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躬迁席，谦恭地 “请”

“请”是指谦恭而友好地团结上层爱国人士、开明士绅，吸引有识之土参加革命活动，甚至包括敌方队伍里的朋友也被请到革命的阵营当中。

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队伍中，一直有一位特殊人士，他就是在忠堡战斗中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中将师长张振汉。当时，贺龙听说活捉了张振汉，马上说:“请，快请来嘛!”当张振汉被送到指挥部，贺龙亲自给他端了一杯开水。贺龙笑着说:“我们是老朋友喽，想不到冤家路窄在这里碰了头……我们共产党、红军有一条政策，就是宽待俘虏。对你这样的将军呢?同样。放下武器，也可以化敌为友。”“我们红军没得上司发饷，穷得很，没得什么好药。我让卫生部用最好的药给你治伤。你是学过炮兵的吧?我看，你留下来给我们当教员吧!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才。”随后让副官告诉卫生部,好好给张振汉治伤。这位国民党军中将师长自此跟随红二方面军走完了长征全程。红军围攻龙山据点时,缴获的山炮却不会放，贺龙便让张振汉去调整炮位开了两炮，结果打开了城门。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兼任红军学校校长时，校内有800名学员却缺少教员。他见张振汉军事技术水平高，便安排他来任教。张振汉常常从反面列举他以前跟红军作战以及军阀混战中许多打败仗的战例来授课，这也是贺龙利用旧军官来建设军队、办军事学校开的先例。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突围长征时，张振汉向贺龙介绍了国民党军的薄弱环节，对于部队突围方向的选择起到了一定参考作用。张振汉一直走完长征到达陕北，为红军建设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振汉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长沙市副市长。

由于贺龙与红军敢于重用当过国民党大官的人，从一定程度上团结了一批上层开明的人士，从而也让俘虏过来的旧军人对贺龙产生了不可言状的敬重。

在贵州毕节城里住着一位57岁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他是辛亥革命时期贵州反清举义的领导人，曾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和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在西南军政界有相当高的威望。解放毕节时，红军来到周素园家，本以为这位旧官绅家有很多的财产，没想到却在他家中意外发现大量的进步书籍，而且许多都是马列主义书籍,有些书上还画了标记，作了批注。贺龙等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听了汇报后，便多次登门拜访请教，贺龙还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名义恭请周素园出山任职。最后，周素园被贺龙的诚意所打动，同意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在周素园的带动下，又比较顺利地团结了一批上层开明人士，为红二、六军团在贵州立足和红军长征的胜利贡献了力量。后来，周素园不顾高龄跟随贺龙走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国后，曾任贵州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副省长。

大定县有一位开明士绅彭新民，曾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大革命时期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在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后，逐渐产生了同情共产党的思想。红二、六军团到大定后，推举他出任“拥护红军委员会”主任。他积极协助红军筹粮筹款，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工作努力，很有成效。但因为他是个士绅，也就遭到一些不恰当的议论。贺龙听说以后，亲自到彭新民家中拜访，大力称赞他的革命行动，让他不要听那些流言蜚语。彭新民深受感动，更加积极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红军撤离后，彭新民被国民党万耀煌部抓住,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从容就义，年仅34岁，他以生命回答了红军对他的信任。

正是贺龙主动地登门造访，真诚、谦恭地待人，在长征途中团结和争取一大批爱国人士、开明士绅、有识之士，使得很多可能成为红军阻力的人变成了支持红军的动力，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贺龙在争取和团结有影响的上层民主人士方面具有的特殊魅力。

筑台募士，广泛地“扩”

“扩”是指广泛地扩大革命队伍。据统计，“红二方面军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共减员约一万数千人”。从出发时的一万七千人，长征途中减员了一万数千人，但到达陕北时还有一万一千多人。可见,在长征中贺龙领导红二方面军筑台募士，广泛地进行了扩兵，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贺龙元帅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据统计，在张家界苏区，先后有20多万人参加革命，2万多人参加红军。贺龙领导红二、六军团长征后，在湘中展开攻势行动，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先后占领了辰溪、浦市、溆浦、新化、兰田(今涟源)、锡矿山等湖南中西部的广大地区，广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打击土豪劣绅，筹集到数万银元，两万多匹布和许多物资，扩充红军300人。

在进军黔、大、毕期间，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逐渐发展到两万人。仅黔、大、毕地区参加红军的就多达5000余人，并且新组建了红二军团6师新兵团和红六军团18师52团。从桑植长征到黔、大、毕,部队不但没有减员，“比桑植出发时增加约三千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因而这段时期被称为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的黄金时代。

贺龙还特别注意对游击武装力量和旧势力进行统战和改造。在毕节，孙可成领导的一股绿林武装，声势浩大，经常“劫富济贫”。贺龙派人与其接触后发现其有接受红军改编的意愿，于是将其改编为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中表现突出，首领孙可成也随红军北上抗日。在此影响下，毕节豪沟的靳志同主动带领自己的武装投奔贺龙，接受改编。

对于这些旧军队遣散、投诚人员、旧政权人员，贺龙针对其特长，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对一些立场转变较好的人员，让其担任游击队要职。毕节刘光汉、龙云祥等人，曾在国民党旧军队担任过军官，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响和威望。红军到来后，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引导和帮助，请他们回乡组建游击队，协助红军作战。刘光汉出面组建了100多人的游击大队并担任队长。在贺龙的领导下，“从红二、六军团进占黔、大、毕到撤离黔、大、毕，共组建游击团队近百支”，极大地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正是贺龙、任弼时等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坚持团结的统战思维和灵活的统战方法，主动积极地改造和收编地方武装力量和旧势力，使红军的队伍在发展中不断壮大，为党和军队充实和保存了有生力量，为长征胜利后开辟抗日战场继而赢得民族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讯员 杨慈安 张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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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湘统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