝做衣服也不贵。我看电影上美国女人，打网球穿短上衣，胃部露出来一点，下面短裤子，很好看。我家里有缝衣机，妈妈的布料很多。我就学着自己做了一件，还很合身。反正我妈妈很忙，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衣服上面是圆领子，三个大的白扣子，布料是草莓红的颜色，红色没有那么深。我穿出来给我妈妈看，她说：哎呀，你不要吓死人。但我们女大的很多学生都穿这种衣服打网球，或晒太阳、出去爬山。那时候年纪小，女学生心思很纯洁，没想太多。

明凤英： 那穷学生怎么办呢?

黄美之： 我们学校是教会贵族学校，比较穿得起。穷学生不来我们学校的。不过，如上海市市长钱大钧的女儿也在我们金陵女大念书，他的女儿穿得很朴素，蓝布褂子，黑皮鞋。他有一个媳妇也在我们学校念书，不晓得是不是寄读的。她不一样，穿得很华丽，都是锦缎的衣服裤子，每天都香喷喷的，经常坐在我旁边。而我是穿粗布衣服裤子上学的。我们都烫头发。上大学就可以烫了。中学生不可以。冬天秋天还可以穿夹袍或棉袍，有活动的时候就穿。大学生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想朴素一点也可以，想漂亮一点也可以。开舞会的时候，我们就穿得漂亮一点。我们女同学穿衣服会借来借去的，换换新鲜。我有一件紫红色带银花的夹袄，穿起来很合身，我常穿，大家都说好看。就是夹层的旗袍。有时候同学来跟我借，我也跟她们借她们的衣服穿。可惜那时候的照片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去坐牢，后来孙立人的随从陈参谋告诉我，我的东西，他都给我收到保险柜里了。我坐牢出来，心里想一定都掉了，也没有想到去找回来。其实，那时候应该去跟陈参谋问问。但是后来，他因为郭廷亮案子也被牵连关进去了一阵子。那时候，大家都很倒霉。

明凤英： 还有照片吗?

黄美之： 还有一两张。我那时候已经在广州了，还有一两张照片留下来。这就是南京的时候，很时髦的，扎马尾巴，穿一件露肚装，紧身的，下面是短西装裤，穿着打网球。我自己做的，粉红色的。你看这一张便是我穿出去玩。我姐姐比我更爱穿，比较帅，洋派，走出去别人都要看的。还有一张在广州，我跟姐姐在黄花岗，就是学生的样子，我头上戴大蝴蝶结。衣服也不土，很神气文雅。这张是在玄武湖坐船。我那时候在修牙齿，装着牙套，不敢开口笑。在中山大学借书读，那些男生很坏，每次都说，黄小姐，满口金牙。我一听，就大笑起来。这张是我已经在P.X.工作了。一点打扮都没有啊，刚吃完蚵仔面线。我们男孩女孩交往比较开放，手拉手是可以的，但是还是很规矩，很保守的。

明凤英： 刚才您说抗战时候大学生玩得厉害。我以前听见人说八年抗战，都是物资匮乏，生活艰苦啊。

黄美之： 八年抗战时是很苦，但我这一代尚在中学，而中学都在很宁静不愁吃穿的乡下。至于那些大学生，相反的，他们生活虽清苦，仍是充满了希望和快乐哩。1948年冬天，局势就开始紧张了，考试也就马马虎虎了。日子过得糊里糊涂的。1948年冬天，那就很紧张了。从1948年到1949年，我们及时行乐，但是那时候我们确实也好可怜，不知道做什么好，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大家在那里讲谁谁谁要到台湾去。记得有一个同学说她不能去，她的父亲被调到重庆去了，她也要去。不久就听说重庆大火，不晓得他们怎么样了。我们大学生就逃难，有的去了广州中山大学，也有人去广州的岭南大学。我们金陵女大所有的文件都早送到Smith College去了，所以其实学校早就知道政治上的局势了，只是我们学生傻乎乎的不知道而已。

明凤英： 及时行乐的背后，是严酷的战争。

黄美之： 大学生当然知道时局很乱，很担忧，但也不知道做什么。又担忧，又及时行乐。我从小就经历战乱，先是抗战，后来是国共内战，所以也习惯了。反正不来轰炸我们就做自己的事，来轰炸了，我们就跑。习惯了。

明凤英： 我们想象的战乱时代的人们，要不就是醉生梦死，要不就是爱国抗战，好像是两种极端。其实，人不是那么二分的，一个人可以又及时行乐，又关心时事。是吗?

黄美之： 这都是后来的人分析出来的。我们哪里知道这些。

国民党政府搬到广州，第一个承认共产党的就是英国，可是他们又刚刚才送了两条兵舰给国民政府。有一个小一点的舰，就叫“灵甫舰”。那时候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张灵甫被包围后自杀了。他是美男子，太太很年轻，才17岁，肚子里怀着孩子。老蒋最喜欢他，纪念他，就是因为他自杀，后来孙立人有几个部下从大陆回台湾来，老蒋把他们关起来，说，人家张灵甫能自杀，你怎么不自杀?那几个人是打不过被俘虏的，后来到了台湾。老蒋那时候，总叫人为国捐躯，他自己不也是往台湾跑?他到台湾的时候，军舰在海上转来转去不敢登陆。陈诚告诉他，那时候还不安全，不能登陆。老蒋打电话给孙立人，孙立人说，你走高雄码头上来，我亲自到码头去接你。你看，后来老蒋却把他软禁了30多年。无毒不丈夫啊！

明凤英： 民国时期是不是一个“腐败”的时期?您觉得后世的人讲到“民国”，会怎么评断呢?

黄美之： 整个中国史，贪污腐败的时间很多，偶有自洁爱民之官吏，但却很少。即使英明的乾隆皇帝身边，还有一个贪得无厌的和珅。中华民国自成立以来，内忧外患不停，贪污也是浑水摸鱼的无法治理。唉，那是一个很短暂却也是中华民国挣脱帝王的统治，而走向共和的分水岭。孙中山先生在临终前说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样的话，大概就是说这个。

出狱以后

明凤英： 您坐了10年牢，出来以后是什么情况呢?

黄美之： 我从牢里出来，每天到处玩，好开心。我姐姐没有我痛快，她因为有男朋友一直在等她。出来以后，很快就结婚了，要带孩子，没得玩。后来，我的姐夫，就是黄珏的丈夫，说，你快点找一个人嫁了，我懒得每天晚上给你开门。我家里人不给我钥匙，怕晚上几点回来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家还有一个退伍军人看门，叫老徐，他每次来给我开门，都说，“哎呀，太好了，四小姐你回来了，我可以去睡觉了。”因此，我也不敢太晚回家去。从牢里出来，我在复兴电台做编辑，每天写稿子，简直都要江郎才尽了，便转去美国顾问团工作，后来就跟Bob结婚，跑到美国去了。

我在复兴电台当编辑，每天要写短评、趣闻，和广播剧，觉得自己的英文会话快生锈了，这时就有朋友介绍我去美军顾问团的P.X.工作。本来上面是不许的，后来一位朋友告诉了美军中的一位上校。上校告诉有关单位说，这工作并无机密可言。上面便让我去了。我真是好高兴。去P.X.的美国人来自美国各地，虽有不同的乡音，但渐渐地我的英语都能对答了。

那时我妈妈尚有一屋在永康街。因需钱用，便在我休假日，要我去坐在那儿等。有人来买时，便可谈妥。那时永康街尚不很有人注意，老不见人来。而娣和清一下班便来，在屋外大喊：Mimi，Let"s go。我一听，忙锁了门跟她们跑，一点经济头脑也没有。但我是很快乐的。因为没有时间去回忆，在大陆那段时间何去何从的迷惘和十年监禁。那些苦楚似乎不曾在我心中留下何伤痕。就这么简单。

后来我和我的美国先生结婚。他的工作是美国政府的粮食救济工作，如中国台湾、福建金门、马祖等地和肯尼亚、甘拉的学童午餐；还有小额的工程，比如澎湖的码头、香港难民的造面条机和韩国渔民渔船、釜山难民的厕所的安全改造等等。1968年马来西亚的动乱，华人区数日无粮食，他请印度人开了卡车，用印度人做保镖，在华人区分送美援粮食。还有越南的难民工作，也使他常离家久久不能归来。虽然名义上是天主教福利会来做这些事情，为全世界所需要的人服务，但却是美国政府的钱、粮食，还有世界各地的捐款。美国政府知道那些献身神职的神父最知道当地人民之所需，所以托给天主教福利会来做。我觉得我先生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薪水虽然不算高，但也尚安适充足。虽然没有P.X.的福利，但工作人员若在外国娶了外国的女子为妻，只要回美国度假时，妻子两星期内便可宣誓成为美国的公民并拿到美国的护照。因为她们的先生的工作常是要世界各国去跑的，妻子必须配合。至于其他外交人员，尽管地位很高，外国妻子也要在美国至少住半年才可申请入籍。这些都是我嫁给我先生前，没有想到过的。

那时候刚从牢里出来，我和姐姐还不敢单独跑到台北去。在新店，哎呀，觉得好快乐。我认识了一个同事，是空军太太。那时候她在学做头发和化妆，找我做模特儿练习。做好了头发，大家都说好看。那天我刚好穿了旗袍，坐公共汽车回家的时候，在路上看见一个很小的照相馆，就跑进去照了一张照片。就是《烽火俪人》的封面照片。那照相馆连底片都给了我。

明凤英： 回顾这段民国历史，您是否依然感慨?或者您“原谅”，“超越”了时代的恩怨?

黄美之： 是。乱世不是一个小女子可能左右的，能存活也要谢谢上帝的呵护。

写作生涯

明凤英： 谈谈您的写作吧。

黄美之： 我写文章，正式成书的第一本是游记，叫《八千里路云和月》，后继有《伤痕》、《不与红尘结怨》、《欢喜》、《深情》、《马丁尼酒与野火》等散文集。有小说《流转》、《沈沙》、《烽火俪人》。并为德维文学会主持《世纪在漂泊》诗集，并收集《文学与佛学的交汇》这本由名学者们的宝贵意见的集成。又主持由名作家晓亚主编的《世纪在聆听》，收集海外名作家之散文精品。德维文学会的基金是2001年国民政府给我十年冤狱的补偿金。现在我们在准备一本极短篇小说集子，叫《世纪在回眸》。

明凤英： 您很小就开始写作了，是吗?

黄美之： 写作是我的喜爱。九岁便被戏称为诗人，曾在高中一、二年级时便得过全国青年写作竞赛的第三名，后来知道第一名即《兰与黑》作者王蓝先生。

明凤英： 这是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黄美之： 不记得了，只记得是间谍故事。小孩子的想象力丰富，乱扯，早忘记了。念初中时，我在湖南蓝田念书，那里有一个师范学院。学校里有一个有名的教授，名字叫储安平。他的太太是留学英国，学音乐的。长得其实并不算漂亮，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简直是美得不得了，所以我编出了这个故事。不过是一中日混血的女间谍，真会扯，故事名也不记得了。有一个剧本也是间谍故事，说的是毛人凤的太太的故事。说一个女人被派去杀殷汝耕。抗日的时代。我就是看那些书。那时候间谍小说多，什么《第五号情报员》、《夜光杯》等，小时候看多了，自己也胡扯写了一个，说给同学们听。我高中的同班同学都说，你在哪里找到这样好看的小说?我说，是我自己编的。他们都很惊讶。那时候有征文，同学们都鼓励我去参加征文比赛。但是我的字写得太差了，有一个同学字写得好得不得了，她自告奋勇，帮我誊稿去参加。居然得到一大笔奖金。那时候我也真小气，得了奖金，也不知道请同学去吃个饭。

明凤英： 得了多少奖金呢?

黄美之： 很不少，好像是4万元。钱那么多，我不知道怎么用。我三姐姐要去念大学，我就请她帮我带到重庆，托做生意的亲戚买一点值钱的东西。我们亲戚就帮我买了橡胶股票，那时候橡胶不得了啊，做车子轮胎什么的都需要。后来我在金陵女大念书的时候，还收到通知说值600万，现在我还保留着。奖金是4万，一直赚钱，积到600万啊。我妈妈和二姐夫一天到晚讲的都是黄金美钞，他们一点也没有想到去帮我兑出来。至少也有几条黄金。所以，我想想我妈妈也太瞧不起我了，他大概以为我是小孩子玩意儿。想想真是可惜，也怪我没有财运。

明凤英： 您虽然在战乱中长大，但是还是有金钱观念的。

黄美之： 反正那时候的钱，尤其抗战以后，一直在印票子，每天一分分的不值钱。不贪污的还是有，我的爸爸就是，拿薪水回家。我妈妈一有了钱，就买谷子，再卖出去。谷子生谷子，我妈妈积了钱，也买田。我们上学才要两担谷子，吃不了那么多。有一天我妈妈跟我说，她要买一点地。我灵机一动，说，“妈妈你不要买地。以后土地都要国家公有的。”我妈妈一听，吓坏了，说，“你这是哪里听来的，去哪里学的，土地要归国家公有?”我说，“这是孙中山《三民主义》说的啊。土地归国家公有。”我妈妈到台湾带了四百两黄金，就是因为时局已乱，一位师长太太看上我家在长沙东乡的好大的房子，很好，有一百个房间。那是原来我妈妈便宜买下来的，妈妈赶快卖了，赚了钱。然后，大大方方才能有了钱，到台湾去。我妈妈只是一个小地主，比我妈妈有钱的人还多得多。我妈妈脑子清楚，她想那时候是乱世，房子能出手还是要出手。我爸爸就不一样，他没有危机意识。我妈妈老跟我们姐妹说，“你们要是听你们爸爸的，裤子都没得穿。”这里还有一封信。我爸爸在抗战以前，跟上海商务印书馆订了一套“万有文库”，一共400册。抗战胜利以后，他们真的寄来了。1949年，一本一本寄来。上海商务书局真是好啊，时局这么乱，他们至少还给你一个信。这封信我舍不得丢掉，是一个纪念。我是1949年5月到台湾的，这封信是我到台湾以前寄出来的。

明凤英： 您的散文书取名《伤痕》、《不与红尘结怨》、《欢喜》、《深情》等，侧笔写战乱年代，一个美丽单纯的女知识分子的十年冤狱。

黄美之： 我的散文，差不多写的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我写的小说也总有其时代背景。我真正认真的写作是在我退休以后。写散文多半是写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小说也不都是空穴来风。

我不知为何会写那篇《月白刀传奇》。但真是一气呵成，还真有读者每天等着要看那篇传奇。其实是因为一天，我偶然想起了一段往事。记得在屏东孙立人将军家时，看到他室中的一日本方桌上，摆着一刀架。架子的上一层摆了一把放在黑皮鞘内的刀。应是一尺多长吧。架子下层放了一把一个式样的短刀，也在黑色皮鞘内。我虽不懂日本文物，但我有审美观，先以为是兵器，但愈看愈觉其美。只是觉得大刀应在下一层，小的应在上一层。我试着搬动了一下，但看看还是原来的摆法好看。我又摆了回去。孙将军站在我后面看着，这时他说，这是日本的武士刀。有他们一定的格局的。我说大概是的。我又很不知上下地说：“我好喜欢这刀，你有那么多的兵器，这个便给我好吗?我一定好好保管。”我以为他一定会说NO，但他很开心地笑道：“很少有女孩子会喜欢这种东西的，你喜欢，这就是你的了。”我开心地跳了起来，他也很高兴竟有一同好者。但我并没有把那刀搬到我自己房中去，因我的房间没有这种同样的空间。但不久，我离开了那里，没有再回去。有时想想，大概那刀也不愿跟个女人走天下。

后来我发觉我的丈夫礼士也爱收集刀，不过他收集的不是酋长送他的，便是原居民给他的，或者是他自己在乡村野店买的。后来他生病了，对他的刀也不再膲一眼，即算我从蒙古买了把银刀给他，他也只说了声谢谢。并不曾把玩。也许是因为这些拉扯，使我想起，我不是有一对很有分量的日本刀吗?也许那把真刀会使他快乐一点。姐姐来美国时，我便请姐姐回台湾去时和静姑姑说。静姑是政大的教授，孙将军的堂妹。我请她去她二哥那儿说，我要我的刀，请他交给静姑，再交给你帮我带来。我姐姐果真告诉静姑。她果真跑去台中见她的二哥。孙将军深深叹了口气道：“唉，我出事的那一年，所有的枪刀都没收掉了。若还在，当然还是她的。”同时他又告诉了静姑，在他出事前，叮嘱过军需，每月从他的薪晌中，扣点钱送去给老太太，不知老太太有没有收到。静姑说，“二哥，没这回事的，谁敢去送?老太太又常搬家，她告诉过我只在两个女儿刚出事的那两个月，收到她们两人的薪水，以后，就再不曾见公家有人送钱来过。她自己刻苦地过日子，金子也不能乱花的。还得想到后来的日子啦。”孙将军听后，长长地叹气。这便是我离开孙将军后和他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间接地通了一次情况。

与孙立人将军的一段情

明凤英： 时隔多年，您在80岁那年出版《烽火俪人》，以小说的文体写出60年前，在国共政治党派纠结，各派势力缠斗的氛围里，与孙立人将军不为人知的一段情。这段恋情公开之后，各方的舆论和压力想必不小?

黄美之： 我是80岁后才写《烽火俪人》的，写我那段青春岁月的茫然和奇妙的甜与苦。我写《烽火俪人》不是未经考虑的，也许因为年纪大了，回看那一点情，也是温暖令人难割舍的。写下来就没有遗憾了。一种真正的放下和解脱。我很客观地认为我能十分冷静的来面对那段理还乱的情绪了。这书我本名为《小楼札记》，但出版社说这样的书名不会有吸引力，坚持要换成《烽火俪人》。我当然只有听从专家的话，有一些可爱的好心人很欣赏我的作品。他们是真正站在一种情的定位上来看我的这本书的。

明凤英： 可以多跟您谈谈这段感情吗?您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当初和孙立人将军的感情，是少女的“醉了，但是醒来却很痛苦”。

黄美之： 爱情确实是一个让人迷惘的问题，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也还弄不清爱情到底是什么。但我觉得在台湾那栋小楼里的一段时间，是很值得珍惜的。我想孙将军也应该很珍惜那段在小楼的岁月。

明凤英： 战乱的年代，年轻女子求生存，寻找自保，爱情是不是很脆弱呢?是不是身不由己，自己也不能完全掌握呢?您描述到故事里的女主人翁感到迷惑，似乎有罪恶感，也不知道该称呼自己喜欢的人为长辈、情人，还是将军。您那时候是不是也感受到道德的困境呢?

黄美之： 乱世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和际遇。这不只是情欲和虚荣心的故事。每个人带着各自不同的背景和故事，在那历史的时空里，有一个交集。这个短暂的刹那和缘分过去以后，故事也就消散了。我原来的书名，是《小楼札记》。到现在，我都还很珍惜那段日子。我很崇敬孙立人将军，而对戎马生涯的孙将军来说，我大概也是新鲜的空气吧。我成长的年代，是很特殊的，那是战乱的年代，女学生对英雄都有特殊的崇拜和爱慕。我念初中时，看了张群写的蒋介石传，也佩服得不得了。后来在台湾，虽然蒋介石把我们关在牢里，但因为心里觉得他很伟大，我还跟牢里的狱友争论，为蒋介石辩护，那时候真是很单纯幼稚。我到金陵女大念大学，马上就认识了一个家世很好的男孩。我们都爱跳舞，两人玩得很好。他比我大几岁，已经开始工作，想跟我结婚。但我当时年纪还小，心高气傲，想好好念书，想将来出国留学。他很失望，就分手了。

孙立人将军是有家室的人。孙太太好几次跟我说，她是不会离婚的。她说在台湾，除了孙立人是她的丈夫之外，她一个亲人都没有。我听了非常难过，身为女人我当然是同情她的。所以我想我一定要离开，走得远远的，最好是出国。他是个可爱的男人，说我不爱他，那是假的。但我是读过书的，有年轻学生的志气，绝不能当人家的姨太太。孙将军是有道义的人。但是，我很痛苦，也想过自杀，干脆死掉算了。

明凤英： 那个时代的感情，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黄美之： 时局混乱，战争和新旧交接的时代，一切都很迷惘失望。是的。他给我一种安全感。再说，20岁左右，懵懵懂懂，谁真的懂爱情？那时候只要你跟一个男人跳舞，别人就说那是你的男朋友。回头看，上帝对我也还不错。在牢里关了十年，后来跟Bob结婚以后，全世界到处跑，也好好玩了十年，算是弥补过来了。你关我十年，我就玩你十年，也不算吃亏。只能这么想。

明凤英： 您觉得自己是个有韧性的人吗?您似乎总能在人生的某个死角，发现转圜的生机。

黄美之： 有人在我的网上骂我，我也无所谓。因他们并不是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但多半是一些年轻读者，如我当年那样年轻的人，欣赏我的作品。他们是真正站在一种情的定位上来看我的这本书的，是真正懂得情和爱的有文学爱好的人。我也不生那几位骂我的人的气，因这些人会是从道德的观点出发的。我并不以我这段情自豪，心中总有份怜恤。一位在复杂的政治情况中，曾经坦荡的，为国拼命流血的将军的寂寥，我并不真正了解，但总为他有所牵挂。

1955年，也许是1954年，他调成参军长后，定有所觉，送了三百元台币给在牢中的李鸿将军，三百元给陈鸣人将军，还有所有跟李鸿将军一同坐牢的军人。他们都住在我和姐姐的隔室。我和姐姐便很不平地说，奇怪了，为何不给我们两人呀?但我们收到了他要陈良埙把他唯一的一本Gen.Joseph W.Stilwell写的《The Stilwell Papers》送到我妈妈家，要我妈妈转寄给我们。我们收到那本书便很生气，说谁要看这书。但我稍稍翻一下，就明白了。他要我们知道，他曾为国家，为世界都出过力的。

因此，我一直好好地保护着这书。若看守长来查牢房时，我便把这书放在枕头下。其实那看守长是一个很知情达理的人，这书既可送进来，便不是禁书了，何况是英文的。女作家赵淑敏教授曾跟我说:“你还可以和一些人谈谈你心中的委屈，但不管他(孙立人将军)身边有什么人，都无法提及你们两人的那段情，和他深心内的那种牵挂。”是吗?淑敏，我相信你是对的。若他的家人想要把这本书要回去，放在他的纪念馆，我也很愿物还原主。只请不要把我留在上面的字涂抺掉了。

明凤英： 现在回顾，还是感慨?

黄美之： 当年，我母亲和姐姐很顺利地到了屏东，一切都充满了阳光似的，却没想到结果是如此不堪。我和姐姐莫名其妙地坐了十年的黑牢。父亲匆忙来到台湾，见到我们的情况，竟是束手无策，就急死了。我母亲独自承担一切。

回想那年我到屏东不久，有一次随车去火车站接从台北回来的孙将军。他坐进车时，一语不发，车开后，突叹了口气说道：“就是找不到学儿童福利的人，托人在台北找了这么久，也找不到。”我说，“我姐姐便是学儿童福利的，才毕业。”“在哪儿?”他惊讶地掉转头来问我。我说：“她在广州的联合国儿童福利园工作。”他惊喜地道：“快请她来。陈参谋，快打电报去广州办事处，去请她来，她住在什么地方?”我说：“那儿童福利园的地址我不记得了，早两天你不在家时，我的侄女婿王军长来过，说我的母亲已到了广州，现在我姐姐陪我妈妈住在爱群酒家。”“那好找。”他马上吩咐坐在前面的陈参谋快打电报去广州办事处，把她们母女找到，即刻送来台湾。我急着说：“快呀快呀。”陈参谋笑道：“不问你还不说，现在又这样着急了。”“我不知道去哪儿申请入境证呐?早两天王军长才来告诉我的，说我妈妈只知道她家的四小姐是来台湾找他的，现在却杳无音讯了，便预备先和另一太太去香港看看房子，真希望她们尚在广州。早不知道你们可以申请到入境证。”孙将军，陈参谋，连司机田排长也笑了。1955年孙将军也被软禁，直到经国先生去世。现在一切落幕了，所幸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者们，在朱浤源教授的引导下，为后人留下了这一本厚重的《孙立人上将项目追踪访谈录》。这是一段七彩缤纷的近代史。令人喝彩，也令人泪下如雨。

责编：朱晓华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