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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曾国藩是王夫之的粉丝，尊崇其刚直不阿、凛然大义的崇高气节，深受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感的影响，以王夫之的继承者自期，清同治五年(1866年)，他刊刻船山遗书，并作《船山遗书序》，使王夫之的思想和学术光耀千古。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又称王船山，湖南衡阳人。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古典传统文化学术的集大成者，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座。早年曾求学长沙岳麓书院，后参加抗清斗争，晚年居衡阳县曲兰镇石船山，著书立说。一生著述甚丰，以《读通鉴论》、《宋论》等为代表作。主张经世致用，坚决反对程朱理学，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曾国藩是听王夫之的故事长大的,两人是正宗衡阳老乡，曾国藩的祖籍地与王夫之晚年著书立说的衡阳县曲兰镇，相距不到五十公里，后曾国藩迁居湘乡(今双峰)荷叶塘，两者相距也不到一百公里。他们之间有两层校友关系：曾国藩少年时代曾在衡阳石鼓书院念过书，而王夫之曾在这里教过书;后来曾国藩又在长沙岳麓书院念过书，而王夫之也曾在这里念过书。

曾国藩与王夫之不仅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而且关系还很神妙，现在衡阳还流传曾国藩与王夫之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曾国藩在衡阳创建湘军期间，去瞻仰回雁峰下王衙坪的王夫之故居时，王夫之六世孙王世全还把先祖王夫之当年用过的一把宝剑赠送给了他;而这把宝剑，竟是当年明太祖朱元璋赠给王夫之先祖的。后来，曾国藩与曾国荃兄弟，竟凭着这把宝剑攻克了金陵(南京)，剿灭了太平天国。

“衡阳王夫之，明季遗老，国史儒林传列于册首，而邦人罕能举其姓者……”如此一位同乡学者被埋没，使得曾国藩颇有感慨。他曾经说：王夫之的学问以汉儒为门户，以宋儒为堂奥，其生平指趣，专宗洛闽，其考订《礼记》，注疏《诗经》，辨别名物，正好和汉学大家相合，只不过他为人低调、不张扬，因此名望才稍逊于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言下颇为不平。曾国藩本身就有非常浓厚的地域观念，他编练的湘军就是以湘乡籍士兵为主而组建而成的。

曾国藩出于对先贤的尊敬和为了振兴乡邦的学风，同时他隐然以王夫之的继承者自期。因此，他把重新刊刻王夫之的遗书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希望能为王夫之出版全集。

其实，早在道光庚子、辛丑年间，在王夫之玄孙王半帆的主持下，由同乡邓显鹤，邹汉勋主理，刊刻了王夫之遗书二百多卷，但遗憾的是，还有许多没有刊出，且发行数量和社会影响力都非常少。

由于王夫之“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的反清立场，曾国藩深知自己是当朝的权臣，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非常容易被人误会自己有异志。他在刊刻船山遗书时，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自己当幕后英雄，由九弟曾国荃出面。一方面，曾国荃没有考中进士，心里一直都不舒服，成了高官后，喜欢做附庸风雅的事情，以此提高自己的名望，获得读书人的承认。毕竟是骨肉兄弟，曾国藩也不希望自己的弟弟被看成是一介武夫。另一方面，曾国藩自己出钱，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为官清廉，到死的时候才存下一万多两银子，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来。而曾国荃一直在前线领兵，抢掠收受，获利无数，曾国藩心想，就让他出点钱来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吧。

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吩咐弟弟曾国荃出资八百两白银，在安庆设立书局，开始收集刊印船山遗书，由挚友欧阳兆熊前往安庆负责其事。第二年，湘军攻占了天京(南京)，太平天国灭亡，书局也迁移到了这里，改称金陵书局。

虽然表面上看，似乎《船山遗书》是曾国荃主持刊刻的，并且还是他出的钱。事实上，真正主持的仍是曾国藩，以曾国荃的学养，也无法完成这样的使命，而且攻下天京后不久的九月，曾国荃就因为遭受朝廷的猜忌，傲贪成性的他不得不弃官回到荷叶堂，直到为了镇压捻军起义，才被重新起用。曾国藩入南京后，担任两江总督，其后的刊刻事情，主要就由他亲自负责，在曾国藩的书信中，有许多是关于刊印遗书的。

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王夫之的遗书已经基本搜集刊刻完毕，欧阳兆熊给曾国藩写信，问在哪里印刷比较好。曾国藩给他回信说：“船山书将次刊遍，印刷或在金陵，或在扬州，俱听卓裁。”让他自己决定。曾国藩还专门让人抄录了一份，送给一些好友批评鉴定。如他就派自己亲兵将抄本送到几千里外的北京，让刘昆指正。这样做为的是进一步提高质量，使这本书成为传世不朽的名篇。

是年冬天，全书印刷了几份样本。欧阳兆熊找到曾国藩，请他为全书写序言。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余以《礼记章句》为先生说经之最精者，拟细看一遍，以便作序，因以考校对者之有无错误。”由此可见，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曾国藩仍然担心样书质量不过关，还要亲力亲为仔细校勘一遍。后来，许多友人多次催要，曾国藩不得不一再解释。他给好友黄倬的信中还说“王船山全书去冬即巳告竣，又多至三百二十二卷，尚未开刷。现寄信至长沙，俟刷成后再行奉寄。”直到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曾国藩才将样书全部校对完毕，写好了序言，这就是传唱不衰的《船山遗书序》。

文以人传，人以文传。王夫之的著作能够重见天日，广为流传;他的思想和学术能够光耀千古，成为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的一代大儒，这些都是曾国藩整理、宣传和发扬光大的结果。毫不夸张地说，曾国藩为天下文人士子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让世人都有“获得感”!

（来源：凯风湖南 作者：陈华荣）

责编：朱晓华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