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西汉初年一位少有的青年才俊，但他一生的命运也令人叹惋。

公元前202年，年仅20多岁的刘恒被周勃、灌婴等一帮老臣拥立为帝。这时，大汉王朝立国才20多年，国力不强，根基不稳，外有匈奴的威胁，内部的问题更多，如粮食不足、制度不完备，还有逐渐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的诸侯王问题等。这对20多岁的皇帝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挑战。

同样年轻的贾谊就在这时进入文帝的视野。这个20多岁却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步入政坛后擢升的速度很快。他先是被文帝召为博士，由于应对得体，议论能切中要害，不到一年，就被文帝提拔为太中大夫。知遇之恩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他屡次上书，或总结秦帝国灭亡的教训，或就新兴大汉帝国所面临的问题向皇帝建言献策。他著名的文章《过秦论》、《论积贮疏》等就写于此时。

贾谊显然忽视了皇帝即位不久、根基未稳这样一个事实。当他倡言的改革涉及制度层面时，马上遇到了阻力。《汉书·贾谊传》载，当贾谊提议“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 并着手“草具其仪法”时，年轻皇帝的态度，就非常微妙。皇帝一方面对贾谊改定制度的建议推辞拒绝，说自己没有闲暇施行，一方面却又“议以谊任公卿之位”，想把贾谊提拔至公卿之位。皇帝的做法，大概是对掌权老臣的一种试探。

果不其然，贾谊受到了老臣们的反击，而这些人正是当初拥立文帝的周勃、灌婴等人。他们是开国之臣，打过天下，平过叛乱，平定诸吕是他们的功劳，拥立文帝更是他们的功劳。对贾谊这颗快速升起的政治新星，他们也经历了由赞赏到嫉妒的快速转变。他们向皇帝进言，说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被迫疏远了贾谊，让他离开京城，去做长沙王的太傅。这时候是文帝三年。

在被贬期间，贾谊留下两篇著名的赋，即《吊屈原赋》和《服鸟赋》。从这两篇赋看，贾谊的心情是灰暗的。所幸文帝七年，他再一次被文帝召到身边。《汉书》记载，贾谊刚一入见，就被文帝召至宣室，询问鬼神之事。文帝与贾谊深谈至夜半，最后感叹：“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从谈话的时间及文帝的语气来看，所谈的恐怕不仅止于鬼神之事。此后贾谊被任命为文帝幼子梁王的太傅。

贾谊的政治热情又一次被激发。他著名的万言书《陈政事疏》大概就写于这个时候。他的文章，从风俗、制度到农业、边备、诸侯国的问题，都有涉及。他的政治敏锐性、务实的态度、过人的才华在这篇雄文中展露无遗。但命运再一次和贾谊开了个玩笑。数年后，梁王坠马而死。贾谊因为梁王的死，自责自伤，过了一年多，竟至哭泣而死。时年33岁。

前人评价贾谊的诗文很多，但主要都集中在文帝对贾谊是否“尽用其才”，也即贾谊“遇”与“不遇”的问题上。《汉书·贾谊传》就认为，贾谊提出的政治理论及具体主张是得到了文帝的响应和施行的：“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因此班固认为“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北宋改革家王安石也持相似的观点。他在《贾生》一诗中说：“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但王安石的诗中恐怕有赌气的意味，他认为，如果和历史上那些位高权重但意见却不被接纳的人相比，文帝已待你贾谊不薄了，起码你提出的建议已被文帝大体施行了。

认为贾谊“不遇”的人也不少，但对贾谊“才不尽用”原因的认知却不尽相同。如李商隐那首著名的七绝《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强调贾谊无与伦比的才华，是为了把“不能用人”的板子重重地打在文帝身上。苏轼却对贾谊“不遇”的原因另有看法。他在著名的《贾谊论》中认为贾谊没有“尽用其才”的原因在于自身气量的狭小。他认为贾谊最大的问题在于不能“忍”与不善“处穷”，并为贾谊写了个评语：“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而欧阳修早年所写的《贾谊不至公卿论》，把贾谊才不尽用的原因总结为“孝文之初立日浅，而宿将老臣方握其事”，并认为这些老臣舞刀弄枪在行，但“朴而少文，昧于大体”，缺乏必要的政治远见与政治素质，因而排斥贾谊。

平心而论，文帝是一个明君。从他对贾谊的重视程度看，他与贾谊也算是君臣相得。贾谊被流放长沙是形格势禁的结果;贾谊最后自伤自责而死，确实是气量的问题。至于后世对贾谊的评价，大多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是不足为据的。

作者：李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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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安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