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刘仁民

【题记】

他是一位外国传教士。一个傍晚，他与红军不期而遇，成了“阶下囚”，然而他得到了红军的优待，跟随红军经历了漫长的十八个月的行军，后来成了“座上宾”。他虽然用信奉上帝的世界观观察红军的行为，但确认红军是“共产主义者，确切地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他的中文名字叫：薄复礼。

老年薄复礼。

翻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一件很有意义却带着传奇色彩的故事映入眼帘：一个国外的传教士在红二、六军团生活了十八个月，既是“阶下囚”，又是“座上宾”。他目睹了湘鄂川黔时期血与火的斗争。这个故事，鲜为人知。

这位传教士的中文名字叫薄复礼，原名叫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瑞士人，1897年生于英国。1922年来到中国，基督教牧师，在贵州遵义、黄平、镇远一带传教。

1934年的秋天。贵州教会召集省内的传教人员到黔西的安顺为复活节祈祷。十来天后，他离开了那里，返回他的住地镇远。同行的，有他的夫人露茜，还有同事海曼一家。翻山越岭，旅途劳顿，下榻于旧州的一家小客栈里。次日出发时，雾气迷漫，他们为道路的选择，争论不休，最后听取了厨师的意见，决定抄小道而行。快要走到一座村寨时，突然露茜乘坐的滑杆前，站着一个手持短枪的人。这时，一群士兵从丛林中冲出，挡住了薄复礼牧师等布道人员的去路。薄复礼等被面前摸不清是哪类军队的持枪者扣留了。

殊不知这些持枪者，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所属部队。在这密林僻寨中与传教士不期而遇，以后便生出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

红六军团在长征中攻占湘中新化县城后部分干部合影。前排左三为王震，左五为萧克。

萧克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屡战失利。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决定大规模转移，跳出敌军包围圈。在主力突围之前，派出三支部队作为先遣队，先行突围。红六军团即是其中之一支。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根据党中央指示，以中央代表任弼时为首组成了军政委员会，率9200余人，从江西遂川横石等地出发，离开湘赣根据地，向湖南转移，寻求与红三军会合，创建新的苏区。其时，萧克为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为军团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历经两个省，摆脱了敌军围追堵截，穿行了二十多个县，进入贵州东南部镇远、黄平一带。

正在这个紧张战斗、疲惫不堪的行军路上遇见了几个外国人，就当时的情形和所掌握的信息，红军当然会以“间谍”名义而扣留他们。后经红军查实，只把薄复礼和海曼留下，其他的都被释放了。为什么要把这两个牧师扣留下来呢?主要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而作出这项决定的。红六军团西征，艰难地奔袭了50多天，燥热酷暑，风餐露宿，伤病员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这些牧师，依照他们的职业和所处环境，是可以弄到一些药品和经费的。红军以此作为释放他们的条件。尔后只把薄复礼一人留下。

就这样，薄复礼就跟着红军过着行军的艰苦生活，这过程中他当然以虔诚耶稣的世界观来观察解释红军行为。他出乎意料地见到了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将军。他在1936年出版的一部书里记述当时会见的情景：

“……当晚，我们在一座破庙里宿营，并指定在后殿的地上过夜。房子里已生起了一堆炭火，带来了一些暖意。这时，萧克将军派人来叫我去那里。一见面，他要我帮他翻译一张法文贵州地图。他要求我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告诉他。他希望避免在运动中遇到汽车路。我的良心立即受到质问。他只有二十五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机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难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人们誓死愉快相从的原因就在这里。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的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随红军突围长征的外国传教士薄复礼

58年后的一次回忆谈话中，萧克将军也谈起此事。他认为，回忆有关的背景材料，“对于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中国读者会有益处”。他说，“那天，我们在旧州教堂内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晕滃式贵州地图，但上面所标的地名不是中文。我听拘留他的人说，薄复礼能讲汉话还认识不少汉文，就派人把薄复礼请来。他一看地图就说，这是法文。我请他帮忙翻译。于是，他讲我记，整整干了大半夜，把地图上我要知道的法文地名注上了中文。在边聊边改过程中，我不仅知道了许多军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就这样，薄复礼不仅结识了与他同行的红军士兵，为他备马、挑行李的“看守”，以及“审问”他的红军法官(薄复礼的记忆中，把他称为吴法官，其实就是时任六军团保卫部长的吴德峰);还接触了红军的高级将领，如贺龙、萧克、王震等。随着接触的增多，慢慢地，薄复礼对红军的恐惧、疑惑转变为称赞，尽管是从宗教、上帝的视角去理解的。他深信，红军是“共产主义者，确切地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不是狂热的刽子手”。这种认识，与当时国民党统治者把红军诬为“共匪”、“匪军”、“共产共妻”的奇谈谬论迥然不同。

薄复礼还描绘了这样一个令他十分感激而又难以忘怀的画面：“牛肉晚宴结束之后，我凭着一只鞋又走了五英里。看守答应给我找双鞋，但一直到第二天出发前，他的鞋还没有找来，我只好用布缠着大脚，继续行军。正好被法官看到了，就命令一个同志把他的长筒套鞋脱给我穿。我问心有愧地接受了。我知道，几个星期以来，日夜行军作战，战士们没有时间打草鞋，行军途中，有的人哭叫的原因就是因脚太疼了的缘故。”“不过，我们在这里受到了照顾。第二天，……他们果然给我们俩牵来了一头骡子。我和海曼每人骑它走了三分之一的路”。

这位传教士亲睹了红二、六军团会师的热烈场面。庆祝会师的地点是在四川酉阳的南腰界，来自两个战略地区的红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胜利会师了，这是湘鄂川黔历史时期和红二、六军团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也正是这一会师，打开了形成与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新局面，是尔后两个军团团结征战进而取得节节胜利的历史转折。在薄复礼的笔下是这样描绘的：“这一天，是红军会师的日子。住地锣鼓铿锵，彩旗飞扬，我们同先到这里的贺龙红二军团合并了。贺龙的军队，衣服更加破烂，但军队中红色旗帜及标志却十分明显。两支红军会合了，组成了一支更强大的力量”。甭说红军官兵本身，就是一个传教士也从激动热烈的场景中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信徒”强大的力量。

获释后的海曼。

薄复礼牧师将在红军里生活十八个月的经历，写了两本书，一本是1936年出版的《抑制的手》，一本是1974年写的《舵手》(这两本著作译成中文时，书名各不相同)。两本书的内容基本相同，后一本只不过增加了他怎样来到中国和后来离开中国的过程。作为一个崇拜上帝的基督教牧师，书里宣扬了上帝，是上帝拯救了他，这是不难理解的，但在他的笔下，记录了红军的珍贵资料，而且字里行间流露了他对红军的好感。比如他写到会见萧克将军后的印象。他说，萧克将军“一副极标准的军人仪表，有渊博的知识，是一位可敬的年轻领导人。虽然我们之间历史背景不同，文化教养各异，一时间，彼此也无法理解，但我非常敬佩他。当时我想，凭他的文化教养就可知道，将军的家境是不错的，生活是安逸和舒适的，可是他为什么要抛弃这一切而去为被压迫的农民，为百分之八十的穷人勇敢奋斗呢?毫不疑问，他这样做，不仅本人风险大，而且要累及家人及亲朋好友。后来我知道，将军在青少年时代，读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并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观念，他确认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所以他为之奋斗，坚定不移。”由此可见一斑。他由个体到整体合乎人情的逻辑推理从而获得了对红军良好的印象。当他离开红军，躺在昆明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请人代笔，口述了他在红军中的所见所闻，并于1936年在英国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公司出版，书名为《神灵之手》。这是比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早一年出版发行的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的作品。1974年他又出版一部与前一部内容相同的书，名叫《舵手》。书中明确地写到红军“实际上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实践着其原理，是另一种形式的苏维埃”。

还可举出一些实例，说明薄复礼提供了红二、六军团当时在湘鄂川黔时期浴血奋战的史实。用萧克的话说，薄氏的两本书，“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一、红军的宣传鼓动和娱乐活动。约在1935年的春天，他随红军部队从永顺的塔卧转移到龙家寨镇。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没有灯火，没有人声，迅速进驻至龙家寨镇。他被安顿在一座谷仓里。从板壁的一个小孔里，看见红军正在布置“列宁室”。于是，红军在这里举行各种学习和娱乐活动，例如丢手绢、捉猪、摔跤，输的唱歌。红军还编演活报剧，红军押着活捉住的化装了的“蒋介石”、“帝国主义分子”，激起一阵阵胜利的欢呼。薄复礼发出许多感想。他写道：“他们演唱得很成功，据说有位新入伍的战士以为台上被抓的真的是蒋介石，竟拿起枪向台上瞄准，要不是旁边的动作快，把枪口瞄向了空中，说不定那位‘蒋介石’真的没命了。红军中所有的游戏没有赌博。在中国，没有赌博现象确实少见。据说，红军是严格禁止赌博的。在中国，能看到这么一大群人不抽鸦片，同样也是件少见的事。”

二、薄复礼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件佐证：红军每到一地，便书写标语口号，分发油印传单，宣传红军的主张，动员群众反对“围剿”，投入土地革命，踊跃参军参战。薄复礼回忆：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标语的内容一般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卖国贼!打倒蒋介石!”“苏维埃是中国的希望!”我曾在根据地永顺、桑植、龙山等地采访，常常在一些村镇看到过仍留在墙壁上的这些标语，说明当年红军的群众工作是做得很好的，采取多种形式向群众广告共产党、红军、苏维埃的政策、路线和战斗任务。这位传教士从红军的细微末节处悟到了人民军队其所以无往不前的动力所在。

红军发给海曼的通行证。

三、关于刘士杰的被处决。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刘士杰，因叛变而受到处决。我们曾在整理当年党政组织序列时，只是根据一些老红军的回忆而得知他是一个叛徒。薄复礼牧师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具体时间线索。大约在1935年的7月底，薄复礼被邀请参加红军领导人的娱乐活动。其间，他见到了“刘主席”。“一个月的一天，他问看守：‘刘主席怎么一直未露面?’‘你还不知道?他被枪毙了。’‘为什么?’‘他想叛变投敌。’”这证实了刘士杰确实被处决了。为什么叛变投敌?其具体细节，还需进一步查实。因为现存的历史档案尚未找到有关详细记载。

时间到了1936年的4月12日，红二、六军团转战至黔滇边时，薄复礼牧师被释放了。这是薄牧师难以忘怀的日子，这天恰是星期天，复活节，他感到春阳更加迷人，鸟儿似乎都在为他歌唱。红军为他饯行，还发给他路费。饯行宴会上，萧克、王震、吴德峰等领导人出席，还邀请了黔西著名人士周素园先生作陪。王震对薄复礼说，当你向报纸介绍时，你应当记住我们是朋友。你曾经幸运地看到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怎样为了穷人，而不是像一些人诽谤的普通“土匪”。吴德峰也说，如果你能来信，我们将很高兴。希望能得到你的消息。萧克将军最后说，我们不反对你作为一个外国人留在中国，我们甚至允许你办学校，但我想你最现实的出路是回家。

薄复礼牧师在红二、六军团五百六十余天的经历，到此结束。然而还有一些事件——那是后话，很有意思，不妨作一简要介绍，不算是画蛇添足吧。

1984年冬，萧克将军在走访十万坪、塔卧、张家界等革命老区之后，返回北京寓所，整理与补充他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此时，著名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撰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采访了萧克老将军。之后，索尔兹伯里写信给老将军，询问当年同红军生活了十八个月的外国传教士的情况。萧克老将军立即回了信，谈到了他回忆的当时的一些印象，并请他“如能见到这位人(假如他还活着)或其家属，代致问候”!热心肠的索尔兹伯里终于在英国的曼彻斯特找到了薄复礼。这位传教士还健在!索尔兹伯里转达了萧将军的问候。之后，他把两人交谈的情况以及合影寄给了萧老将军，并捎带了薄复礼的问候。

这年的秋天，萧克老将军出国访问途中，途经法国，他又委托使馆人员打听薄复礼的情况。

使馆人员通过薄复礼在瑞士的亲友找到了他。不久，薄复礼请前来我国访问的英国白城电影公司的辛格和格雷先生给萧老将军送上一盘记录他生活状况的录像带，还有两本出版的回忆他十八个月红军生活见闻的书。

萧克老将军得知薄复礼住在曼彻斯特，便写去一信：“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五十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情时，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我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

薄复礼著作完毕之后，又从昆明回到了贵州。他对友人宁文生说，“红军对穷人很好，在艰苦的长征途中，时时忘不了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们。红军打仗勇敢，顽强，指挥官都很年轻，萧克将军只有二十来岁。行军时，萧克将军还特别为我准备了一匹马。”他在贵州住了几个月后，回国休养了两年，后又来到贵州盘县执掌传教职业，直至1951年离黔回国。

临别时，他对送行的友人说：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见到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责编：朱晓华

来源：湘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