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在湘潭题下“大唐兴寺”手迹石刻碑额，至今犹存湘潭市博物馆。

大唐兴寺，即位于壶山的唐兴寺。它始建于晋代，原名“石头寺”，这个名称显然是从壶山这一石头山感悟而得来的。到了唐初，被唐高宗贬来潭州的大书法加褚遂良巡视至此，浇心中块垒，为它改了今名：

唐兴寺，旧名石塔寺，唐褚遂良因争立武氏，左迁潭州都督，常登陶公山，过石塔寺，顾瞻长安，愀然不怿，命易“石塔”为“唐兴”。　 (明末刊湘潭县郭志)

这里所说的武氏，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武则天。文中“争”，为“谏争”意，即反对的意思。说到褚遂良，他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联，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在朝廷上论及群臣时对大臣褚遂良的评价，见之于《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这也是“小鸟依人”成语的出处。我们今天对娇小而温柔的女性很喜欢使用它，殊不知它当初竟是用在了一个十分刚烈的直鲠之臣的身上。

其年，(褚遂良)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曰，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戒，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太宗以为然。 (《旧唐书·褚遂良传》)

褚遂良这时的官职还只是一个为皇帝撰写起居注的史官，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他依然表现了忠于职守的尊严。到了太宗临终时，他以中书令之职成了两个顾命大臣中的一个：

二十三年，太宗寝疾，召遂良及长孙无忌入卧内，谓之曰：“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忠辅佐，永保宗社。”又顾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仍命遂良草诏。 (《旧唐书·褚遂良传》)

到了高宗朝，遂良与其他老臣见用，在关键时刻他果然挺身而出：

六年，帝将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无忌屡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赐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以悦其意。昭仪母杨氏复自诣无忌宅，屡加祈请。时礼部尚书许敬宗又屡申劝请，无忌尝厉色折之。帝后又召无忌、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褚遂良，谓曰：“武昭仪有令德，朕欲立为皇后，卿等以为如何?”无忌曰：“自贞观二十三年后，先朝付托遂良，望陛下问其可否。”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上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勣、于志宁、褚遂良于内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为宫中。既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勣称疾不入。无忌等至内殿。 (《通鉴纲目·唐纪·高宗》)

将入，遂良谓无忌等曰：“上意欲废中宫，必议其事，遂良今欲陈谏，众意如何?”无忌曰：“明公必须极言，无忌请继焉。”及入，高宗难于发言，再三顾谓无忌曰：“莫大之罪，绝嗣为甚。皇后无胤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侍先帝，无愆妇德。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儿好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皇后自此未闻有愆，恐不可废。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遂良置笏于殿陛，曰：“还陛下此笏。”仍解巾叩头流血。帝大怒，令引出。长孙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加刑。”翌日，帝谓李勣曰：“册立武昭仪之事，遂良固执不从。遂良既是受顾命大臣，事若不可，当且止也。”勣对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帝乃立昭仪为皇后，左迁遂良潭州都督。 (《旧唐书·褚遂良传》)

武则天工于心计，为了登上权力的高峰，使尽了手法，连皇帝都出面私下贿赂。在威胁和利诱面前，各种灵魂露出了真相。长孙无忌与李勣都是前朝功臣，一持节，一逢迎，而真正起了大作用的还是那位资历稍逊的褚遂良。褚遂良在武则天尚未发达之时便洞穿了其本性，也可见其敏锐的观察力。他的努力失败了，武则天也终于一步步地向皇权走去。三十五年后，也就是武则天授元年(60年)，武则天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位，褚遂良当年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褚遂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年来到潭州。当他巡视昔年陶士行驻节之处，发思古之幽情，自然更会为大唐的前途担忧，于是，提笔大书“大唐兴寺”。由此，石头寺便有了“唐兴寺”这一更为响亮的名字。褚遂良不但书品高居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书法大家之列，而且其高尚的人品更为人们世代推崇。

褚遂良被贬潭州后的第三年，复徙桂州，不久，又左迁爱州刺史，一年后(658年)死去。他生于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寿六十三岁。又过了两年，他的两个儿子在流放中被杀。褚遂良直到中宗元年，即706年才被平反复官，德宗朝才受到追赠。

关于褚遂良在湘潭的经历，顺治己亥刊湘潭《县志》有这样的表述：

褚遂良，永徽中以谏立武昭仪为李勣、许敬宗所间，贬为潭州都督，尝登陶公山，游锦湾，因易石塔寺为唐兴寺。其时高宗尚存而中宗未立，公知武氏立而唐之将必败也，非如旧志所云中宗在房州时也。考公贬潭时，以乙卯九月，方二载，即丁巳八月为许敬宗、李义府诬奏，又与韩瑗、来济再贬而公得爱州，死于谪所，其去中宗迁房州时尚二十余年矣。岂李志未之详耶?然公所贻“九衢灯火”句，又何其优游乐易、和而不怨也?固当述褚公迁谪始末以额寺中，使知寺之由来久而唐室之中绝有渐也。

褚遂良不仅为唐兴寺题了寺额，还曾题写过“惜字”匾额，惜已湮没。现已失传的《唐兴寺志》有载，在同治刊《湘乡县志》中还保留了其中的如下资料：

褚公都督潭州时，书额“惜字”磨灭不可复识。李仁直有诗：

云蚀生蛟断，飞腾破壁奇。人归大唐后，书勒中兴时。

落日星沙远，微风湘水迟。高名余韵在，雒诵少陵诗。

褚遂良在这里题墨，后人就在这里指证了洗砚池，以纪念这位政见与书名俱佳的大贤。清人张璨，为此专写了《洗砚池赋》，其中这样说：

泉眼波澄，珠喷玉溅。色闪青霜，光凝紫电。凝烟弱柳，蘸晓黛之一奁;照水夭桃，漱落英之千片。思疏凿于巨灵，想坤维之既奠。分勺罍于沧溟，亦面目之自旋。马胡饮而致贪，足胡濯而令贱。若斯水之高标，实昔贤之洗砚。缅有唐之再世，值大宝之旁移。羌司晨之有牝。令社稷之披离，思神器之有主。受遗寄于佳儿，虽遭扑其何畏。叩玉座以陈词，行吟去国，忧馋畏饥，恒凄情于侧理，雅托兴于隃硁糜，唯硁硁之自好，独一砚之常持。聊假日以愉乐，临流水之娱嘻。心如水而匪石，誓不磷而不淄。斥娲皇之炼补，思浴日于咸池。呜呼!名耻幸成，业非虚附。惟衾影之无惭，磨江山而永固。苟砚田之不荒，砥末流其何惧!望古人而不来，羌临池而独赋。

唐兴寺为历代名刹，不少高僧驻锡于此，其中最有名者，当属唐代的智俨：

(唐兴寺)元末毁，正统元年，寺僧嗣兰、宗洪复建。其后毁而复修，相沿至今。考石塔之设，有俨大师者，为云峰一支，道兼禅、律，刘禹锡铭因缘，详邑人周圣楷《楚室·祖灯集》。

那位撰写了著名的《陋室铭》的大诗人刘禹锡，所作《唐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如下：

佛法在九州间，随其方而化。中夏人之汨于荣，破荣莫若妙觉，故言禅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锐以武，摄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通者宗清凉山;南方之人剽而轻，制轻莫若威仪，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为庄严国，必有达者，与山比崇。南岳律门以律公为上首，津之后云峰证公承之，证公后湘潭俨公承之。星月丽天，珠矶同贯。

公号智俨，曹氏子，世为郴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荤;成童在侣，独不嗜戏。其夙植囚厚者欤!生九年，乐为僧，父不能夺其志。抱经笥入岣嵝山，从名师执业，凡进品受具，开经传印，皆当时大长老。“我入明门，不住诸乘;我行觉路，径入智地。”居室方丈，名闻大千，护法大臣，多所宾礼。嗣曹王皐之镇湖南，请为人师。自是登坛莅事三十有八载，“由我得渡者万有余人”。人持宝衣，解璎珞为礼，公色受之。谓门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为应之。”凡建宝幢，修废寺，饰大像，皆极其工，应物鼓也。

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汤沐，剃颐顶，与门人告别，即寂。而视身与色，无有坏相。呜呼!岂生能全吾真，故死不速朽，将有愿力邪?余不得而知也。问年八十二，问腊六十一。葬于寺东北隅。传律弟子中巽、道准，传经弟子圆皎、贞璨，与其徒圆静、文外、惠荣、明素、存政等，欲其师之道光且远，故咨余乞词。乃作长句偈以铭之曰：

祝融灵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尘土，以津视俨犹孙子。登坛人师四十祀，南方学徒宗奥旨。幼无童心至儿齿，识灭形全异凡死。长沙潭西几五里，陶侃故居石头寺，门前一带湘江水。吁嗟律席之名兮，与湘流而不巳!

在唐中叶以前，湖南佛教律门并不发达。但自津公之后，南岳在佛教律宗中便有了崇高的位置。津公登坛，约在开元至大历间。柳宗元称：“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师始修起律教，由其坛场而出者为得正法。”但是关于津公其人所留下的历史资料不多，有了刘禹锡这篇铭文，我们就知道了南岳律宗的主要发展脉络。津公之后为证公，证公即云峰寺法证，其事佛约在公元751~801年间，大概五十年，《全唐文》中有他撰的碑铭两通。云峰证公号称其徒“凡三千余人”，又从其所命而度者凡五万人。证公之后事智俨，智俨弘法先后度有万余人。智俨之后，传律弟子有中巽、道准。

智俨大师事佛61年，寿82岁，据碑记推算，当生于唐开元二十五年，即737年，而元和十三年是818年，因此，他生活的时期为唐朝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这么六个皇帝当权的年代。他自幼便静心法门，终成正果，为湘潭的佛教文化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文化含量如此丰厚的唐兴寺，自然会为历代墨客骚人所留连，它们将自己的身世与这里发生过的历史联系起来，以诗章抒写了各自的感受。且看：

问君何所适?薄暮逢烟水。独与不系舟，往来楚云里。

钓鱼非一岁，终日只如此。

日落江南桂楫迟，纤鳞百尺深可窥。

沉钓垂饵不在得，白首沧浪空自知。(唐·孟浩然《湘南渔父》)

一雨三秋色，萧条古刹间。无端登水阁，有处似家山。

白日生新事，何人得暂闲?将知老僧意，未必恋松关。(唐·杜荀鹤《霁后登唐兴寺水阁诗》)

虽小天然别，难将众木同。侵僧半窗月，向客满襟风。

枝拂行苔鹤，声分叫砌虫。如今未堪看，须是雪霜中。(唐·杜荀鹤《题唐兴寺小松》)

湘水似伊水，湘人非故人。

登临独无语，风柳自摇春。

(唐·郑谷《湘江亭》)

独宿大中年里寺，樊笼得出事无心。

寒山梦觉一声罄，霜叶满林秋正深。

(唐·孟宾于《湘江亭》)

寺废苍岩耸，江回远岸明。风雷摧翰墨，岁月老丝緍。

兀坐知茶味，闲行忘去程。长哦伊水句，回首若无情。(宋·张栻《唐兴寺湘江亭》)

水带断矶潴，徘徊宝地初。一竿陶太尉，三字褚中书。

潭影浮图活，钟声古殿虚。无人能说法，休笑石头愚。(清·释惟虚《唐兴寺》)

唐兴寺后地名叫燕窝，这里曾是明代吉王曾居住过的地方，更准确地说，是他的一位“才人”徐氏女的娘家府第。王闿运在光绪刊《湘潭县志》中说：

石嘴南曰“燕窝”，明吉府徐才人之第。徐氏号“亲重才人”，父敦临字岳石，王府书堂官;母赵氏，千户之女。今居仁、由义二巷，旧辕门也。

才人是比妃子地位要低的藩王妻妾，徐氏是第三代吉王厚 的才人而非妃子。吉王的王宫在长沙，旧传湘潭由义巷即秋瑾故居一带为“吉王故宫”，只不过是徐才人的府第。但是这个府第也非等闲了得，其所在地为燕窝，居仁、由义二巷不过是它的辕门罢了。想来这里也是吉王经常下榻之所。这个吉王后来谥为“定”，因此被称作吉定王。吉定王想为自己的才人增加湘潭的商税为收入，没有得到朝廷的允许，这是因为原有的庄田就已经够规格了，明朝对于藩王的待遇是有严格规定的，要逾制也不容易。

清嘉庆刊《湘潭县志》对徐妃的墓葬和家世有如下的记载：

吉王故宅：在十八总燕窝。相传明吉藩得徐妃，建宫于此。其东北有居仁、由义二辕门，其西南有故楼，沟深而固，水出金鸡桥。

徐妃墓在三十都烟竹冲。妃父敦临，字岳石，为王府书堂官。母赵氏，赵千户之女。明吉藩王聘妃，封为亲重才人，建宫于上十八总王庄。今燕窝故基尚存。妃母赵氏墓亦在妃墓侧，均又碑阡。

到了清末，还有一个湘潭人王启原到这里发思古之幽情，写了一首《寻明吉定王离宫遗址》的古风诗：

长沙建国古藩封，胙土苴茅汉志同。珪锡屏藩如晋郑，宫营壮丽拟荆嵩。王孙嗣业意何索，怨苦宫门递鱼钥。将作宫仍外邸营，醟酣杯送归藩乐。专房亲重古才人，碧玉梧桐别样春。军府迟开骠骑第，书堂常得华阳亲。耽盘弥逸流无度，益户成谋冀恩数。虚欲湘潭请邸租，其如朝议难增赋。陶公山畔逼湘川，日日琼楼奏管弦。金埒夜驰唐寺月，锦帆时曳晋台烟。融风侯拂昭华琯，吴越迟回歌缓缓。神女鱼山感忽生，赵王丹阙肠堪断。翠眉清镜锁迷楼，歌舞惊鸿几度秋。楚国朝云无处所，吴宫夜雨送离愁。锦衾角枕华胥梦，洛浦明珠摇彩恫。故苑歌残乌雀啼，空池望断鸳鸯弄。国破流离别馆荒，倾夷不见鲁灵光。繁华转瞬销沉尽，只任寒鸦话夕阳。

锦湾是唐兴寺一带风景佳绝处，历代诗人对这里的描绘已见于前面各篇。清邑人张埴，曾再一个江水盛涨的时候，乘兴登舟游了锦湾，在这里凭吊了先贤，写了了《锦湾观涨赋》，我们在这里欣赏其中的一节：

渡客作欸乃之声，予亦耶许以助。少顷，微风倏来，鱼贯交接。柔橹疾如双翎，布帆轻如一叶。问搔首之旧楼，指潜蛟之深穴。巨石冲流，环波怒溢。下瞰江心，倒影千尺。袒赤膊以拏空，空青宵而壁立。若奔猊与饮驼声，叱咤而不绝。巍乎嶻嶪，斯湘流之砥柱也。相与拾级而上，履绝岸，陟危冈，俯仰寥廓之域，徘徊梵呗之堂。抚几动容而告客曰：是池也，乃陶桓公所韬晦，褚中令所运筹。其前则钓鱼之矶，其后则洗砚之池也。想其戮力典午，属望唐兴，一时功业焜耀而皆不可寻矣，独锦湾之晴树与石塔之禽林。事随代以俱易，地因人而愈灵。咸珍重其护惜，戒剪伐以成阴。何当时之葱茏，今直为此萧森?则兵火之灰烬，能无恨夫英雄之据争。

清代周翼嵩所撰《湘潭竹枝词》八首，其中就有专写锦湾的两首：

万丈霞光照水红，行人争渡锦湾东。

橹声咿哑篙声歇，估客帆收落日中。

陶公片石傍江隈，俯瞰波光一鉴开。

时有渔姑飞棹去，船头打得鲤鱼回。

责编：朱晓华

来源：湘潭风物揽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