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1793～1867)，广东花县华岭村(现花都区炭步镇华岭村)人。40岁中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迁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少卿、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56岁放外官，先后任湖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和云南布政使。1850年擢任湖南巡抚。1860年升调四川总督。1867年12月12日(农历11月17日)因病死于成都，终年74岁。其一生战功显赫，权倾一时，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并称为晚清一代“中兴名臣”。因为种种原因，虽然有关骆秉章的历史记载资料不多，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几乎是个空白，但人们还是通过近年来对晚清历史，对太平天国，对湘军及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的研究中，越来越发现骆秉章的地位显赫，影响巨大。

一是居中调停得当。

骆秉章任湖南巡抚、四川总督长达17年，不但支持曾国藩、江忠源、胡林翼、罗泽南、王錱、刘长佑、萧启江、曾国荃在湖南办团练，而且首倡用湘人、募湘勇组建湘军。湖南能够成为与太平天国较量的战略要地，成为清廷支撑南方局面的主要力量。骆秉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他不仅指挥所有湘军(包括曾国藩所属)保住湖南一境，而且调遣湘军征战湖北、广东、广西、江西、贵州、四川等省，可谓竭尽了湖南的人力、财力、物力。用左宗棠话说，就是“湘省支持数省”罢了。

二是有力挽狂澜之功。

在许多次重大时刻，体现了骆秉章的军事才华：是他指挥江忠源率“楚勇”在广西全州阻击太平军，南王冯云山牺牲;太平军攻打长沙时，是他亲自出马，率兵抵抗，西王萧朝贵阵亡;太平军再次攻克武昌，是他应署湖北巡抚胡林翼请求，派鲍超、彭玉麟率湘军奔赴湖北解围，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汉三镇，湘军由此大举走出湖南，转战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形成了湘军主宰全国战场的战略格局;在曾国藩打了败仗走投无路投水自杀时，是他鼎力相助而使曾东山再起;当粤、桂、贵诸省农民起义燎原之时，是他派杨岳斌以固北路之防，以田兴恕部防御湖南省东路，以王錱部镇压湖南南路，并保证了湖南大后方的安宁;在众寡不敌的情况下，是他从容指挥，调集各路湘军，在宝庆与太平军大会战，并大获全胜;在四川农民起义军进展顺利时，是他亲自率兵进剿，杀死蓝大顺、李永和、蓝朝鼎等义军首领，肃清川南、川北反清武装;在石达开准备于大渡河边杀出重围另辟生路时，是他以重兵截击而杀害翼王石达开。太平天国首义六王，其中南、西、翼三王牺牲与他有关。

三是建设湘军大后方。

湘军四处出兵，连年征战，靠什么来支撑?如何解决这庞大的军费开支?骆秉章不愧是政治家，在增税创收、安定民心基础上有所建树，为湘军作战提供了充足的粮饷。有两件事情颇得人心。如长沙府一直按照部议意见，以设局铸大钱筹款。骆秉章却坚决反对，因为铸钱虽有厚利，但必然会导致私铸增加而损害商民利益。下令停止铸钱，收回大钱，查处官府中的私铸钱者，使原本动摇的民心大定。再如咸丰四五年，湖南米贱，每石只值银三钱，而农民纳税每石要折银六两，赋税难征，骆秉章力排众议，采纳举人周焕南之策，下令减税大半以筹征炯，农民怕政策有变，果然乐于纳税。还有部令湖南省设关卡收取盐税，骆秉章任用士人专司其事，严禁中饱，年收盐税数十万两，军饷日见充裕。

四是广泛收罗人才。

湘勇之所以能成气候而成为湘军，如果没有骆秉章的大度和谦让，没有骆秉章的指挥和调停，没有骆秉章的支持和扶助，则是不可能的。湘军将领绝大多数都得到了骆秉章的扶持、提携，诸如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曾国荃、左宗棠、刘蓉、刘长佑、王錱、田兴恕、鲍超、彭玉麟、罗泽南等一大批能人俊杰。对于骆秉章的用人之道，《清史稿》(列传第一百九十三)是这样评价的：“所论荐人才，悉被作用，著勋名”、“休休容容，取人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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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秉章当代价值体系的挖掘

研究骆秉章，当务之急的工作是要构建其在当代的价值体系。骆秉章的研究除了给我们一次重新解读历史的机会，骆秉章其人其事具有怎样的精神世界和人格力量?又能给当下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和激励?这是骆秉章研究要思考的问题。现仅从骆秉章为官的角度稍作梳理，并抛砖引玉。

(一)工作勤勉，廉洁奉公

骆秉章56岁放外任，年近70入川，其中抚湘十载，督川7年，74岁时，还出兵征战甘肃、贵州，平定当地的农民起义。纵观其一生，以其自撰联来说“出使两湖，鲁豫蜀黔滇;剿平诸逆，萧蓝胡李石”是最恰当不过。骆以老迈之躯，一心想着国家，服从调遣，转战南北，不辞劳苦。甚至于眼病加剧，仍然“力疾视事”，真可谓“勤政”典型。

在京为官期间，骆秉章不仅以学识见长，更以清廉著称。在京师作御史时，骆秉章就凭借稽查房部银库案的清正廉洁名噪一时。当时，骆担任查库御史，库官告诉他，按照例规，他们在收取各捐项时每100两加收4两，2两由库丁均分，2两归库官及查库御史作为酬劳，在此当一年的查库御史，大约有2万金的额外收入。骆秉章说，我已受朝廷俸禄，这些额外之财我分厘不敢接受，我也不想受人挟制，你们干这种勾当，即使不碍公事也应酌量。随后，骆秉章吩咐随从，在库内办事不得索取分文。他清楚清朝库房亏家，是因为库丁以成色不足、或者短斤缺两的银两收入库中，再收取好处费中饱私囊。有一回，吏部尚书潘世恩的亲戚“乾泰号”来交税，库官说少了25两。潘世恩是骆秉章会试时的恩师，按情理可以通融，但是骆秉章还是让“乾泰号”补足了税金。一时间，骆秉章“廉素”的名声四起，以至于道光皇帝召见时对他说：“汝是年查库办得好，不独我知，人人皆知……今有此案汝之名更显，若无此案，我亦不知汝……”

骆秉章死后，成都将军崇实问骆之侄治丧情形。其侄拿出骆秉章所有的家当，仅箱笥五六具。里面除官服外，其余衣服全是旧衣，其中还有粗布缝制的。余有银子八百两，每封都有藩司印花，证明全是官俸银。崇实大为感动，最后奉旨赏银五千两治丧，其侄方才有能力扶柩回乡。

(二)慧明识人，举贤荐能

骆秉章在选人用人上一直颇有口碑，除了提拔左宗棠广为人知外，其次就要算刘蓉。这位与曾国藩有儿女亲家关系的湘乡人原来是曾府幕僚，骆秉章认为刘蓉“人本抗直，遇事敢为，措施不避嫌怨，僚属每怀严惮”，便在离湘入川作战时，排除门弟之见，保举他当了四川藩司。如同信任左宗棠一样，骆秉章秉承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一贯作风，将一切军政事务悉交刘蓉处置。刘蓉办事勤力，成效显著，不久骆秉章又保荐他担任了四川布政使，名正言顺地主持总督府的大小政事，剿灭石达开部后，骆秉章又力荐刘蓉担任陕西巡抚，升迁之快，连曾国藩也感叹刘蓉“一飞冲天，较李(鸿章)、彭(玉麟)诸公尤为破格”。

清廷翰林院掌院学士罗惇衍曾上奏清廷曰：“骆秉章备威昭著，其能用贤也，则左宗棠、黄倬、刘蓉、朱孙诒等，咸出幕中。”其实在骆主政湖南期间，得到过骆提拔的就有胡林翼、江忠源、刘长佑、罗泽南、王錱等多人;在执掌四川军务期间，又有黄淳熙、胡中和、唐友耕、刘岳昭、周达武得到破格任用。骆秉章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慧眼识才，驭将有方，为大清朝组建了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人才队伍，堪称用人选人的楷模。

(三)政绩突出，造福一方

骆秉章是近代以来外省籍人主湘时间最长的一位封疆大吏，骆秉章积十年之功经营湖南，力撑曾国藩组建“湘军”，促使湖南的政治地位和士人名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也使湖南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政局相对稳定、百姓相对安宁的省份。当时湖南政界就有时评：骆公治吾湘十年，而吏民安堵，群寇远遁，此湘楚福星也。

骆秉章在四川经营了7年，同样留下了良好的口碑，当时川中就流行一句民谣：若要川民乐，除非马生角。“马生角”就是骆字，说明他在四川保境安民，造福百姓，深得人心。1867年他在四川逝世时，川中民众“野哭巷祭”，“罢市缟素，丧车所过，哀音相随”，川民“如丧考妣”。因悼念场面盛大，官府怕生出事端，因此加以限制，结果惹怒了百姓，差点闹出一场风波，因此《清史稿》也评价说：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乃其殁，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诸葛亮作为三国时的蜀国丞相妇孺皆知，韦皋则是唐代名将，长期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治蜀长达20余年，曾消灭40多万侵入四川的吐蕃军队，是川中两位口碑极佳的古代名臣，四川百姓把骆秉章比做诸葛亮和韦皋，足见骆秉章治川功德深入人心，人气资望在当朝无人企及。

责编：朱晓华

来源：天下湖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