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2月13日生于中国台湾高雄大寮乡眷村，现代作家。1988年迁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1994年，出版《人在欧洲》。1998年，她的三部书《啊，上海男人》、《这个动荡的世界》、《故乡异乡》在上海相继发行。 1999年，龙应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2008年在香港大学教授任上获评为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2010年11月15日，龙应台以260万人民币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16名，引发广泛关注。 2014年12月5日，正式卸任台湾“文化部长”。

人物故事：

你所不知道的龙应台

文丨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黄广明 发自香港

我们想报道一个内心深处的龙应台。她告诉我们，要先看她的书。后来我们才知道，1999年，台北市长马英九邀请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龙应台并未当即应允，而是对马市长冷冷地说，你先看看我的书。“我认真地看了她所有的作品，几经交流她才答应。”马英九后来谈起这件事，笑着说，“也许她认为我孺子可教。”

远远望去，她犀利的文章，她轮廓鲜明的面庞，都让人觉得她是不好接近的人。事实却并非如此。

像马英九一样，我们也认真地读完了龙应台几乎所有的作品。我们发现，我们想了解的，关于她的所有问题，包括她的成长经历、她的心路历程、她对两岸问题和国际大事的态度，几乎都可以从她的文字中找到答案。

但是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如此丰富，如此庞杂，如此深刻，如此天真，如此难以一言说尽的龙应台。

在书房里秉笔直书，忧国忧民的龙应台;在讲坛上时而壮怀激烈，时而喁喁细语的龙应台;与友人餐聚时往朋友碟中夹菜的龙应台;初为人母时满心喜悦给孩子喂奶的龙应台;一身运动短装、流连菜场巷尾、像一个青春期的女孩一样兴奋地去买花的龙应台。

“大男人”的龙应台，“小女人”的龙应台，哪个才是真正的龙应台?

母与子

“如果安德烈是一个女儿，可能就不会有这本书，有这本书是因为He is too difficult。”龙应台说，“有时我有点哀怨，我要是有个女儿多好。可是安德烈，他可能陪我逛街吗?可能陪我买内衣吗?就像今天，我来之前问他，我穿什么衣服比较好?——我是自取其辱啊，他甩都不甩你。”

会场上一片笑声。

中年龙应台上身着一件白色开襟绒线衣，下身着黑色绒线裙，一改往日的干练冷峻，显得温婉可亲。22岁的儿子安德烈陪伴在旁，身材高挑，高鼻深目，却有一头黑发，一名欧亚混血的欧洲青年。这是去年深秋的一天，香港大学图书馆，《亲爱的安德烈》新书新闻发布会现场。

这本书收录的是2004年至2007年间母子俩的通信，这期间，龙应台多数时间在港台两地，而安德烈主要在德国。说起这些通信的起因，竟是龙应台“哀求”、安德烈“妥协”的结果。1999年，龙应台应台北市长马英九之邀，离开旅居十多年的德国，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这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4岁，一个10岁。出任局长3年，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孩子。

对龙应台而言，给儿子的电话，除了表达亲情，还有寻求慰藉。文化局长龙应台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还要面临“议会”、民众、媒体方方面面的压力，白天饱受折磨，晚上回家，只能靠读古书和给孩子打电话来缓解。电话多了，难免热脸碰上冷屁股。“他们不知道，电话那头是一个受伤的灵魂，拿起电话很想贴近他，可是他说‘Oh my god，again!’白天受伤了，晚上继续受伤。”

龙应台不了解的是，安德烈正在长大成人，再不是她从前“可爱可亲可抱”的安安了。每当周末他与朋友聚会，不断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然后告诉朋友“这不是女友是妈妈”时，他都会异常尴尬。

即使是通话，也都是——“你好吗?”“好啊。”“学校如何?”“没问题。”之后便难以继续下去。

“我走近他，他后退;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18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莫非就像无数西方的家庭一样，随着子女长大成人，两代人之间便渐行渐远，逐渐陌生?龙应台不甘心。她提出建议，愿不愿意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感情?没想到安德烈同意了，条件是：你不要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2003年，马英九连任台北市长，要求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文化界要求她留任的呼声也很高，但龙应台却坚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多留一些时间给孩子。“那时我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周末，没有个人生活。”龙应台说，突然感觉，“会不会你赢得了全世界，但你失去了你的孩子?”

龙应台离开得很彻底，辞去官职，离开台湾，到香港高校教书，重归学者作家生活。

2004年5月开始，龙应台与安德烈通过电子邮件，有了书信往来。

让龙应台始料未及的是，她与18岁的儿子沟通如此艰难，充满了挫折感。“这本书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我的努力展现出来。”

安德烈给妈妈写信，“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18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

龙应台收信后紧张得要命，“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能不能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安德烈回信给母亲，“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让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在台湾，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20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

安德烈写信给母亲，“MM，你跟我说话的方式，还是把我当14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21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权利!……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在安德烈眼中，龙应台并不是一个著名的作家，而是一个与天下所有母亲无异的母亲，温和，关爱，琐碎，甚至有点唠叨。

龙应台也意识到两人的差异，“他把写作当作‘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终于，这种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差异在一次对抗中有了最充分最彻底的体现。2007年夏天，安德烈和飞利普都计划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龙应台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一个做母亲的女人的快乐想象：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多愉快。

但是，现实击碎了龙应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和谐”图景。21岁的安德烈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

“他说得对，” 18岁的“跟屁虫”飞利普说，“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

龙应台可怜巴巴地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两人眼晴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无奈之下，到了上海，龙应台只得与安德烈和飞利普分住两处。龙应台说，作为一个母亲，她真的很受伤。她甚至“哀求”儿子——两名德国青年：我尊重你们独立自主的“欧洲价值”，你们能否也照顾一下老妈“注重亲情”的“亚洲价值”?

母亲角色让龙应台对儿子心存关爱、呵护甚至“操控”，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龙应台又时刻提醒自己，孩子已成年，有行动的自由。有时候她看到安德烈抽烟，恨不得立即把他的烟抓掉，“但立即你又想，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你有什么资格不让他抽烟。”还有，这次出书在台湾一纸风行，安德烈作为另一作者，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稿酬。这笔钱是寄存在自己名下，还是现在就交给安德烈?龙应台颇费思量，给安德烈自己吧，怕他乱花，但又凭什么不给他?他是成年人啊。尽管不情愿，她不得不承认儿子日渐独立，渐行渐远。

面对二十出头的儿子，龙应台就这样长期生活在一种矛盾之中，与天下所有的母亲没有两样。

安德烈一方面有着年轻人的桀骜，一方面又非常清醒。有一天，他对母亲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你哪里‘平庸’了?”龙应台说，“‘平庸’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

龙应台看着安德烈，有些惊讶。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最最平庸的人。”

龙应台后来写信告诉儿子，“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嘉咸街

从九龙半岛的尖沙嘴看对面的香港岛，全世界最壮丽的城市景观尽收眼底：一座座璀璨的高楼凭海而起，倚山而上，骄傲地向世人展示着这座城市现代而美丽的风貌。这是香港的名片。但许多人却不知，来到香港岛，深入这些高楼大厦的背后，几步之遥，就会发现许多狭窄的街道，寻常的巷陌，陈旧的楼房，还有，那些占道经营、摆满了水果蔬菜猪肉鲜花的菜场，拥挤逼仄，人声鼎沸，偶尔有衣衫褴褛的老人佝偻着走过，与全世界发达或者欠发达国家地区的市井别无二致。

这个深秋的周末午后，龙应台一身精神的运动装，像一名高中女生，在这条充满市井气息的嘉咸街与我们见面。而就在昨天，她还在名流云集的新书发布会上侃侃而谈。

前面，是她所批判的中环价值——金钱至上，商业理性，在香港占主流;而这里，是她所钟爱的老街老巷，乡土人情，却日渐萎缩。

街道自山腰通往山脚，宽仅容三四人并行，以内地的标准衡量，几乎家家店铺都是占道经营。在这条摩肩接踵的小街上，龙应台穿行于花店、肉铺、菜摊之间，时而与白发苍苍的街坊聊上两句，时而对准旮旯里一只屠宰了的大白猪拍几张照片。

在龙应台看来，嘉咸街这样的处所，是千街一面的香港难得的景观。记者想起了去年夏天的香港书展上，龙应台所做的演讲——《香港十个没有打开的抽屉》。

嘉咸街，“往里走，可以看到什么?有人。有人代表什么?有生活。有生活代表什么?代表着有记忆，有感情。有感情，有记忆代表什么?有历史。有历史代表什么?有未来。我告诉你这一条短短的嘉咸街有多少故事的可能。”

龙应台说，不要小看那些乌七抹黑的建筑，那些建筑都不能除之而后快，重要的是想出一种办法，既把前边的乌七抹黑的楼里边的记忆保留下来，同时也让那个乌七八黑的楼变成一个可爱的东西。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里变外不变。可以改造嘉咸街的地下水、电力系统及消防设施等，外面的人没有理由要求住在北京胡同、上海石库门或者香港老街巷里头的人去过古代的不舒服的生活，但建筑的外部格局不变，要保留它人与人之间相濡以沫的文化生活方式。这样可谓一举两得，既让里头的居民生活有现代的舒适，同时也保留原来的人文肌理，这正是城市魅力之所在。古香古色又十足现代的欧洲，就是这样保护古城古街的。

但嘉咸街马上就要被拆了，像内地拆迁一样，理由是它影响香港市容。龙应台愤愤地说，“香港官员没文化，没眼光。”

“人本是散乱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条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她在给香港媒体写的“沙湾径25号”专栏文章中写道。

对人的关怀

“我在写《野火集》时，也在写另一本书《孩子，你慢慢来》，这两本书，一本像刀剑，一本像温柔的羽毛，可是它们的核心东西是，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深切的爱，还是一样的东西。”

龙应台似乎一直都生存于这种两极当中，而且这两极在她身上如此融洽，她的“大男人”与“小女子”，她的忧国忧民与注重家庭，她怒发冲冠的《野火集》与育儿日记般琐碎的《孩子，你慢慢来》，她于《野火集》在台湾掀起大风大浪时却悄然离台到欧洲育儿，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龙应台显然已经是一位成功人士，她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住着宽敞的海景房，她的新书发布会可以请来林青霞这样的“family friend”捧场。从社会地位看，龙应台已然跻身社会的高阶，但是，她却没有一点对既得利益的瞻前顾后和高阶层的保守。

批判，是龙应台的职业，这个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的知识分子，走到哪里，就要把火点到哪里，套用一句大陆的谑语，“有问题要批判，没有问题创造问题也要批判”。

2000年，龙应台在台湾举办了一个追思被杀害的共产党人的展览，展览开幕后，民众反应热烈，但是攻讦果然如排山倒海而来。龙应台被称为“刽子手”、“加害者”、“文化希特勒”、“共产党的同路人”……

龙应台冷眼相对：“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国民党，民进党，XX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

平民意识和平民视角，是龙应台心灵的底色。在台北成立龙应台文化基金会，开会时，她要求嘉宾坐两边，民众坐中间。“我知道我所谓的文字的影响力，我倒是一点都不觉得骄傲。作为一个难民的女儿，在台湾的穷苦乡下长大，是最底层最底层的人，我有一个自然而然很深沉的关怀，如果这20年，所有的作品要找一个核心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对人的关怀。”

【龙应台：用心触摸“梦乡”】

来源：衡阳日报 作者：朱婷

上世纪80年代，一本《野火集》，让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红遍了海峡两岸。这个特立独行的女子，以一支纤笔驰骋文坛，或金刚怒目，或温婉深情，字里行间尽显万千气象。

在龙应台的祖籍湖南衡阳，记者日前“偶遇”了回乡的她，在这片她称之为“永远的梦乡”的土地上，有她家族的悲欢离合，亦有她一次次向时光深处的回溯与凝望——

初秋的湖南凉意阵阵，在山清水秀的湘南小城衡东，氵米 水河畔烟雨迷蒙，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和她的哥哥龙应达远道而来。

这里是龙应台的祖籍地，也是她无数次在父亲的描述中想象、却多年无法触摸到的“梦乡”。此次还乡，则是因为她姑姑的逝去，感怀于生离死别的龙应台，在父辈的故乡，又完成了一次不乏苍凉的“目送”。

时光深处的乡音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这是龙应台在《目送》中描写的片段。

同样是阴雨连绵的天气，龙应台与她的哥哥龙应扬、龙应达等人，默默跪拜于殡仪馆内姑姑的灵堂前，做最后的告别。

身著黑外套、白衬衫的龙应台，独自在细雨霏霏的县城里转了许久。在这座小城外的某个乡村，是她父亲的故乡。如今，那里埋着父亲和姑姑的骨灰，她的亲生哥哥龙应扬仍然生活在那里，当然，还有与她存在某种血脉联系的整个龙氏宗族。

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乡音，敲击着她的耳膜。这是父亲龙槐生生前的语调，此时从小城街头的商店、理发店、菜市场传出来，从街上男女老少的嘴里吐出来。龙应台说，我在街上一直听，我觉得听不够这里的乡音。

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随国民党军队移居台湾，一生的命运被时代错置，满口的乡音似乎也变成了一个“错误”。生长于台南乡下的龙应台，从小说闽南话，对于父亲说的那种“谁也听不懂的语言”，感到奇怪和陌生。

直到2004年，龙应台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湖南衡东龙家院的山沟沟，看到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家，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时，一直忍着眼泪的她，再也忍不住了。

“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近代史。”龙应台在文章里写道。

后来，她在这里的乡村小学，听到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朗诵《陈情表》，抑扬顿挫之处，竟然与父亲当年念给她听的一模一样。

父辈的人生，就像那双被她的父亲随身携带了几十年、却一直舍不得穿的鞋底，原本洁白温暖的棉布，在时代的匆忙之中，经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已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

离别的车站

弟弟妹妹回乡，跑上跑下的哥哥龙应扬显得特别高兴。

在龙应台的书里，龙应扬就是那个“追火车的小孩”。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一念之间被奶奶从车站抱回去的小应扬，没想到与父母一别就是近半个世纪。

1985年，当龙应台第一次见到这个素昧平生的哥哥时，“应扬皮肤黝黑，穿着农民的粗布，带着底层人民的谦抑神情”。但龙应台一眼在人群中认出了他，因为应扬脸上有一双和母亲美君一样的深凹、明亮的眼睛。

多年以后，说起离别的衡山火车站，六十多岁的龙应扬还是会哽咽：“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经过龙家院速度都还很慢，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拼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永远在一列开动的火车里，他永远都追不上。

龙应台亲自找回了这个“失落”的哥哥，上世纪80年代末，当一家人终于在香港团圆时，应扬与父母弟妹们抱头痛哭。

2009年，龙应台来到衡山火车站，惊讶于它与母亲应美君所描述的1949年的衡山火车站几乎一样。注视着小小的、有些破旧的火车站，龙应台想象着60年前的那场别离，她多么想跳下月台，趴在轨道上，耳朵贴着铁轨，听60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隧道里渐渐行驶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

如今，兄妹几人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迥异的生活环境和经历，并未造成骨肉血亲的疏离。当哥哥龙应扬用浓厚的湖南乡音与来自海峡对岸的弟弟妹妹交谈时，当兄妹几人在餐桌上共同举杯时，一家人的交流如此融洽!

小小的衡山火车站，不仅见证了当年的离乱，也目睹了这个家庭的团聚。悲欢离合总是情，这短暂的聚首，足以让散落在海峡两岸的兄妹们心头涌起阵阵暖意。

触摸“梦乡”

作为湖南的女儿，龙应台对父亲的故乡同样充满感情。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由对父母的疼惜，从而关切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龙应台一次次回到这里，在与长辈的交谈中，想象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她翻开《衡山县志》，想到自己的父亲：“一个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这片土地，是怎样的一片土地呢?”在依山傍水的龙家院，她与素未谋面的亲戚们一见如故，听他们讲述族人的故事。暮色苍茫的时候，她独自穿行在田埂上，看着村庄里升起炊烟袅袅，火车长啸着缓缓驶过大地。

坐在湘江漫荡的一叶小舟上，她想到一千年前，大学者朱熹和张栻就是在这条大江的一个渡口上岸，“朱张会讲”的消息轰动士林，使得湘江畔“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也是在这条大江的一个渡口，二十三岁的长沙师范学生毛泽东，在一九一六年的夏天，和好友萧瑜用一把雨伞挑著一个小包袱，故意不带钱，用“叫化子”的方式步行千里去认识自己的土地……

她同样关心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疾苦，环境的污染，在《父亲的故乡》一文中，她为被工厂污染的水质大声疾呼，期待唤醒人们的公民意识，她也为这里的点滴变化感到欣慰。

一次次触摸真实存在的“梦乡”，龙应台找到了自己与这片土地的隐秘精神联系，化为笔底的感人故事和灵动意象。而从《野火集》到《百年思索》，“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精神，更是一直在龙应台的思想文字中隐隐跃动。

正如龙应台所说，自己对于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这种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走遍千山万水，心怀“梦乡”的龙应台，她的意境越发深邃辽阔，如同浩瀚海洋。

龙应台的拥抱

大名鼎鼎的龙应台回到祖籍地湖南，自然有不少人慕名求见，不喜热闹的她几乎都婉拒了。当笔者终于以读者和同乡的身份见到她时，见到的并不是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龙应台，而是一个温情脉脉的长辈。

白色棉质衬衫、齐耳短发，眼神是亮的，刚从小城街头漫步回来，脸上还有微微的疲倦。听说我等了好几个小时，她甚至有些歉意地拉住了我的手。问起她的近况时，她说最近自己非常忙碌，下一本书正在紧张写作中。

问到《野火集》，她笑称“那时太天真了，不知道别人死得多惨，只是说自己想说的话，就是那么单纯”。在台湾社会没有开放自由的时候，《野火集》因为讲真话，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龙应台也成为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侠”。“现在各路英雄都出来了，说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的人很多，也没有那种特别重大的事情，让我有强烈的冲动和急迫性，觉得非写这样的文章不可。”龙应台说。

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龙应台表示，人生阶段不一样，写出来的东西也不同，“像《目送》，我三十年前写不出来的呀，二十年前写不出来，十年前也写不出来。所以不是说大众很需要你，为了你的读者来写，而是我人生到哪个阶段我写到哪，一定是对自己负责的。”

听说笔者喜欢她的不少文章，龙应台很认真地询问，你读《亲爱的安德烈》时，会站在安德烈那边吗? 对于孩子的教育，她认为幸福比成功更重要，像所有父母一样，龙应台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幸福的人。

“你对将来有什么想象?你想做什么?”龙应台也会主动“提问”笔者。在龙应台看来，台湾与大陆的青年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对理想的追求、对爱情的向往、对生活的困惑，两岸年轻人几乎没什么两样。

临别时，龙应台站起身来，两度与我拥抱。“你到台湾的话，希望你去龙应台基金会走一走，认识一些和你一样的台湾年轻人”，柔和的灯光下，这位看似冷峻的女中豪杰，竟是如此温暖可亲。

【龙应台这个人】

文丨弘 征

编者按：

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祖籍湖南衡山，生于台湾高雄县大寮乡的眷村，是台湾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识分子，著有《野火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等评论集，散文《百年思索》、《面对大海的时候》、《孩子你慢慢来》等。其夫为德国人，育有两子。她在台湾社会民主化历程中扮演一定角色，多次在不同场合极力宣扬“台湾式的民主”，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与争议。

1974年，她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获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毕业后，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英文系、淡江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等。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为期3年，期间推动本土文化及保护树木等政策措施。之后客居香港，先后任香港城市大学及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现为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

这个题目就是“抄袭”她的。1997年7月，她自德国法兰克福写了一篇《弘征这个人》，同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在刊出时，编者改题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其实，还是原题更富有人情味。然而，现在要套用这个题目来写她，可就难了。虽然曾经写过《龙应台的“面具”》、《大陆版的“野火”是怎么燃起来的》等，皆主要是说书言事，并非重点写人。还是跟着感觉走吧，写点近距离的印象，也算是不离题了。

和她通信是在二十几年前。1998年夏天，她尚侨居瑞士苏黎士，我写信给她，要求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大陆出版她的《野火集》。之后经常通信，接她从国外打来的电话，看她寄来的照片，堪称已熟悉音容笑貌。在和她见面之前，倒是先认识了她的双亲。一直到1995年8月，才忽然收到她自法兰克福的来信说：“上次家父母去长沙，多蒙您照应，非常感谢。这一回，我自己要来叨扰了。父母年事已高，所以我决定和他们一起返乡探亲……希望那段时间您刚好在，天南地北的，见一面可真不容易……”

那次她是陪父母从台北先到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千岛湖，然后到江西婺源看舅舅再回到湖南衡东，才一个人来长沙找我。

那天快到中午，放下电话，我立即到舍旁的大马路上去接她。只见她已下车拖着一只手提箱迎面走来，一袭浅色的西装套裙，足穿一双那种俗称“一脚蹬”，连袜子都没有穿，从头到脚看不到一点长期生活在欧美的痕迹，也不像已见过许多的来自台湾回大陆探亲的女性，我不禁脱口而出：“欢迎来自衡东的乡村女教师。”

吃过中饭，我提议去参观岳麓书院。因为我在读她的书和通信中，早就感到她虽然是一位英美比较文学博士，但所散发出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气息极浓，行文中每见有老庄相与晤谈，听到有王船山、张岱、袁中郎等人的插话。即使读她的评小说，也不似有些并未喝过洋墨水的评论家，热衷于模仿不类中国人说话的洋腔。“真像你说的那样吗?”没想到刚只进入到第一道门，徜徉于绿荫掩映的白墙青瓦之间，她就立刻痴迷了。从大厅的讲坛，两旁的学生斋舍，左侧的亭园，后面的御书楼以及文泉、回廊、碑刻……流连不舍，似乎都听到了历史的跫音。一面不断地向匆忙赶来的书院研究员邓洪波提出种种问题，诸如书院和官府的关系，相对独立或成为统治者权势的延伸，书院的独立人格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因为已商定晚上去湘西需要回去收拾点行装，上车前还得去赴省作协的晚宴，每到一处我都提醒她抓紧时间，她皆连声说好，但到了下一处依然故我，最后只有拉着她快步往外走。已看到司机在门口频频招手，不料正见有一位七八岁的小女孩在赫曦台上蘸着清水写擘窠大字，又连忙跑了上去，蹲下来同她絮絮叨叨，真是拿她没办法!

这次游览，她回到法兰克福就寄来一篇脍炙人口的《山间小路》，湖南的《书屋》杂志和上海《文汇报》都发了，后来又作为我给她编的那本《魂牵》的代序。在文末深情地写道：“我在树影斑驳的小路上徘徊，不忍离去，若有时间，真想在那百泉轩的廊下坐到黄昏，听风从深邃的起点悠悠吹来。”果然，我后来又陪她去过两次。第二次到时书院刚打开大门，从容地在院中逗留了差不多一上午，还去参观了隔壁的孔庙，观赏了院后唐李邕书写的《麓山寺碑》。第三次是06年的寒假，她带着德国籍的儿子安德烈来湖南寻根。

坐火车次晨到了吉首，同来迎接的当地作家张二牧，小陈立即驱车去凤凰，不料一辆还很新的面包车在半路便抛锚了。那时尚未流行都有手机，二牧正准备去一公里外的邮政所打电话再找一部车来，恰巧来了一辆在农村那种用手扶拖拉机改装的加斗车，她和我商量就坐这辆车去。二牧他们连连摇头说不可，怎么能让一位刚从德国回来的台湾大作家坐在这种摇摇晃晃的小拖上，至少也要等一辆那种虽然破旧但还有个坐位的中巴。我知道她不在乎，也许正想尝尝这种新鲜的滋味，只是也担心道路如此盘旋起伏坑窪，这位小拖拉机手一不小心，将我们永远留在凤凰山上。一行人从后面爬上了车，在塑料布篷下的两条长木板上同几位背背篓的大娘挤在一起，篷外还有一个农村小伙手攀篷柱在表演空中飞人。她兴高采烈地同大娘们攀谈，他们对她倒也不陌生，猜测她是从州里来的干部或者学校老师，只是听不懂她所说的“官话”，彼此南辕北辙地交流，车厢里笑声洋溢。我们问她在德国开的什么车，她说是“奔驰”和“宝马”，大家笑说她现在又新添了一部“凤凰”。

这次专程去湘西，主要是造访沈从文故居和谒墓，只是第二天返回吉首途中，才绕道拉尔山，走访了江山苗镇。苗家用甜米酒招待她，她兴奋地换上了一套苗家妇女服装，大家说那摸样、神情真像，加上她和这里的许多苗胞一样：姓龙。

沈从文故居是一座早几年刚修缮过的小院，陈列的旧时物什不多，有一张书桌是不久前才从北京运来的，连同沈夫人提供的一批照片。坪中的树下有一口大水缸，我们在大门口和水缸旁都拍了照。临走她说我们应该在这里签名，向这位文学大师表示最诚挚的敬意。但故居未备有签名本，二牧他们只好临时从隔壁找来一个小学生的作文本权充。联想到我和她第二次参观岳麓书院时在百泉轩饮茶，她在那块镌有梁启超手书“时务学堂故址”的石碑前端详良久，深深感受到她对前辈充满崇敬之情，非常注重中华文化的传承。

刚只接触一两天就觉得她有时候真是天真可掬，我戏称她是幼儿园大班的。那天早上到吉首在州政协院内喝茶候车，她站在门口看风景，待到二牧他们带了车来，才发觉她忽然不见了。急得大家满院子寻找，好一阵只见她从一户人家家里笑嘻嘻地走出来向大家报道：她见到了来大陆的第一只猫。原来，她在门口见到有一只猫在院里游逛，就一直跟随着进了养猫人的家里，也不知主人是否在家。

傍晚从沈从文的墓地回城，在街巷见到有几个小孩在吹泡泡胶，立即同小陈找个小摊去买了一板。晚餐后就急忙想进行表演，但找不到一个针状的东西将它启开，后来一个人关起门不知怎么弄成功了，立刻兴冲冲地跑到我面前，让我把手伸出来，吹出一个个小泡泡落在我的手上，炫耀她在台湾五岁时就吹过，嘲笑我先前在街上回答是吹肥皂泡泡。

1997年夏天在衡东县城，大家正谈论隔天要举行的她侄子的婚礼，她忽然提出让家人找两辆自行车要同我上街，还嘲讽地说：“你不会连脚踏车也不会骑吧?”我不会的事情很多，但骑自行车倒堪称里手，曾经在风雨中一手撑着油布伞在浏阳河大堤上来往自如。只是她这位开惯了奔驰、宝马的巾帼英雄，又正是全家忙着办喜事的头天，不要摔倒在街上去医院搽红药水才好。她父母只是笑不参与大家劝阻，她更是信心十足，说我一定赢不了她。果然一出门她就开始飞奔，我只好连忙追上去连道服输请她踩慢一点。好在那时县城里大白天人也不多，不像现在人流、车流蜂拥。一路踩到河边，看见河滩上开满不知名的草花，才连忙停下车去採。

晚上她又提出要上街看看。我也是第一次来衡东，不辨东西南北，好在县城不大，再迷路也不愁找不回衡东宾馆。漫无目的地来到一条灯光闪烁满是茶楼酒馆的小街，人声、卡拉OK声鼎沸，短裙、赤膊来往穿梭……她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这里想瞧瞧，那里也想看看，有些转弯抹角的地方我坚决不让她向里边走。有几家茶馆堂前有不知是真是假的花木扶疏，灯光幽暗，内中还有舞曲回旋，她一定要进去看看。本来这两人从口音、装束别人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我也不了解这地方的风气，生怕有人故意来惹事生非，瞧一下就催促她往外走。经过又一家门口听到有筝声飞出，她又说要进去听听，一位颇年轻的老板打量这两人觉得似乎有点不同，盛邀入座并询问姓名，我连忙说我们是来衡东出差的，不敢道出这位就是他们衡东人引以为骄傲的台湾女作家“龙旋风”，相谢过就让她“旋”出门了。我当时思忖：这在她，也许并不完全是出于好奇心，而是想观察街巷中的文化，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故乡人的精神面貌，只是我自以为负有保护她的重任，过于谨慎小心。

她说得一口很纯正的普通话，足够当电台主播。她嘲笑我说普通话的水平低，自夸她第一次到北京，连出租车司机都相信她是道地的北京人，只是在经过人民大会堂时问这是什么地方才一下子露了馅。有两次陪她到大学演讲，只见她站在台上纵论中西文学滔滔不绝，面对连走廊上、窗台上都挤满了屏息的听众舌吐莲花，她自己亦如花蕾自由开放。缜密机智，出口成章，真不愧是一位在美国、德国和台湾、香港名牌大学的名教授，又是一位笔下奔雷掣电、呼风唤雨的大作家，和那天真可掬，充满好奇心的龙“大班”似乎糅不到一起;细细的品味，又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龙应台。

在上海和长沙的书店与西安全国书市陪她为读者签名，面对望不断的长龙，从旁帮助揭封传递手忙脚乱，她笔下龙飞凤舞，一面和读者亲切交谈，尤其是老年读者。1998年10月那次在长沙市新华书店，由于头天晚上我女儿杨芹请她去电台做了一次访谈，有一位高年知识妇女听了大为感动，第二天一早就让家人一定要陪她来到签售现场，一瞻这位女博士的风采。嘱咐她这一本是为我自己签的，另一本是我要送给孙子的，每一本上面都要为之题上一句话。

她是一位难得的孝女。更难得是她对孝字的理解，不仅是一般的从衣食住医等方面关心照料，而是力求与上一辈声息相通。在《目送》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当他送别自己的儿子安安，凝视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那是她从美国读完博士后回到台湾教书，她父亲用他那辆运饲料的小货车长途送她去校，“到了我才发现，他没开到大学门口，而是停在侧旁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十几年来，我所目见的她便有四次陪父母回乡。第一次就是那次她陪父母回衡东，然后到长沙找我，我们从湘西回来后，她又陪同父母游览长沙。第二次是她唯一留在衡东的哥哥的儿子结婚。这个哥哥，她在《故乡·异乡》等文中，都虚虚实实的写到了：1949年他刚满一岁，在衡山火车站哭哭啼啼抓着奶奶不肯跟来接他的母亲上车。从此留在家乡从小到大，出身不好，父亲还是去台湾的宪兵队长，艰难和屈辱可想而知。父母特别觉得亏待了他，现在孙子结婚，是他们心中的头等大事，先从台北回到了家乡。龙应台也连忙从德国赶来，我陪她到衡东去见证了这农村传统习俗的婚礼。第三次是她父亲已经辞世，遗嘱要落叶归根，她的弟弟随母亲从台北捧着骨灰回乡，她也立即从国外赶到，乡亲们锣鼓喧天为之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和安葬仪式。在她扶着高龄的母亲登上开满茶花的山头去看选好的墓地时，询问我懂不懂风水?说她哥哥请来的地师告诉他们，这里朝向衡山岣嵝峰，是一块保佑子孙的宝地。我回答她说，岣嵝峰是衡山七十二峰的主峰，因而亦是衡山的别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相传禹得金简玉书于此。《道书》所谓岣嵝洞天也。”龙老伯念念不忘自己是衡山人，现在的墓地正朝向衡山，一定会含笑九泉，这地果然选得极好。至于说到子孙，现在四个儿女中有三个博士，已经十分发达，不待地师预言了。第四次如同她在《雨儿》一文中所写到的，高龄的母亲在经历了丧夫之痛后，已经意识糊涂，她特地带着两个在台的兄弟和妯娌以及侄辈上十人陪同在清明节回来扫墓。她知道老人家虽然已不能清晰地用语言表达，但心中念念不忘的就是丈夫，趁她被搀扶着勉强还能动得时，要陪同她回乡完成这最后的心愿。儿女们围绕着逗她开心，但这是谁，那是谁老人家已完全不能分辨了。

从1985年7月她不顾台湾当局的禁令，悄悄从美国回衡东寻找从未见过面的哥哥可知,亲情在龙应台生命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都浸透着浓郁的亲情与乡情。人们从网上搜寻“我喜欢衡阳的100个理由”中就有一条：“著名作家龙应台说‘衡阳是我心中永远的梦乡’”。1988年我责编她的《野火集》在湖南出版时，扉页上就特地印了一行字：“献给我的父亲与母亲”，还专门写了序言《开往梦境的火车——给家乡的读者》。2009年在三联出版的《目送》，卷首也印着“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们”。《大江大海1949》扉页上题的亦是献给她的父亲槐生和母亲美君。《亲爱的安德烈》则是一位母亲向儿子倾吐的心曲。1994年4月，她在台湾出版了一本被张晓风称为“这一次，她点燃的是一堆灶火”的《孩子，你慢慢来》，同年9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就推出了我责编的大陆版。当时有人说这是我偏爱龙应台的书，这种书一看书名就不会有人买。结果，书出来不久读者就纷纷来信说买不到书，我赶紧到发行科去买了最后一批书分赠来索书的朋友。由于照片是就原书翻拍的，后来她又让台北皇冠出版社将原片寄来出了一个新版本。现在又有了北京三联版，一看版权页，又已印行了二十多万册。它是龙应台继《野火集》之后在两岸最受追捧的书之一，正如席慕容在《最好的一部分》一文中所道的：“龙应台的笔，曾经唤醒中国人沉睡的心。然而，在这样的白天与夜晚里，是她的孩子在一声一声地唤醒她，有如春天在唤醒蓓蕾，母亲的生命在孩子的笑靥中如花朵般缓缓绽放;她写下的这本书，就是最好的证据。”

琐琐碎碎的写了一大篇，当然还可续写下去……只是古人早道“丹青难写是精神”，我这一支秃笔就更无能耐;好在有她这么多书在，读者自会读出自己心目中的“这个人”。

>>作者简介：

弘征，原名杨衡钟，湖南新化人。中共党员。1955年毕业于株洲铁路机电学校。毕业后先后在沈阳皇姑屯车辆厂、株洲机车车辆厂等工厂工作。1979年调入湖南人民出版社任文艺编辑、编辑室副主任。1985年后任湖南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编审。曾任湖南省作家协会第四、第五届副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1992年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现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学术顾问。1997年6月—2009年4月被聘任为湖南省政府参事。2008年被聘任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编：朱晓华

来源：衡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