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辣椒炒肉”翻越不过南岭

上甘棠万顺号商铺店主周九盛。曾经这里的人去桃川赶集，都会在腰间绑一块毛巾，表示自己是汉族人。

合浦码头，渔民把生蚝抬上岸。湖湘地理记者耗时14天，分别行走潇贺古道的东线和西线，一直走到海陆丝绸之路早期的始发港合浦，追溯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组图/记者陈正

油茶原本是过山瑶的饮品，在长期与瑶族通婚、交往过程中，岔山人接受了油茶。

桂岭客家人罗庆柱一家。门上的“紫源第”是他们的血缘和家族的标识。

江永古村，高大院墙与依稀留存的青石板路，默默诉说着古道曾经的繁华与荣光。

岔山古街上很多店内的人穿着瑶族服装，让人恍惚间像是入了瑶乡。

上甘棠的辣椒炒肉难以翻过南岭到达岔山;岔山的油茶也没有成为上甘棠人的食物。没有了关隘，南岭依旧横亘在潇贺之间，就如冷空气仍然难以完全逾越这里一样。

客家人、湖南人、江西人……他们沿着古道翻越南岭，在艰辛奋斗中定居岭南。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左右着族群之间的交流、融合方式。

我们试图去窥视他们来时的路，问一声，你们过得是否还好。

撰文/本报记者唐兵兵

岭北：腰间绑毛巾的汉族古村居民

最热闹的是瑶族砍猪会演变的砍牛节

上甘棠是我们在湖南停留的最后一个村落。门楼前的青石条上，坐着几个老人，如果你上去搭讪，他们会热心地跟你讲上甘棠的故事，旅游已经成为这个古村落的未来。但是老人依旧觉得冷清，“没有以前热闹了，以前人住在古村里，下午门楼坐满了人。”81岁的周健芳说。

村里以前最热闹的节日是庙会和砍牛节，在农历十月十七、十八两天举行。庙会是汉族人的活动，砍牛节是瑶族习俗砍猪会的演变，“每家每户都凑点钱，买两头水牛，砍牛的人拿一把长刀，一刀要把牛杀了。”周用手比划刀的长度，庙会、砍牛节期间会有唱戏，“祁剧、道县调子都有”。只是如今步瀛桥西头的戏台已经拆除，圩场也已不再。

除了砍牛节，这个身处在瑶、壮之间的古老村落，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也不像岭南地区的村落，一个人掌握好几种语言，这里只有土话和官话。

据上甘棠族谱的管理者周可达介绍，旧时上甘棠多与广西状元村通婚。“我们去桃川赶集，都在腰间绑一块毛巾，表示自己是汉族人。”周可达说，这种骄傲大概就是上甘棠村少受瑶族、壮族影响的原因吧。

在五门楼的小巷子里，遇到了90岁的周梅香，她一个人坐在狭小的老屋里，望着雨出神。她的故事却远比祖先筚路蓝缕、开基创业让人印象深刻。

周梅香来自祁东，75年前，她被人贩子卖到这里，再也没有回去过。

“躲日本鬼子那年，我们那里又没有岩洞，没地方藏的。”没想到的是，她躲过了日本人，却掉入了同胞的陷阱。1943年，周梅香去赶集，一个男人过来问她要到哪里去，说可以带她一起回去。“那时候，哪里知道，还有人拐人的呀。”那年周梅香十五岁。

那个男人带着她一直往道县走，“都是夜里走路，他不敢白天走到，走了11天，才到道县”。人贩子准备把她卖给一个地主，周梅香不从，人贩子无奈，又把她骗到了夏层铺。“他告诉我是来给他外甥女织布的”，没想到，人贩子把她卖给了夏层铺的两个妇女，两个妇女又把她卖到了上甘棠，“像卖猪卖牛一样”。

丈夫比她大十多岁，“脚瘸，手也不方便。听说是到广西挑盐的时候，把脚伤了”。期间她捎过信回家，却没有回音，“祁东双桥区杨湖堂村，有个弟弟，叫周友生，比我小六七岁”。75年过去，魂牵梦绕的故乡依旧时常出现，只是她知道，自己难再回去了。

岭南：汉人和土著融合而成的都人

一天三餐都离不了过山瑶的油茶

当在岔山点了一盘辣椒炒肉，虽然几经强调，老板端上来的还是炒腊肉的时候，我们就深切感受到，已经离开湖南了。虽然岔山离湖南边境的岩寺营村，只不过几公里的路程。

古街上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卖油茶，店铺是砖木结构，外面是砖，里面由木板或栏杆隔开，空间狭长，为了招呼生意，店主穿起瑶族服装，恍惚间像是入了瑶乡。

其实在族群划分上，这里的人是汉族的都人，说八都话。据韦浩明的考证，他认为，都人是最早进入潇贺古道的汉人和土著融合而成的汉族族群。

“我们杨姓过来六百多年了。”岔山村村主任杨如秀告诉我们，岔山村有何、杨、孟三姓，据说，杨姓的先祖是个生意人，往来于古道之上，与岔山的何姓先祖往来密切，后来索性搬来了岔山，“两人死后葬在一起，同一块墓碑”。杨姓的迁徙，是我们在古道上听到的最动人故事。

“这里都喝油茶，有的老人家一天三餐都离不了。”杨如秀在街上租下了门面，做起了餐饮生意，我们进入店里时，他正在把蒜、姜、茶叶，用油在锅中翻炒，茶叶变黄时，用木槌捣烂，再加水煮，出锅加上葱花、盐、花生米等就是油茶了。

“一般都喝第二道、第三道茶，第一道太浓，发苦。”杨如秀传授油茶经验，不过老人们却喜欢喝浓郁的第一道茶。

油茶原本是过山瑶的饮品，居于深山的瑶人们，靠着油茶驱寒降暑。长期与瑶族通婚、交往，让岔山人接受了油茶，也接受了瑶族人的风俗习惯和他们的语言。

杨如秀的妻子是瑶族人，这样的结合在村子里并不少见。“定亲的时候，男方要用竹叶包九个鸭蛋，六斤米粉，若干斤盐、腐竹、猪肉等到女方家去。”杨如秀称，这种瑶族的婚嫁风俗不仅是在汉瑶的通婚，当地汉人之间结亲也同样遵从。

据91岁的何娇娥回忆，每年冬至前后庙会，是村里最热闹的节日，“耍龙舞狮、唱戏，还会请兰溪的瑶人来唱山歌、砍牛、放炮”。汉族与瑶族的风俗在这里交织。

岭南：兵屯时期迁入的小水村人

这里留存放炮、做酿菜、扭秧歌多元风俗

如果走桃川，穿过谢沐关，进入广西第一个村落是小水村。

7月2日，我们到达小水村时，大雨。古旧的鹅卵石路被水泥马路覆盖，城墙早已不在，只有零星几栋老房子不协调地伫立在新房之中。

村里有块乾隆年间的石碑，详细记载了袁佩将军守关、缉拿土匪、建桥筑路的事迹。关帝庙前杂草丛生，倒也香火不断。

80岁的村民欧己保穿过武庙，到邻居家打牌，这是雨天村民最好的消遣方式。“这个庙，几百年了，拜祭关公，原先还有个前厅，后来倒塌了。”看到我们在看石碑，欧己保停下脚步，向我们介绍，“以前正月二十六，在这里过庙节，唱戏，请师公，做道场，扭秧歌，放花炮，附近的亲戚朋友都来参加。”这让我们想象在岭南的山间，扭着秧歌是怎样的一幅场景。

村民毛兴为家的牌局已经开始，另外一桌的三个人正等着欧己保。

同村八个人的牌局，却有六个不同的姓氏，这算得上是一桩有意思的事情了。小水村只有200多人，却有欧、苏、李、唐、王、刘、毛、何等24个姓氏(外地嫁入的女子未计)。往前追溯，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欧己保的太爷爷从宁远做生意路过此地，决定留下来定居;何庚凤、毛兴为的先祖来自富川古城，还有的来自浙江。这种多姓杂陈的村落，在潇贺古道并不多见，谢沐关是潇贺古道上一个重要关隘，地势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历代都有驻军，韦浩明推测，小水村多姓氏与历朝驻军有关。

因为都是零星迁入的外来者，小水村人都说桂柳话，桂柳话源于明代的兵屯制度。小水村的风俗多元，既有岭南地区放炮、客家人喜欢做酿菜的习俗，也有中原扭秧歌、中秋节买扇子的传统。“谁还会扭秧歌呀，现在过节就是吃。”何庚凤结束一局牌，接过话头，感慨起来。

岭南客家人

标识血缘和家族的郡望堂号，记着先祖来路

从中原南迁的汉人，在经历了与南方土著的融合之后，成了漂泊的客家人。

明清时期，广东人口稠密，人多地少，加剧了土客之争。客家人在这个时期大规模迁往人少地多的潇贺古道区域，“客家人是很聪明的，广东人占据了城镇，他们就在周边村镇买地，来了个农村包围城市。”贺州市博物馆馆长胡庆生说，所以如今在市场上卖菜的多半是客家人，“用客家话，买菜都能便宜点。”

在贺州找到客家人并不难，他们会在门头贴着他们的郡望堂号，从门头的标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姓氏，甚至来路。张姓是“金鉴第”，罗姓是“紫源第”，梁姓是“安定第”，郡望堂号是他们的血缘和家族的标识，始终记着他们来时的路。

7月5日，我们在客家人罗佳良的带领下，来到了桂岭英民村，他们罗姓客家人，每家每户的门头都贴着“紫源第”，堂屋则挂着“豫章堂”的堂号，记载着祖宗的源流，也记录着他们耕读为本的秉性，紫源和豫章都是他们的先祖建立功勋的地方。

翻开罗姓的族谱，我们就能瞥见客家人在这块土地上的迁徙和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

乾隆年间，英民村的先祖罗达元，受到乡人在桂岭创业成功的激励，选择了离开广东，来到桂岭，成为佃户，养鸭为业。

在第三代罗金华终于发达起来，成了桂岭的大户，族谱上记载，罗金华“工、农、商三业并举，首创了陶瓷业、制糖业、香粉业、榨油等，桂岭圩金华商号，两座里外数层的庞大屋宇——四方营，制糖厂、甘蔗基地、陶瓷厂，加工蚊香，远销湖南、广东、广西，有船只数艘，航行于桂岭和贺街之间”。四方营仍在。

“里面的围屋有108间房，还有走马楼，如果不毁掉，一定是广西最大的围屋”。罗佳良把我们引到四方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人居住的四方营，如今只剩下一堵的城墙，里面的建筑依稀看到墙基，长满了杂草和树木，不过一米多厚的坚固城墙，俨然一座军事堡垒，10余亩的占地面积，依旧可以想见当年罗金华的富庶，也能想见当时的客家人面对了怎样的威胁。来到桂岭的客家人依旧没能摆脱土客之争，族谱中就记载着数次与当地人的械斗。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当年“四方营”方形围屋内部建筑为三正六横殿堂式建筑结构，建筑布局以厅堂(祖堂)院落为中心向两边延建横屋，层次分明、左右对称，其中主厅堂分为上、中、下三个厅，横屋亦建成有厅有房。整座房屋有大小天井九个，一井二厅，形成九井十八厅，屋子横通正、正通横，廊廊相通，间间相连。

67岁的郑六英是最后一户搬离四方营的村民，“当时塌陷很严重，没有办法，只能搬出来”。村民搬出四方营，建起新房，新房已经看不到围屋的元素。

罗庆柱的家是村里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客家围屋。庭院深深，门楼、炮楼，依旧充满着防范与隔离。“你看，客家围屋的大门上方都有两个圆孔，像不像眼睛?”罗佳良指着门楼说，进入门楼是天井，堂屋里供着“豫章堂”的堂号，右厢房如今成了餐厅，墙上用红纸贴着待客的菜单，菜里少不了客家酿菜，“12道菜，不能少，只有逢闰月的时候，才会加到13道菜”。罗庆柱解释，这个源自中原，四处漂流的族群，依旧遵从着儒家的礼节。

罗庆柱3岁从四方营搬到了这间围屋，如今已经80年。“最多的时候有六七十个人住在这里。”如今，偌大的围屋只剩下两户人家，他和妻子带着两个孙子，显得有些空荡了。

迁徙广西的湖南人

嫁入家门的媳妇都要学湖南话

联通楚粤的潇贺古道，成了湖南人挑盐的盐道，也成了湖南人向广西的迁徙之路。翻越南岭阻隔，去寻找那些定居于岭南的老乡，亲切感自然滋长出来。

黄田镇是湖南人最集中的地方，建于1861年的湖南会馆接纳远道而来的湖南老乡，在这种功用褪去之后，依旧在精神上凝聚着漂泊异乡的湘人。

湖南会馆馆长胡桂杨估摸着黄田镇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湖南人，“贺州矿产丰富，锡矿、铁矿，以前湖南人来这里开矿的多，现在石场也有很多湖南人”。胡桂杨是永州人，父亲是个挑夫，1928年，父亲挑着炒菜的铁锅，沿着古道而来，“第一站到黄田，在湖南会馆住，白天出去打工。”在湖南会馆落脚，是那个时代湖南人往广西迁徙的起点。他的父亲后来学裁缝，新中国成立后加入车缝社，算是在黄田定居下来。胡桂杨在广西出生，虽然父亲要求他在家说湖南话，不过在黄田客家话、都话，各种方言的影响下，他的口音更像广西人。“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湖南人。”胡桂杨坚定地说。

在胡桂杨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湖南会馆，贺文龙、胡华生等几个老人早已聚集在这里，像是在等待，又像在守护。

“老乡，还会说湖南话吗?”

“当然晓得。”65岁的贺文龙不无兴奋，湘韵仍在，湘音还是有了变化，更像桂林话。贺文龙从小住在会馆，直到前两年离开，他小时候能见到很多湖南老乡，“那时候经常有湖南人过来打工，帮人割稻子，或者直接到田里拾稻穗，在会馆打地铺”。他经常穿行在那些打地铺的老乡中间，“像是回了家一样”。而现在，很少有家乡的人知道，这里有一个湖南会馆。

会馆供奉着禹王，每年的六月六，禹王节，是黄田湖南人最盛大的节日，湖南人唱戏，舞龙舞狮，杀鸡宰牛，纪念大禹诞辰，“最热闹的时候，湖南会馆摆过100多张桌子，不仅有湖南人，附近的村民也会来参加”。今年胡桂杨本来打算到湖南请花鼓戏团来表演，因为暴雨，只能遗憾取消了今年的节日。

桂岭也曾经是湖南人聚集的地方，潇贺古道的东线从江华大圩镇，经过开山，翻过桂岭到达广西。虽然没有会馆，但是有一条街，叫湖广街，“原来都是湖南人、广东人在这里做生意”。罗佳良带着我们在原来的湖广街上寻找湖南人，挨个店铺打问，却只找到两户搬来不久的湖南商家。倒是客家人张秋英显得格外热情，她是半个湖南人，丈夫去世几年，给她留下了一口挥之不去的湘音。“我家公公在这里织布、卖布、染衣服，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听不懂这边的语言，买菜经常买回一大筐。”张秋英笑着回忆。

在她印象里，湖南人就像她公公一样固执，始终是说一口湖南话，嫁入家门的张秋英也要跟着学湖南话。这份固执，不止一次听到，大约只有穿过潇贺古道，远离故土，遥望南岭的湖南人才能体会吧。

“湖南人好团结的，红白喜事，都会来帮忙。”离开时，张秋英还不忘补充。

族群融合缩影

相互征伐几百年的汉瑶壮如今都是同一模样

出了湖南，经富川到达广西贺州。这一路，一口西南官话足以让人畅行无阻。

贺州被称为中国方言之乡，汉族、瑶族、壮族的村落错落分布，这片区域里有30多个文化族群，20多种方言交织。学习彼此的方言，是属于潇贺古道区域族群的独特交流融合方式。

汉族、瑶族、壮族是潇贺古道区域的三大主体民族，他们先后定居这块土地，在几百年的交往、汇聚、融合中，他们终成同一模样。

潇贺古道区域的岭南原来是百越人的聚居地，秦汉的铁蹄打破了南岭的阻隔，北方汉人自此踏入这块蛮荒之地，南征的军人和迁徙而来的中原百姓，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和工具，在此定居，与当地人通婚，逐渐形成新的文化族群。

唐朝初年，开大庾岭，重修灵渠，潇贺古道的交通干线地位被取代。贺州在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被桂林替代，定居于此的汉人和被同化的土著，开始随着政治文化中心迁移。唐朝到宋朝几百年间，潇贺古道区域少有汉人迁入，而湘桂走廊的桂州(今桂林)、容州(今容县)却“北方留寓者益众”。

官府对潇贺古道控制的放松，当地人的外迁，让这里成了瑶民的乐土，湖南、广东等地的瑶民沿着古道而来，占据了除城镇和关隘之外的大片区域。到宋时，潇贺古道区域已是“民三瑶七”，重新成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而汉瑶之间的不断摩擦，最终引发明朝两百多年对瑶族的战争。

原本聚居于广西西部的壮族人，在明朝政府征召下加入了这场持久的战争。“山脚是壮族人，山上是瑶族人。”贺州学院教授韦浩明说。壮族村落大多散布于汉瑶村落之间，用来“屯田防瑶”。作为汉人的“雇佣兵”，这些壮族村寨打上了汉文化深深烙印，“盖房讲究风水吉时，坐南朝北”，生活习惯和风俗基本上与汉族无异。

而居于山间的瑶族人，在明朝官府的隔离、镇压、围剿和招抚中，部分瑶民被迫下山，成了种植水田、缴纳赋税的平地瑶，接受了汉人生产、生活方式。

几百年后的今天，当初互相征伐的汉瑶壮，都已成了同一模样。

明清时期，人口增长加速，地广人稀的潇贺古道区域再次成为汉人迁徙的目的地。

客家人、广东人、湖南人、浙江人、福建人、山东人……他们联宗联族，或经商、或做官，或逃难沿着古道而来，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和风俗，在这片土地上交融、繁衍。

据韦浩明调查统计，“潇贺古道区域的总面积只有2000多平方千米，但是里面生活着30个文化族群。”

善于经商的广东人占据城镇，耕读为本的客家人选择了城镇周边的乡村，壮族人依旧坚守于瑶族与汉人之间的山脚，瑶族人徘徊于丘陵山岭之间。这些族群坚守自己的方言，却又学习彼此的语言;保留着自己的风俗，却又共同供奉土地庙、关公庙、城隍庙汉族的神灵。

“我是壮族人，说桂柳话;母亲是客家人，一个妹夫是本地人，说本地话，弟媳讲钟山话，我嫂子是瑶族人，另一个妹夫讲陆川话，在家里都说桂柳话。”韦浩明的家，是潇贺古道区域族群融合的一个缩影。

撰文/本报记者唐兵兵

责编：杨思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