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下午，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摄影师杨延康在现场亲自为23日即将开幕的展览布展。

文、图丨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婷婷

“这张放那里，对，就是这个位置！”“把那张两个喇嘛戴金刚舞面具的拿过来，跟这张对调。”“小心别碰到了！你们要记得这个顺序啊。”

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展厅内，眼前的杨延康先生，正弯腰把相框一张一张从大木箱里取出来，招呼两位帮手，一一搬至他认为最合适的位置。

12月23日，“心象——杨延康摄影原作展”将在这里开幕。12月9日晚，他专程飞到长沙，用一天时间，亲自布展。“我是一个很轴的人。”他说。

忙完的间隙，我们去喝了杯茶，聊他的那些“身份”。我在心里默数了一下：嗯，一共9个。当然，不包括他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那些身份，而是从摄影师分枝出去的，那些被他称之为艺术“起点”和“信仰”的身份。

△杨延康和两位布展工作人员一起将相框从木箱中取出。

第一个身份：照相师傅

这是杨延康最为人所知的身份。

数十年奔走，数万张胶片，用一个35mm和一个50mm镜头。他认为，一个摄影师，有两个镜头就足够了。

“很多摄影爱好者太看重器材，拿个大长焦不停拉远拉近，我觉得这样推拉摇移会让拍摄不稳定，也是对自己的拍摄缺乏信任度。他在不断怀疑自己：是景多的好看？还是特写好看？”他认为，一个有经验的摄影师，看到场景的一刹那，就会决定好是用广角，还是用标准镜头，是要走近一点，还是退后一点。

有预见、有判断，准确抓取瞬间，绝不浪费每一次按快门的机会。拍完回去在暗房里冲洗照片，又有一种期待心，一系列的工序，让人的情绪变得饱满。就像荒木经惟所说：一嗅到银盐的味道，就嗅到了灵魂的味道。

所以，他从不用数码相机，也不用手机拍。“数码相机会减损我们对拍照这件事的珍重。”

△正在取出的是一个大相框，也是杨延康最为著名作品之一：《站立山顶的僧人》。

第二个身份：照相师父

以前是照相师傅，现在还当起了“照相师父”。

教学中，很多学生会问：“杨老师，我拍什么题目比较好？”杨延康从不教他们该选择什么题材，而是告诉他们如何认识影像，引发他们独立思考。

他拍黑白。他觉得在他的题材里，色彩是一种“伪真实”。黑白能减少色彩的干扰，直接呈现事物的本质，直指内心，更触动人。

但他不会去限定学生拍什么，怎么拍。“我觉得形式不重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拍你的内心就好。最终，我们要拍的，都是自己的‘心象’。”

△杨延康用来装展览作品的大木箱。这只木箱已陪他去往全国各地巡展三年，边缘已经破损不堪。“要做一个新的了。”

第三个身份：机修工

在做摄影师之前，杨延康是一名机修工，在老家贵州安顺一家织袜厂。

“但我是个文艺青年啊，喜欢长跑和阅读。”当时，每个月的工资是17块钱左右，其中的15块交给母亲做生活费，剩下的便通通用来买书了。

他写过一篇名为《五等小站》的小说，写的是铁路信号员的故事，故事是他听来的。他还常常参加文化宫里的兴趣小组活动。喜欢摄影，但买不起相机。第一次使用相机，用的是朋友的海鸥4D相机，拍回来一看，所有照片都发黄，看上去旧旧的。后来才知道，要把镜头上的黄色镜片取下来。

但那第一次接触相机、第一次拍下的泛黄的照片，竟也获得了在文化馆里展出的机会。

△杨延康的工作箱、包和笔记本。

第四个身份：杂志发行员

1984年，杨延康来到深圳，到《现代摄影》杂志做发行员。1985年开始接触摄影。决定拍天主教系列时，只能利用杂志社每年20-40天的探亲假，自费去拍摄。

“拍了5年，到2008年，北京798百年印象说要做我的代理，开始销售一些作品。得到的收入，我也几乎全部投入到西藏的拍摄中。因为有了这个机缘，我现在退休了还能拿到退休工资，以前做独立摄影师，连工资都没有。”

从2014年开始，他所拍摄的“心象”系列，开始在全国各地巡展。“庆幸的是，我一开始摄影，就使用胶片机，并且坚持纪实摄影，到现在仍然是，没有走过弯路。”

△从箱子中取出等待分类的作品。

第五个身份：广告公司老板

“做好一件事，首先要有天赋；但如果有天赋而没有时间、信念和供你发挥的天地，也很难做好。”

1992年，杨延康从《现代摄影》杂志辞职，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时间相对更自由。“但也要挣钱养活自己、员工和家人啊。”所以，出去拍摄一段时间，他又回来接拍商业片，完成任务又出去拍自己的题材，这样不断地回来出去又回来。

“我常说一句话：经济独立了，人格才能独立；人格独立了，你的艺术才能真正独立。”他认为，从杂志社出来，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后来天主教系列拍完，作品被代理后，商业广告渐渐也开始不拍了。”

第六个身份：斯德旺

决定拍摄天主教系列，因为“觉得现在普遍信仰缺失”。1992年到2001年期间，杨延康自掏腰包，开始深入陕西乡村拍摄天主教系列，一拍就是十年。

“拍摄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有信仰的人更懂得感恩和敬畏。意志坚定、心肠柔软的人，更有幸福感。”

开始拍摄天主教，他就成为了天主教徒。那天，代父将他引到神父面前，为他洗礼。“圣水从我头上浇下来，啊呀，沁凉沁凉的！对了，我的圣名叫斯德旺。”

△完成分拣、安排好顺序的作品。

第七个身份：加央尼玛

2003年开始拍藏传佛教，杨延康又成为了藏传佛教徒。活佛看他的样子有点像个喇嘛，就给他取个名字叫加央尼玛，是“有智慧的太阳”的意思。“藏地师父给我打电话，一接起来就是：‘加央尼玛，你在哪里？’”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对佛教感兴趣。”安顺老家附近有一个寺庙，成为他成长的一个“背景”，“估计我就是一个有佛根的人，所以小时候没出成家，长大了就一直在拍这个。”

那时，他觉得宗教神秘，更多只是敬畏，真正开始深入拍摄这个题材，发现宗教、信仰其实就在他们的生活里，在他们的日常中。

“拍西藏拍了这么多年，我感觉很多人一直在误读西藏，以为西藏就是藏服、骑马、赶节日那些表象的东西。当藏民们脱下服饰，他们的精神在哪里？他们的灵魂是什么？很少有人深入关注。”

所以，一拍又是十年。他真正生活在那里，跟每一个人，每一棵树，每一个动物，成为朋友。

△完成分拣、安排好顺序的作品。 

第八个身份：“小白帽”

如果不做展览，杨延康这会儿，应该正在拍摄伊斯兰教专题。“已经拍到第三个年头了。就想每天都去拍照，也别搞太多展览了，就让我拍就好了。”

“大家说，你拍什么信什么，现在拍伊斯兰教，是不是也要戴个小白帽啦？我说无所谓，信仰发自你的内心，源自你的内在。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外在的，其他一切也都只是外象，只是不同的形式。”

拍什么，就对什么特感兴趣，会一头扎进去。“你如果你不去信仰它，不全身心地投入，你与它之间会永远隔着一层，进不去。我相信它，才能融入它，它才会对我敞开大门。”

有朋友说：杨延康，你信仰什么？你不过是信仰摄影，信仰艺术！他想：对啊，我就是在摄影中修行。“艺术是一种呈现，其中自我的修行很重要。通过拍摄，我的心也越来越柔软，但是信念越来越坚定。”

“我以前常说，我什么都没有，就有时间。一头扎进去，一个信仰一拍就十年。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等这组伊斯兰教拍完，我就70了。我想那时我可能也拍不动了。”

△杨延康与工作人员核对展板尺寸等。

第九个身份：布展人

“每张照片得来都不容易，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还需要得到拍摄者的帮助。要珍惜它们的诞生和呈现。”

所以，每一次展览，他都亲自参与布展。“只有我自己才最清楚照片之间的关系，它们内在的联系，它们可能形成的组合与顺序。亲自参与布展，为了让它们达到最佳的呈现逻辑。每一张照片都有它的故事，很多甚至就是天赐，是神来之笔。”

比如有张照片，腊月二十八，西藏一个寺庙，喇嘛们戴着面具在跳金刚舞，很多藏民排着队去撒龙达，龙达是一种很薄的纸片，红黄蓝绿五颜六色，撒向空中，风把它们带到任何地方，一片尘土、一粒沙、一条河，都被加持。“在他们撒隆达的瞬间，我马上举起相机‘啪’一声拍了一张，就只拍了这一张！后来回去暗房冲洗照片，出来后一看：太幸运了！这么薄的纸片，密密麻麻、铺天盖地下来，居然没一张糊在人的脸上，这难道不是神赐予的吗？你难道不应该好好地珍惜它吗？”

从拍摄，到冲洗，到制作，到装裱，最后到展览的呈现，杨延康都亲力亲为。“有些东西不做到充分，不做到极致，我心里会有遗憾。我要尽量完美，不留遗憾，虽然遗憾常常无法避免。”

△再次“巡查”、确认每一张照片的摆放位置。

后记

分拣完最后一个箱子，杨延康仔细环顾四面墙，又挪动了几张照片的位置，叮嘱大家，展览的文字要统一字体。然后直起身，拍拍手：“好，休息一下。”

离开展厅之前，他又转身对经过的保安人员唠叨了一句：“不要弄乱了它们的顺序。”

他再次用眼睛巡查了一遍。下午的阳光正从落地玻璃窗投射进来，形成好看的阴影。整个展厅静卧在午后的宁静中。每一张作品，都乖乖待在属于自己的角落，每一张都充满张力，又不动声色，身处一室，却有各自的时空。

“在我布展的时候，我又重新回到拍摄时的情境、心境，我又一次被感动。”

 

【杨延康摄影作品欣赏】

抱鸽子的女尼

背读经书的小僧人

逗猫的僧人

风雪中等待法会的藏族信众

挂喇叭的僧人

清晨，十字山上做弥撒的教民们

一位手捧耶稣受难像虔诚的老妇人

站立山顶的僧人

【杨延康简介】

杨延康，自由摄影师，法国VU图片社签约摄影师。获徐肖冰典藏大奖，“中国具有影响力摄影家”(2008—2009年度)奖，德国“亨利·南恩”HENRI NANNEN PREIS 摄影大奖，首届沙飞摄影奖，韩国东江首届国际摄影节最佳外国摄影师大奖等，2001、2002年连续两年被中国《摄影之友》杂志评为“中国最有影响力摄影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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