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曾国藩

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少年时为廪生，以秀才身份参加湘军的前身“楚勇”，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历经百战，官至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等职，是清末湘军最后一位统帅。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少小聪颖好学，有“湖南神童”之称。14 岁中秀才，21 岁中举人，24 岁中进士。后来推行维新变法，险些被杀。后以实业救国，跻身政界，曾出任民国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晚年做慈善事业，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

刘坤一与熊希龄，同是湖南人，一个长辈，一个晚辈;一个德高望重，一个年轻有为。两个人相交，共谋报国之举，共图湖南发展，在晚清动荡的政局中演绎出几段佳话。

投笔从戎受冷遇

1894 年，熊希龄通过殿试，中了进士，入了词馆，这在旧时读书人眼中，算是有了锦绣前程。这年 7 月，熊希龄入词馆还不到两个月，忽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遭受了空前的民族危机。熊希龄正值热血年华，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虑重重。他出身于军人家庭，国难之际，正想以身报国，决定投笔从戎。恰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澂电奏朝廷，请统率湘军健儿入朝督战。清廷如获救命稻草，当即应允。

当时的湘军统帅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由于前期中国参战部队多为淮军班底，屡遭失败。清政府决定派遣湘军出关对日作战，并任命两江总督、原湘军宿将刘坤一担任钦差大臣，指挥 6 万湘军出关。熊希龄获悉此情，心潮澎湃，认为这是湘军重振雄风的大好时机，也正是自己效力疆场、一显身手的好机会。于是托人向刘坤一递交申请，请缨出征。没想到的是，对于熊希龄的满腔热情，刘坤一淡然处之，不仅没有答应，并传下话来：“你们应当专心研究学问，就是你们牺牲了性命，也不见得能够救国。”这无异于给热情高涨的熊希龄泼了一瓢冷水。失望之余，他告假还乡。

不是刘坤一瞧不起熊希龄，而是当时的局势确实错综复杂。湘军统帅经历过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三人已先后去世，这时的统帅是刘坤一。刘坤一以老成持重、见多识广而著称，这时成为清廷最为倚重的重臣。所以国难当头，清廷首先想到他，希望他能力挽狂澜。但这时湘军经过多次裁军，已严重老化，锐气消失。淮军崛起后，清廷将绝大部分军费武装了淮军，致使湘军枪械落后，战斗力大不如从前。刘坤一受命出山，进退两难。进能不能打胜仗，根本没有把握;而退则根本没有退路。熊希龄一个毛头小伙，要求上前线，不仅于事无补，搞不好反而丢了卿卿性命。所以，刘坤一从爱护青年的角度出发，坚决不让熊希龄去。不久，湘军在对日战场上，虽经拼死作战，仍无法挽回败局。正准备重整旗鼓，决一死战时，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惨痛的失败，让熊希龄从信赖清政府的迷梦中惊醒，很快转入了要求改革政治的阵营。

江宁请械获支持

当时，湖南维新运动的重点是“兴利”“致富”，而熊希龄慧眼独具，他认为兴利固然重要，可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强军是必不可少的保障，他建议在湖南设立枪械厂。这一建议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高度重视，陈氏认为熊希龄是懂得新政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设法把熊希龄从湖北挖到湖南效力。就这样，1896 年秋，熊希龄加入了湖南维新运动的阵营。

一开始，熊希龄便被委以筹建枪械厂的重任。当时湖南财政吃紧，而筹建兵工厂是极耗资源的事业，不过，当务之急是改善湖南军队陈旧的装备。在这当口，熊希龄便想到了任两江总督的湘军大员刘坤一。原来，刘坤一节制南洋水师，又曾为东征统帅，他的江宁军械所里尚存有大批枪械重炮。熊希龄认为刘为湖南人，家乡有困难他是会帮忙的。于是进言陈宝箴，请委派蒋德钧赴江宁面见刘坤一，请求支援。刘坤一顾及桑梓情谊，慨然拨小口径枪 1000 杆，开山炮 12 尊，子弹数万斤，约合银两 10 余万两。刘坤一声称“作为江南协济湖南，不须给价”，并派兵舰护送入乡，算是部分解决了湖南军营的燃眉之急。

但这批枪械，仅能装备湖南两个营，而当时湖南防勇共有 16 个营。各营见调拨来新式枪械，纷纷要求武装。恰在这时，广西柳州会党滋事，扰及湖南。于是陈宝箴趁机再次向刘坤一请拨枪械。1897 年 7 月，陈派熊希龄前往江宁“言于岘帅”，“恳请加拨毛瑟枪六千杆”装备湘营，以资剿匪御敌。经过熊希龄周旋，此次又拨 毛 瑟 枪 2000 杆， 子 弹 100 万 发，炮 14 尊，折合银两 10 余万两。

经过熊希龄等人的工作，刘坤一两度拨给湖南省枪支弹药，折合银价达 20 多万两之巨。虽然最终湖南没能建立枪械厂，但这么巨大的支持，为湖南编练新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这一成就的取得，熊希龄立下汗马功劳。随后，熊希龄又敏锐地把自己工作的重心转入实业。

筹措学堂经费再获支持

甲午战争后，为救亡图存，维新派提出“教育救国”口号。湖南开始筹办新式学堂，由熊希龄负责，冠名为“时务学堂”。

筹办学堂需要大量经费，但当时省里拿不出钱，仅靠一些个人资助，远远不够。这时，有人提出，湖南督销局尚有未收的加价湘盐厘一项可以设法。原来，早在甲午战争时，部议湘省东征筹饷，定盐厘每斤加价二文，湖南督销局尚未收缴。如果每年收取，可收银两 14000 余两。

熊希龄将这一情况报告陈宝箴，陈宝箴极为赞同。但湖南征收盐厘的督销局属两江总督管辖，欲得此款，须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意。于是，熊希龄与蒋德钧又来到南京，向刘坤一禀报。刘坤一知道后对于湖南创办时务学堂之举表示赞赏，愿意扶持，言明需查明核实后再定。后经查核，湖南果然有应补交盐厘 1.4 万两。但刘坤一不愿将此款全部拨于湖南时务学堂，说“江南拮据异常，亦不能不资分润”，仅同意拨给时务学堂一半，另一半分给江南支应局收用。

刘坤一批准每年拨给湖南时务学堂盐厘 7000 两后，即要湖南督销局遵照办理。但督销局总办易顺鼎从中作梗，截留 2000 两作为缉私经费等。熊希龄坚决不干，又上书刘坤一。刘坤一顾念时务学堂，又批示加拨 2000 两，使得时务学堂每年 7000 两得以保全，从而解决了学堂经费的大问题。

有了开办经费以后，熊希龄请来了梁启超、李维格担任中、西学总教习，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像蔡锷、范源濂、杨树达、方鼎英等，后来在不同时期起到了砥柱中流的作用。

责编：谭思敏

来源： 什九湖湘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