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争”是黄家的传统。时代虽已巨变，但黄兴的子孙谁都不敢背弃祖德

文丨陈曦

从2013年9月初开始，近80岁的黄伟民一直都在忙着筹备湖南省辛亥后裔联谊会。我见他那天，参会的老朋友都到长沙了，他日程安排得很紧，上午聊了不到一个小时，他要去长沙县统战部办事，午饭后赶回家又要接待客人，再坐下来和我讲古的时候，已临近下午四点。

他是黄兴的长孙，搞过20多年体育，当过湖南省民革副主委。武将家庭出身的他举止斯文，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即使谈到委屈、不平之事，他也会淡淡地说“都过去了，算了”。他说，“不争”是黄家的传统。

“祖父曾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功成而不居’，‘满目云山俱是乐，一毫荣辱不需惊’。他有两次大让：一次是推荐他做同盟会总理，他让给了孙中山;一次是推举他做临时大总统，他又让给了孙中山。孙中山要建中华革命党，他跟孙中山有分歧，孙要他离开两年，他就去了美国。”

黄伟民说，祖父旅美期间，袁世凯称帝，他把秘书石陶钧和儿子黄一欧都派去支持蔡锷搞护国运动，自己则帮蔡锷筹集军饷。为了争取云南都督唐继尧的支持，祖父致信唐继尧，说他保证起义成功后，蔡锷一定不会当云南都督，地盘还是唐的。唐继尧收到军饷和黄兴的承诺，遂与蔡锷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

黄兴自己不争权，他的两房夫人也不争风吃醋。两房夫人，一是结发妻子廖淡如，一是战友徐宗汉。广州起义时，黄兴深受重伤，是徐宗汉将他送到医院，并以黄兴之妻的名义在手术单上签的字，黄觉得应该给徐一个名分，便娶了徐。

“祖父跟徐宗汉是在革命友情下促成的姻缘。当时如果没有徐宗汉，祖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了，所以我们理解，奶奶(廖淡如)也理解。”黄伟民说，徐宗汉第一次到长沙见廖淡如时，作为后过门的媳妇，她还按照广东的习惯，恭恭敬敬地为奶奶沏茶。在他记忆中，两位奶奶处得不错，她们的孩子感情也很好。祖父去世后，她们各自带着儿女分开住，但仍有交往。后来廖淡如的小儿子黄乃(原名黄一寰)去延安，徐宗汉通过周恩来、邓颖超还给了不少关照。

从小听惯了祖父的故事，黄伟民把很多事情看得很淡。尤其是，当历史的风烟已经飘过，历史人物间的恩怨就变得很不重要了。他给我讲了两个他亲历的有点“穿越”的会面故事：

一是他请袁世凯的曾孙女袁静跳舞。今年在上海，他参加了海峡两岸文化论坛。论坛结束后的舞会上，他主动邀请一同参会的袁静跳了支舞。这颇有些一笑泯恩仇的味道，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当年，袁世凯复辟，遭到黄兴等革命党人的讨伐，谁成想，百年后，二人的后代能在一起跳舞?

袁静今年要退休了，但闲不住，黄伟民还给她出主意，建议她与天津文史馆联系一下，看看能否做些文史方面的研究。“袁静蛮有意思的，她说大哥你这个意见是对的”。

一是他与黎元洪的孙子黎昌晋的见面。“我们在北京参加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时，他老盯着我，怕我说他祖宗的坏话。我哪能这样?他对我太不了解了。”黄伟民笑了。

有朋友曾说他：“你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能交朋友。”黄伟民说：“三教九流都是中国人嘛。”

其实，他的朋友不止中国人。我们见面前几天，他刚刚接待了宫崎寅藏的后人。黄家与宫崎家是世交，黄伟民的父亲黄一欧早年还在宫崎家住过几年。

1904年，华兴会甲辰起义事泄，黄兴一家东躲西藏，黄一欧遭到捕杀，被秘密送往日本。两年后，黄兴也到了日本。第二年，14岁的黄一欧加入同盟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会员。但这次旅日期间，黄兴的社会活动多，经常不在家，黄一欧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宫崎寅藏就将黄一欧接到他家居住，一直住到1911年。

广州起义计划确定后，黄一欧被父亲召回效力革命。他随身携带了4大箱行李，内装50支驳壳枪、20支勃朗宁和一万多发子弹。当时，外国人的行李在海关免检，黄一欧就假冒宫崎寅藏之子宫崎龙介的身份办了护照，穿着和服，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把枪械顺利运到了香港广州起义统筹部，并参加了广州起义。随后，他追随父亲南征北战，辗转长沙、日本。

武昌起义时，黄兴又将黄一欧召回国参战。本来他想让儿子到武昌与其并肩作战，但后来儿子被派往上海，参加陈其美领导的起义。目睹上海起义的一位日本友人对黄兴说：“你儿子在前线非常勇敢，他来见我时脸上、身上都是血，但你不要担心他。”上海起义后，黄一欧又参加了南京战役。

在南京作战前，黄兴给儿子寄去一封八字家书：“努力杀贼，一欧爱儿。”落款处盖的是黄兴常用的闲章“灭此朝食”。

黄兴过世后，黄一欧不想卷入政治风波，但对国家的责任感和特殊的家世背景让他很难完全脱离政治活动。

1917年到1920年间，为制止军阀对湖南的控制，他多方奔走，配合湘军驱除了傅良佐、张敬尧和谭延闿。接管湖南政权的赵恒惕为酬谢他，请他担任长沙市政公所总理(相当于长沙市市长)。黄一欧因想搞城市建设，便出任这一职务，他编制了《长沙市政计划书》，计划把城墙拆掉，道路建成27至60米不等的大道。这将使长沙市区扩大近20倍，但毕竟尚处战争年代，不可能搞大型城市建设。1923年，黄一欧辞去这一职务，先后在安徽、天津等地供职。

蒋介石登上权力巅峰后，其独裁作风让黄一欧深感不满。1931年，孙科反蒋，他应邀到孙科那里任广东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但孙科很快向蒋介石妥协，实现宁粤合流。他不愿去南京任职，但在很多人的劝说下还是去了，在孙科任院长的立法院做立法委员。

日军入侵，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黄一欧不满蒋介石的消极抵抗战略，终于在1943年借口养病，悄悄回到湖南荷叶岳母家，与妻儿隐居田园。他对当时只有6岁的黄伟民说：“有人要害我，若有人来找我，千万别说我回来了。”黄伟民依稀记得，当时的确有留着八字胡的日本人来找过父亲，因为父亲与日本有很深的渊源，他们想找他来维持日本在中国的政权。作为爱国主义者，黄一欧自然不可能与侵略者合作。

抗战八年，金瓯重圆。湖南的国民党人士多次请黄一欧出山，都被他婉拒。他搞起了实业，先开了一个煤球厂，煤球普及后又做蜂窝煤，还引进了机器，但都亏了。“他不是做生意的料，把家里的钱都弄没了。他说我们就过平常百姓的生活。”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倾覆前夕，程潜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力邀黄一欧助其一臂之力。程潜是黄兴的老部下，又是黄一欧四弟黄一球的岳父，黄一欧难以拒绝，便担任了湖南省政府顾问。程潜虽统揽湖南军政大权，但处境很危险，蒋介石在他身边安插了一批黄埔亲信和军统特务，桂系在湖南也有很大势力。黄一欧时常陪程潜到各地视察，凭着丰富的经验、社会关系为程潜打了不少掩护。黄伟民记得，父亲那段时间回家很少。“一次父亲回来，浑身黑乎乎的，我说你怎么又去做煤炭了?他说不是，他是坐在烧木炭的车里回来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是在保护程潜。”

在湖南解放问题上，黄一欧对程潜说了“三个得”：走不得，打不得，只和得。黄伟民不知道父亲的建议在程潜那里产生了多大影响，但程潜后来确实起义了。

这时，国民党开始逃离大陆。蒋介石想让黄一欧一家也去台湾，先是通知他去领赴台的船票，随后又派人送来了飞机票，还拍了一个电报让他们不要跟着共产党走，黄一欧置之不理。最后一次，蒋派与黄一欧交好的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黄杰亲自带他们走。黄杰与太太当时乘专机从衡阳飞到长沙。黄一欧事先已得知消息，便带着一家人又一次躲了起来，仅把12岁的黄伟民留在家里接待黄杰。黄伟民按照父亲的嘱咐告诉黄杰，父亲出去几天了，不知去哪儿了，联系不上。黄杰走后，第二天父亲就回来了。

黄伟民再一次见到黄杰是在45年后，他到台湾参加黄兴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去看了黄杰。黄杰已经90多岁，卧床不能言。“他闭着眼睛，他弟弟说：‘一欧大哥的儿子伟民来看你了。’他就睁开眼盯着我看，好像在审视，我是不是他当年离开大陆时最后见到的那个小孩。他这一看，眼睛再一闭，眼泪就流出来了。护士怕他激动引起脑血管破裂，就不让我们说了。”

在黄伟民印象中，父亲的性格与祖父很像，遇事不争、为人随和、朋友很多。上世纪50年代，父亲在湖南省政府参事室供职。一次单位加工资，父亲本应加一级，但另外两个没加成的同事就吵架。父亲说，你们别吵了，我不要了，给你们。领导觉得这样不妥，后来父亲加了半级，另外两人分半级。

还有一次，有人说父亲欠他钱，到家里讨债。父亲什么都没说，就把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给了那人。黄伟民问父亲，为什么没把欠条收回来。父亲说，那个人是不好意思，他是到这儿借钱的。

新中国成立后，黄一欧经历了这个国家所有的政治运动。文革期间，红卫兵给黄一欧定的罪名是期盼变天，黄家保存的黄兴资料全都烧掉了。1977年，他当选湖南省政协副主席，3年后，又当选民革湖南省委主委。为传承家风，晚年的黄一欧在秘书的协助下编订了《黄兴年谱》。他觉得儿子性格太实，不适合做官，病重期间，他对儿子说：“你不要做这个，去搞你的专业，从专业上发展，肯定不比这个差”。类似的话，黄兴临终前也给黄一欧说过。

黄伟民自小酷爱体育，1957年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在长沙经武路小学当体育老师。“那时候，我一周上24节课，每天浑身是汗。起初我不会打排球，就跑到郴州女排训练基地看了一个月，连袁伟民骂人都看到了。”

当了几年体育老师后，他开始在当地一家体校当兼职教练。1973年，被调入长沙市北区业余体校当教导主任兼教练。“我有时候不光指导我的学生，也指导别人的学生。有一次长沙市乒乓球比赛，我当裁判，看完了以后我就跟一个参赛选手说，你的搓球非常好，你打了搓攻，不要打推攻。他听了我的话，第二局一下就把对方打下来了。后来另一个队的教练说，如果你再指导我们就去告状了，我就不指导了。”

黄伟民没想到的是，就像他父亲最终还是没听祖父的话一样，他后来也违背了父亲的遗愿。当然，父子两人从政都不是为了争权。

父亲1981年去世后，就有人来劝黄伟民加入民革，他婉拒，但架不住对方一再做工作，还是出任了民革湖南省常务副主委。

当时民革内部派系复杂，一些老人觉得他是统战部派过来的，又顶着黄兴的光环，对他很抵触。黄伟民虽是常务副主委，但没有人事权和财权，做事时就被推到前面去了，而且还有人跑到省里和中央去告他的状。“我有时候就气，我不想当官，父亲也不让我当官，是我自己走错了路。”

太太宽慰他：“想想你祖父，他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坚持到最后。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你的委屈没那么大吧。”

这让黄伟民宽解不少。“很多事情我都知道，但有时候只能装傻。既然没有办法，只好包容。我尽量做一个让人家能够接受我的人，就这样干了15年。”

但他不能释怀的是，一些人因为对他不满，把很多不实之词加到祖父身上。“我就算不能为祖上增光添彩，至少不要让人家骂我祖宗吧。”他很在乎祖父的名声，但真正走近祖父的世界，是从父亲去世前他张罗成立黄兴故居开始的。

1979年前后，黄一欧派儿子去老家湖南省善化县龙喜乡凉塘村(今长沙县黄兴镇)寻找故居。父亲说，故居前有三口很大的池塘，房子掩映在树丛中。黄伟民找过去发现，池塘还在，树没了，房子破破烂烂，里面住着七八户农民。

黄兴故居离长沙市区几十里，那时交通不方便，黄伟民一有空就骑车跑过去了解情况。父亲殁后，他两次给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写信，希望政府把故居保留下来，并获得支持。后来王首道就找到相关部门批了6万块钱，让农民搬了出去。黄伟民也想法把文革期间抄走的家具找了回来。

此后，他四处奔走，不断写提案，找领导完善故居。令他遗憾的是，故居后花园那一块还是被破坏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有人提议建一个辛亥人物纪念馆，但政府不愿在外面给地皮，就在黄兴故居的后花园批了块地，结果把后花园的原貌损坏了。“我给文物局局长打电话说，有政策说不能在原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的范围内建新的东西，对方说，这是上面批准的。我也没权力，很无奈。”

在推动恢复故居的过程中，黄伟民逐渐对祖父有了相对完整而清晰的认识，也越发理解祖父“笃实、无我”的作风，从而萌发了研究祖父的强烈愿望。“我做这些不是给自己增加光环，而是还原历史，回到公正地评价黄兴上来。”

黄兴逝世后，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每年10月31日纪念黄兴，十年一次全国性纪念，一年一次小型纪念。但后来蒋介石不做了，因为10月31日是蒋的生日。明年是黄兴诞辰140周年，黄伟民准备给马英九写信，他想问问，当年国民党“四大”做的决定还算不算数?

台湾发起黄兴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也是他策动的。当时，他给一位台湾的教授朋友写信说：“共产党不纪念黄兴我能理解，毕竟黄兴生前没怎么跟共产党发生关系，但国民党不纪念他，是不可理解的。”那位朋友设法把这封信转到了李登辉手里。后来，黄伟民就受邀到台湾参加了黄兴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活动。1994年，两岸还没有自由通行，黄伟民算是厅级干部里最早去台湾的人之一。

此次赴台，他将所有在台湾的湘籍辛亥革命后裔拜访了一圈，印象最深的是黄杰、黄少谷。那时黄少谷93岁了，身患前列腺癌，隔几分钟就要上厕所，已经不能见客。“听说我来了，他就打电话过来说‘你是一欧的儿子是不是?你来了怎么不来看我呀?’后来他派人把我接过去，我们合了影，他一定要留我吃饭。”黄伟民回来一年多时间，黄少谷就去世了。

黄兴孙辈散布在长沙、北京、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最小的也60多岁了。与祖辈相比，孙辈这一代都是平常人，黄伟民对此很淡然：“中国不是有句话古话嘛，富不过三代。其实，名也不过三代。”

黄伟民的儿子黄柏禹今年37岁，眉眼、脸型、身材都很像曾祖父。他在湖南一家媒体工作多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夹着公文包，不苟言笑，问我怎么看待媒体转型，但不肯多谈自己。他也已经参与进父亲牵头的黄兴研究中来。父亲成立了黄兴研究会，他是副会长。

黄柏禹读初中时，对历史很敏感，历朝历代的皇帝、大臣、大事，他比很多孩子清楚得多，黄伟民就有意引导儿子对辛亥革命的兴趣，包括对曾祖父、祖父的感情。这次黄伟民搞湖南辛亥后裔联谊会，儿子也参与组织。在黄伟民看来，他是在为儿子搭架子。“他来做，肯定做不起来，只有我插手才行，因为所有的辛亥后裔都跟我有联系。我团结人的本事还是有的。”黄伟民常跟儿子讲，一定要听取不同意见，像曾祖父那样，要有人格魅力，“你看立宪派、改良派、革命派全都能团结在他周围”。

经费是这个民间团体面临的现实问题。单靠父子俩积蓄远远不够，他们也在吸引更多支持，黄伟民觉得儿子在运作上更灵活、更开放，也更接近社会。

“你们做这些研究和联谊活动，自己还要搭钱，为了什么?”我问黄伟民。

“就是要让子孙不要忘记祖上德行，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在哪儿，家风要能够传下去。”

“你觉得你孙子这一代，是不是就不那么容易传下去了。”

“在当今社会，像我们这样的不敢违背祖训的，还不是很多。我是从来就不敢越过雷池一步，雷池就是祖训。”

责编：朱晓华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