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湘声报记者 寻晓燕

郭嵩焘(1818-1891年)，湖南湘阴人，湘军创建者之一。光绪二年(1876年)代表清政府远赴英国，第二年任驻英法公使，成为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他的历史地位，50年后将超过左宗棠”“他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他的有关洋务的卓越见解和先知，源于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近日，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孟泽在岳麓书院，以“苦闷的先知”为主题，解读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的经历。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今年又是郭嵩焘诞辰200周年，解读郭嵩焘有着特别的意义。

孟泽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洋务先知郭嵩焘》《君自故乡来》等书。

“作为思想上的先知者，他大胆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却因此遭到非议，终身受挫。”孟泽认为，郭嵩焘是近代湖湘人物的杰出领袖，这份杰出与曾国藩、左宗棠等晚清中兴名臣显赫功业不同——他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首任驻外公使，显示出来的则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是一位愈挫愈勇的先生”

1818年，郭嵩焘出生于湖南湘阴，1876年代表清廷远赴英国，第二年任驻英法公使，他把出使英法的见闻记录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

上世纪80年代，郭嵩焘的日记被发现，著名学者钟叔河将其收录进《走向世界》系列丛书，书名为《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钟叔河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郭嵩焘是我尊敬的人，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他是“孤独的先行者”，因为他能够怀疑自己的传统，能够怀疑培养他成为最高级的士大夫的那一种文化，也愿意为他的这种怀疑和思想的超前性付出代价。

这本书同样影响了另一个人，当时尚在读研究生的孟泽，“读下来，既怦然心动，又瞠目结舌。心里有点宛转，便有了想去阅读和探究他的想法。”

之后，孟泽读到了郭嵩焘的很多书信、奏折等，也读了包括台湾汪荣祖写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在内的大量书籍和文章。

孟泽惊讶于郭嵩焘的见识，同情他的遭遇，“原来我一‘见’如故的郭嵩焘，是这样一位历经挫折却愈挫愈勇的先生。”

郭嵩焘在岳麓书院读书时，与曾国藩、刘蓉义结金兰。1847年，郭嵩焘第五次参加会试时考中进士。

郭嵩焘曾经协助曾国藩办理团练，参赞僧格林沁军务，巡抚广东，是两次鸦片战争的亲历者，又“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出使在外。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关于国家事务，特别是有关“洋务”的卓越见解。如英、法诸国，曾要求清政府重订条约、开放更多门户。在无法得到许可时，便以武力相要挟，炮舰停泊渤海。郭嵩焘预言“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但无人信他。他从京城回到湘阴一个月，咸丰十年八月初四，郭嵩焘从朋友来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然后是京城失陷。郭嵩焘“为废寝食”“痛悼不已”，事情的发展是他早已有所预判的。

郭嵩焘想开辟近代洋务先河，却遇到了困境，提出了当时并不多见的新世界观、新文化视界。正因郭嵩焘与既成观念和秩序有所冲突的理念，导致自己与整个时代都格格不入。

出使英法期间，郭嵩焘还写下了《使西纪程》。他力求平和却无法掩饰的批判性，被晚清大臣强烈反对，甚至有人要求皇上把郭嵩焘撤回国;对西洋人和西洋文明开放的心态，使他被指为“汉奸”;对洋务的先知先觉，使他被看成是近代士大夫中的“异类”。

1891年7月，郭嵩焘在长沙去世，李鸿章等人请求赐谥立传，朝廷拒绝，称他所著书籍“颇滋物议”。

“这个人有先知先觉的价值”

“郭嵩焘虽然位阶不低，做过巡抚，也是封疆大吏和外交使节，但因为仕途比较暗淡，在晚清名臣中算是不成功的一位，最终朝廷对他的打发很简单，既未给他惩罚，也没给他平反和正名。”孟泽多年观察发现，郭嵩焘在湖南乃至全国史学界、文化界，一直是一位较冷僻的研究对象。

郭嵩焘在晚年写了数万字的自述，谈到自己对这些功名都不做指望，甚至对于自己出使英法的经历，也甚少提及。

孟泽曾去过郭嵩焘的老家，与得到格外重视的左宗棠不同，郭嵩焘在当地几乎找不到多少遗迹。

近些年，孟泽发现了一批非常小众的研究者。比如岳麓书院有学生选择郭嵩焘主题在做研究;早三五年有南开大学的博士生主动联系他了解郭嵩焘，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还有一位博士此前在研究郭嵩焘做公使时的饮食起居，特别是食谱。“他们的视角很独特，但总体上还是冷清的。”

而对于自己选择郭嵩焘作为研究对象并为他立传，孟泽说，他是从思想史和心态史的角度来研究和解读，或许没有那么宽广，抑或还有偏执的一面，但更具有精神上的共鸣和价值追求。要认同郭嵩焘，就要调整对近代史的认知，才会觉得这个人是有先知先觉的价值。

在孟泽2009年出版的《洋务先知郭嵩焘》一书的腰封上，写着“郭嵩焘：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的推介语。

这一说法，之前多是用来形容魏源，也有人用于形容林则徐。但孟泽却更愿意推荐郭嵩焘，“从对当时世界的认知的全面、准确、客观及深入程度，从躬身洋务、亲炙西方的特殊履历，从面对西方文明的自如心态等方面看，只有郭嵩焘堪当‘睁眼’二字。”

孟泽认为，在林则徐、魏源的文字里，西方毕竟仍然是几近于“妖魔”的，“夷夏之辨”也完全不可动摇。魏源作《海国图志》的见识用意，确实也有理由被称作“第一个看世界的中国人”，郭嵩焘曾在文章中充分肯定魏源的同时，也认为魏源有见识上的局限。

“他自负与固执源于道德勇气”

郭嵩焘去世后，严复写下了挽联：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真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郭嵩焘在英法公使的任上，最欣赏的人才，就是当时在英国留学的严复。美国汉学家史华慈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说：“郭在英国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使自己的思想与本国这位年轻同胞相一致，而大大超过了李鸿章。”

他俩为何如此投机?

孟泽认为，这一份惺惺相惜的投机，确实源于他们对于西方文明几乎相同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家国现实同样的洞察和忧患。“郭嵩焘更看重的是严复的新知识和新见识，这才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性情上的相似尚在其次。”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郭嵩焘和严复生平均是坎坷曲折，不甚得志。这样的命运，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

孟泽认为，他们的生涯的确没有太多让人艳羡的虚荣，但正是这一份坎坷，成就了今人乐于谈论的郭嵩焘与严复。“郭嵩焘一生性格自负、固执，不转弯、不回头，他多次跟好友表明，看清楚了这是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因此多次拒绝进入官场。曾国藩评价他是思想上澄澈之人，怜惜他是著述之才，不适合官场繁剧之任。”

孟泽觉得，郭嵩焘之所以自负与固执，是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源于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源于他对于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热切期待和瞩望。“这是弥足珍贵的，或许是我为他立传的初心。”

郭嵩焘曾有一句自我预言：“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我有时候想，时代越狭窄，他们充满偶然和舛错的命运越是必然，时代越宽阔，他们的灵魂也许会越舒展。”孟泽说，或许，只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甚至是一个充分开放、足够专业化的未来，国人才将越来越接纳和安顿他们芬芳悱恻的性灵，容忍他们总是超前的思想和判断。

责编：朱晓华

来源：湘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