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

新科举人于府衙赏花，吟诗作画，有画牡丹者，有画荷者，有画菊者，熊希龄则画了一株棉花。画史上何曾见过以棉花入画?他不动声色，在留白处题写了“此君一出天下暖”七个字——熊借棉花言志，震动全场。

近代史波谲云诡，出入于政治场中的人物，若非长袖善舞翻云覆雨之辈，人格未坠稍具良知者，鲜有不反躬自省的。这中间，曾居国务总理高位，最后却由绚烂归于平淡，将全副精力投身于慈善事业的熊希龄，应该是一个代表。

人称“熊凤凰”

湖南凤凰县虽是偏野小县，近现代史上却先后涌现了两个大放异彩的人物：一是今人熟知的著名作家沈从文，而在沈从文之前，代表凤凰县的却是另一个人——熊希龄，当时人称“熊凤凰”。

熊希龄，字秉三，1870年出生时，正值清王朝内忧外患，但对这个官宦子弟来说，还是要重走读书人的老路。少年早慧的熊希龄21岁中举，24岁高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俗称“点翰林”。这一切似乎显示，熊希龄一生，就是按部就班，走完“读书、应举、做官”这人生三部曲。然而，时代终究不同了。

熊希龄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后来人们经常传颂他的一则与志向有关的轶事：在熊希龄中举的第二年，逢花朝之日(阴历二月十二日，被认为是花的节日)，当地知府朱其懿邀集官吏和新科举人在府衙内赏花，知府提议吟诗作画。于是济济多士，各显身手，有的画牡丹，题曰“富贵风流”，有的画荷花，题曰“出污泥而不染”，有的画菊，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均不脱俗套。熊希龄则画了一株棉花，旁观者都大摇其头，因为中国画史上，向来少有以棉花入画的。棉花为农家所亲，怎能登大雅之堂?熊不动声色，画完后于留白处挥毫题写了七个字：“此君一出天下暖”。这七个字真如画龙点睛，当即震动全场。熊希龄借棉花言志，不仅使自己名声大噪，还意外收获了一桩美好姻缘：朱知府赏识他的才华，作主将自己的五妹朱其慧嫁给了熊希龄。

“此君一出天下暖”。青年熊希龄借棉花言志，确非凡物。这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优秀读书人的理想，熊希龄会和他们有所区别吗?当然有，因为时代的变化，“开风气、启民智”是熊希龄最早的事业。

1897年，熊希龄从京城回到长沙，这时的湖南巡抚是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以开明著称，他引用黄遵宪等维新派人士赞助变法，又任命刚刚回到家乡的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总理，主持校务。熊希龄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襄助，时务学堂一时成为新派人士荟萃之地。在舆论先行的基础上，举凡教育、行政、实业，都有了新的气象，“湖南新政”全国闻名。

熊希龄因为在“湖南新政”中的杰出表现，理所当然成为守旧分子猛烈攻击的对象。著名学者、湖南顽固派的首领之一叶德辉曾撰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下联是：“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上联刺熊希龄，下联讽陈宝箴，分别以“熊”、“陈”姓氏入手，倒也巧妙。叶德辉把熊希龄和主政巡抚并列，显示熊希龄在新政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1898年8月，正是康梁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也许是看重熊希龄在湖南新政中的作为，清廷电召他晋京。熊因大病一场未及时成行，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随后就是六君子流血。未如期到京的熊希龄逃过一劫，不过慈禧太后没有忘记他，下了一道严旨，“熊希龄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熊希龄默默回到家乡隐居，闭门读书4年。1902年，朱其懿调任常德知府，召熊前去办学，1903年，赵尔巽任湖南巡抚，访知熊在常德办学，于是奏称：“熊希龄自获谴以后，闭门思过，德性与学问并进，废弃可惜，恳恩免予严加管事，拟令助理学务，以观后效。”奉旨照准。

熊希龄重新被清廷起用有特定的背景。经过庚子事变，一度被洋人逼得外逃避难的西太后痛定思痛，不能不捡起原来被她废弃的变法图强的旗帜，而后来更因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存在，又不得不在政治体制变革上做出一些安抚人心的动作。在国内立宪呼声高涨的情况下，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新任湖南巡抚端方是其中之一，他保荐熊希龄充任五大臣之随员。回国后，由川督调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又奏调熊任东三省屯恳局会办，兼奉天造币厂总办，一时博得“理财能手”之美誉。端方、赵尔巽都是清廷倚重的股肱之臣，他们交相举荐熊希龄，足以表明熊氏在政坛上的显赫声望。

仕途多风波

清朝覆灭后，南北议和，袁世凯继孙中山之后任临时大总统。在民国政坛上，熊希龄先后做过财政总长、国务总理，堪称个人仕途的顶峰，按理应能实现“此君一出天下暖”这样的理想了，可现实却殊为不然。后人撰文论其生平时感叹道，熊希龄“平生似遇而实未遇，欲有为而终不可为。吁!惜哉!”这是怎么回事呢?

熊希龄在财政总长任上不到4个月，导致他这么快就辞职的是“大借款风波”。当时战乱刚有平息之势，各方急需用钱，尤以裁编军队一项为最急(北方有袁世凯的北洋军，南方有革命党人所领导的军队，数量都十分庞大)，而国内财政几近崩溃，只有向外国银团借款一途。这些银团开出的条件至为苛刻，熊希龄到任后与对方谈判，双方都有所让步，遂达成协议。此举本为没有办法的办法，熊希龄却未获国人体谅，特别是革命党人，齐声痛斥熊希龄卖国。当时的南京留守黄兴通电谴责：“此种章程，匪独监督财政，并直接监督军队。军队为国防之命脉，今竟允外人干涉，至此无异束手待毙。”“熊希龄身负重任，竟敢违法专断，先行签约，悍然不顾，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熊希龄不得不发布告剖白衷曲：“当与银行团抗争时，屡欲决裂，而南北两方军饷甚迫。南京来电，兵已食粥;北方各军，衣尚著棉……黄留守告急之电，一日数至，并称二日内若无接济，大祸一至，谁当此咎?”要让需索军饷的部队不哗变，又不答应外国人开出的条件从而借款成功，“应付俱穷，借贷无路”的熊总长还有什么好办法呢?只有多次请辞，避位了事。

熊希龄在国务总理任上，更留下了让人非议的两大瑕疵：先后在袁世凯签署的解散国民党、解散议会的命令上副署。按照民初的《临时约法》，总统发布的命令，需要国务总理副署才能具备法律效力，虽然当时袁世凯独裁之势已成，国务总理不签字并不足以阻止袁世凯的独断专行，但熊希龄的副署还是给其一生清誉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现在再看这一段史实，固然可以责备熊希龄的软弱，但另一方面，还应看到当事人的苦心，看到熊希龄作为一个读书人对权术的生疏。

熊希龄是希望国家稳定，政治清明的，而在他看来，要国家稳定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以当时的客观形势论，在其眼里，这样的领导人只能是袁世凯。要政治清明，就只有实行宪政，推行民主政治，总统、内阁和议会按宪法各司其职。所以，在解散国民党的乱命颁布后，他不愿像前任总理唐绍仪一样，因为不肯副署而与袁世凯公开决裂，使政局混乱不可收拾，满心打算袁世凯满足一定欲望之后，就会尊重宪法，让他和阁员们按宪法履行职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实际上，当时有这种幻想的并不止一个熊希龄，梁启超、汤化龙等主张宪政的政坛显要们无不如此，而袁世凯也窥破了他们的这种心理，屡次承诺“不作皇帝，不专制，不违法，不解散议会”。孰料袁世凯使国会名存实亡后，另组“政治会议”与“约法会议”，并终于在1914年1月10日颁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迫于情势，内阁亦不得不副署。

国会解散后不久，熊希龄也辞职下台。书生熊希龄到底不是枭雄袁世凯的对手。事后熊氏在写给好友的一封信中说：“弟以庸才，躬丁乱世……虽明知项城权诈，然因时势所趋，百端迁就，冀其统一环区、存此社稷，不料竟为所卖!”这里既道出了他对袁世凯委曲求全的苦心，也充满了受骗后的愤慨。

“赎政治之罪戾”，返归慈善

熊希龄下半生的事业唯在于北京香山慈幼院。

香山慈幼院前身为北京慈幼局。1917年夏末秋初，北方发生大面积水灾，19000个村庄被淹，635万灾民无家可归。儿童命运尤其悲惨，插标卖首和遗弃路边的灾童比比皆是。熊希龄受命督办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目睹惨况，不禁潸然泪下。为救济灾童，他决定在北京设立慈幼局，原拟设立5个月。1918年水灾平息后，大部分灾童逐渐被其父母领回，但最后仍有200多人没人认领。水灾河工督办处不得不设一个永久性场所和机构来收养儿童，于是在北京西郊香山选址建造慈幼院。因为各省不时向慈幼院送灾童和学生，慈幼院规模不断扩大，最多时学生达两千余人。

香山慈幼院不仅是专为收养孤贫儿童而设立的慈善教育机关，而且是对他们进行教育的学校，使之学到一定的知识和劳动生产技能以自立于社会，推行的是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体制。慈幼院的教育理念和创办实绩，为当时社会所公认。

慈幼院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1930年11月，因政府原先承诺的经费迟迟不到位，10名学生徒步赴南京请愿，轰动一时。为解决经费难题，作为院长的熊希龄，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向社会募捐，向政府呼吁拨款，另一方面自己也投入了大量财力，1932年，更有将全部家产捐献给救助儿童慈善事业的惊人义举。为了办好慈幼院，熊希龄堪称殚精竭虑。慈幼院的院歌、标语权系其本人亲撰。今人所编《熊希龄集》中，可以看到他和教职员的一次谈话记录。熊希龄说：“关于学生方面，应该每学期量一量磅，以考查各人体格的强弱……今年农场送我一些香蕉、梨，比较去年的反而小起来，去年送我的，我就觉得不如前年的，我想这样的下去，将来简直小得不成样子了……也是不知研究改良的原因啊!”可见他为教养儿童，虑事之周密深刻。他的夫人朱其慧未任实职，但对慈幼院也有很多贡献。熊夫人逝世后，熊希龄续娶一代名媛、女界之杰毛彦文，很大程度上也是着眼于毛彦文的教育专家身份。果然，后来毛彦文不负熊氏所托，在其身后挑起了慈幼院的重担。

慈幼院寄托着晚年熊希龄的心血和情感，这与他对自己从政经历的认识有关。他曾感慨地说：“希龄服务社会，有十五六年了。从前过的是政界生活，和老百姓隔膜太远，就不知道怎么叫作民间疾苦。自从民国六年办理一回水灾，亲自下去查勘，这才知道农村生活的状况，和我们政治界从前的错误与罪恶。就把政治看得淡了，毅然决然把它搁开，实力为社会服务。想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小孩子是人民的基础……只要下些功夫，把他教训好，个个都为健全国民，这是多么要紧的问题呢。所以我从这个地方下手。”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久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激发了爱国热情。他在香山慈幼院发布总动员之通告中说：“国难临头，已及眉睫……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尚存，誓当奋斗。”他并没有说大话，1933年4月亲率红十字会救护队前往喜峰口、古北口前线视察。他向执政者大声疾呼：“即谓热河问题，不仅在军事布置，尤须先行废除亩捐，减轻农民负担，方可收拾已去之民心。”后来局势的演变果然被他言中。

1937年12月，熊希龄离开沦陷于日军之手的京城，转赴香港。21日，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说：“此间生活程度太高，恐难久居，行将回湘……”可见捐献全部家产后的熊希龄，这时经济已颇为窘迫。写此信后四日熊希龄因病在港去世，战乱中，无法北上安葬，暂厝于香港华人墓地。

1992年5月17日，由熊希龄的学生们组织的香山慈幼院校友会，为他在北京香山举行了浓重的骨灰迎接与归葬典礼，参加仪典的海内外各界人士、亲友和校友逾千人，分别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内地和台港，这时距其逝世已长达五十余载。当时之盛况，和熊氏学生们所表现出的历经沧桑而不变的真挚情感，不能不让人想起孔子悼念春秋时期郑国执政者子产的一句话：古之遗爱也。

责编：朱晓华

来源：同舟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