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再谈谭嗣同精神

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6年04月25日GB07版

文丨欧阳哲生

在维新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历史人物，除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外，就要算谭嗣同(1865- 1898)了。从思想史的意义来说，谭嗣同的价值似在梁启超之上，至少在戊戌维新时期可作如是看，梁启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虽在谭嗣同之上，但他是以传播、发挥康有为的思想为主，而谭嗣同有其独创意义的思想。侯外庐先生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都有专章探讨谭嗣同的启蒙思想或哲学思想，而没有梁任公。谭嗣同是一位颇具个性的维新思想家，如果没有谭嗣同在菜市口演出的壮烈牺牲一幕，戊戌变法简直就是一个作鸟兽散的结局，但有了谭氏壮怀激烈献身的那一幕悲壮场面，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变革运动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开始。

谭嗣同生前所发出的最后感慨：“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而流血者，流血请自嗣同始，”“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是大家熟知的一段谭嗣同遗言。谭嗣同毅然以“流血变法”启迪后人。可见，他是自觉以自己的生命对变法精神做新的诠释，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变法”、“维新”古已有之。历史上我们熟知的有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戊戌变法是一批具有传统背景而又倾向改革、对西学抱有热情态度的士人发起并领导的运动，它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变法”，它具有“维新”的意义。这个“维新”主要是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现代化之路。“变法”、“维新”的自我定位表现了运动既有与传统相承继的一面，又有开拓、改革的革新一面。在这场运动中担负领导角色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按照传统儒家的道德理想来要求和塑造自己。他们对新输入的“西学”知识孜孜以求，但与对传统的功名的追求相比，在当时又处在次要的地位。这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中体西用”模式对他们的限制。

在革命话语中，戊戌变法一度被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变法的失败被视为是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证明。从当时历史的情形看，“维新”作为进步、改革士人的诉求引发了巨大的思想解放浪潮。“变法”并非改良，而是具有相当浓厚的激进色彩。改良是与革命并行的选择，在近代意义的革命尚未走上历史舞台前，“维新”、“变法”是历史发展所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梯。它遭遇的阻拦，唤起改革者更大的反抗，这就是后来革命的起源。从甲午战争结束到1927年大革命，这是中国近代思想急速转变、极不稳定的时期，戊戌维新可谓这一历史大转型的开端。梁启超说：“谭浏阳志节、学行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性的世纪。谭嗣同的思想后来实际上成为革命派、共产党人继承的遗产，其因也在于此。

谭嗣同只活了三十三岁。梁启超称他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从他留下的《仁学》遗稿看，他有意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至少是系统清理自己的思想来源。但这一工作因其猝逝，还没达到瓜熟蒂落的成熟地步就中止了。所以，我们只能遗憾地说，谭嗣同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未完成。

如将谭嗣同与其他同时期戊戌维新的领导人，如康有为、梁启超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谭氏至少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他出身权贵之家，属于上层士宦子弟，这与出身中、下层的康、梁等人有很大差异。谭周游四方、广结各界朋友、见多识广、谙熟政治内情，与他的出身有相当关系。二是1895年以前，谭嗣同的生活区域、交游圈子几乎都在内地。美国学者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一书将中国近代改革人物的产生分为沿海与内地两种类型。显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属于沿海型的改革思想家，他们出生在珠江三角洲，生活在东南沿海，比较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和影响;而谭嗣同属于内地型的改革思想家，由于接触外界的信息相对有限，他的思想动力和思想资源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传统。那么，从谭嗣同留下的思想文献看，在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中，那些传统思想资源构成他的革新思想来源：

一是与湖湘学派相承接的“道德实用理性”。谭嗣同受湖湘学派的张载、王夫之影响甚大。梁启超称他：“又好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

张灏先生在《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 谭嗣同的思想分析》一书中曾详细地论证了这一点。张载的道德精神、宇宙意识，王夫之的“实学”、“学以致用”以及近代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对谭氏的思想影响极大。

二是墨学的“任侠”和“格致”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谭嗣同十九岁时开始研读《墨子》，他在《仁学·自叙》中说，“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谭嗣同性情豪放、广游四方、喜结义士所表现的正是墨家的“任侠”精神。墨家讲究名学(逻辑)，喜讲“格致”，是先秦诸子中最接近科学方法的一家。谭嗣同意识到墨学之“格致”与西学有相通之处，故特别有意发掘。

三是大乘佛教的宗教精神。谭嗣同尝游南京，从杨仁山学佛一年(1896- 1897)，“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佛教对谭嗣同的思想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是对生死无常、世道淡远的感叹，谭嗣同早年多遭家变，这对他寻求佛教慰藉可能产生一定影响;但佛教给他的更大影响可能是“大无畏”思想。他曾在致欧阳中鹄的信中说：“佛说以无畏为主，已成德者名大无畏，教人也名施无畏，而无畏之源出于慈悲，故为度一切众生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谭嗣同显然赞赏佛教的“大无畏”精神，视之为“仁”的境界。他最终选择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变法献身，与其身所蕴含的宗教精神有关。

梁启超在《湖南广东情形》一文中论及近代湖南新旧两派对立时说：“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发逆之役(指太平天国运动)，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洋人之风已起。虽然，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新旧两派极端对立，旧派以叶德辉、王先谦为代表，新派则以谭嗣同为急先锋，双方之矛盾势同水火。可见，湖南近代思想界的分化与传统自身的裂变有相当的关系。传统既可成为守旧的藩篱，也可演变、进化为维新的动力。谭嗣同的思想演变是传统思想向新转化的一个实例。因为身处传统之中，对其知之甚深，谭嗣同思想中讲求“仁学”、坚守“志节”，体现了传统思想在近代演进中鲜活的生命力。

注：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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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