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江

哈佛大学第365次毕业典礼演讲首次迎来了一位中国学生代表，他就是何江。

何江是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毕业生，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的一户农民家中，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哈佛大学曾培育出8位美国总统、上百位诺贝尔奖得主。何江的故事听起来像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梦”实现路径，尽管在几年前，他还在“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论调中挣扎。

何江对“深读”说，未来自己将用4年时间在麻省理工读博士后。如果到时候科研达到一定水平，会考虑回国工作。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硕士一年级学生吴俊东接受“深读”采访时称，哈佛中国学生不像大家印象中那样，只会读书不会交际。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话语权比重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明显。

对话何江

深读：站上哈佛毕业演讲舞台紧张吗?

何江：因为演讲当天有彩排，所以前一晚只睡了4个多小时，早上5点多就起了。其实上台前也特别紧张，开场两句陈述后，看到台下有人在笑、有人点头就觉得没事了。准备了这么久，还好没出错。前一晚妈妈还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紧张。其实家人比我还紧张。

深读：你是怎么被选中做毕业典礼演讲的?

何江：这次申请毕业典礼演讲，历经3轮选拔才正式入选。第一轮申请的时候，首先要提交相关科研成果和演讲稿件。我到哈佛后，很快进入科大师姐、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得主庄小威教授的实验室，从事高分辨显微镜研究流感如何侵入人体等工作，并做出一些成绩。

进入到二轮评选后，研究生竞争者只剩下10人左右，当时有10位不同专业的教授坐在下面听我演讲，他们进行讨论。这个通过后，我进入了第三轮评选，并成为最后4名研究生竞选者中的胜出者。

深读：怎么确定“改变科技知识分布不均”这个主题的?

何江：选择科技知识分布不均衡也是因为和同学聊天时的玩笑话，我们当时开玩笑想搞科研究竟是为了什么，怎么让更多的人受惠。我从这些日常的生活细节中得到灵感，就想讲一下科技知识怎么给大家带来好处。

哈佛是一个培养带头人的地方。毕业典礼其实更多是让学生思考毕业之后使命在哪儿的一种仪式性的存在，也会思考哈佛这些年的教育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

我讲科技知识不均衡，肯定是我基于理科生的一些思考。去讲这么宏大一个话题，不可能空洞地谈，必须有一些自己的切身经历在里面，很多农村生活的回忆给了我灵感。

深读：农村背景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何江：因为从农村出来，你可用的资源可能要比其他地方少很多，靠自己的努力要多很多，但是我不认为这能完全限制一个人。

一个人通过努力，找到自己的潜力和兴趣点，当你真正清楚自己以后能干什么，很多事便会变得信心满满或者说有备而来。抓住机会认清自己，下一步就会顺利很多。

深读：从你在哈佛的经历来看，东西方教育有何差别?

何江：东西方差别在课堂上比较容易体现。中国的课堂，老师更多的是一个权威的存在，学生在下面被动听的比较多。美国这边就是鼓励大家参与非常多，鼓励你去尝试，老师也不批评一些幼稚想法。这种差别其实从一开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深读：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或瓶颈是什么?

何江：从乡下到县城读高中，蹩脚的“农村英语”曾经让我不自信，我就买英文版小说硬啃;到了哈佛，校园满是“牛人”，整个头一年都不自信，但第二年，我就报名当本科生辅导员，最后一年，搬入本科生宿舍，与一群本科生同吃同住。

这期间，我做过许多被称作“破冰”的尝试。比如，一桌西方学生正吃饭热聊，英语还不那么“顺溜儿”我也坐过去加入谈话。受挫是经常的，但硬着头皮不断尝试，渐渐的，结交了不少朋友，英文也越来越好。

深读：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建议你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你怎么想?何江：他的意思是我的经历走过了很多不同的阶层，有农村的、城镇的、城市的，再到国际的，浓缩了中国发展的脚步。

深读：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

何江：在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后，将学习四年。相比哈佛，我在麻省理工的工作已经更加偏向实际应用了。比如用组织工程的方法体外培养肝脏，然后用它模拟疾病，做一些癌症的早期检测。我希望能做一些转化，所以研究方向上转到一些比较实用的科学上面，希望能更多的造福人类。

深读： 将来会回国工作吗?

何江：其实从2008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回国，但是这种回去很多时候还得看你的研究水平，如果你研究不顺利的话，你可能还回不去。如果到时候我的生物研究到了一定水平，然后国内还有合适机会，肯定会考虑回国。

对话吴俊东

吴俊东，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硕士一年级学生。之前，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的他曾在网上发起“99块和我一起念哈佛!”众筹，引起广泛关注。他希望通过分享自己在哈佛的见闻和学习，来换取陌生人的资金支持。

吴俊东

深读：能讲讲中国留学生在哈佛的表现吗?

吴俊东：中国学生在哈佛的状态我确实没办法代表别人，只能说自己的一些观察。整体目前中国学生越来越多，表现也越来越好，中国同学之间也挺团结。

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一些出色人群中，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哈佛中国学生确实也不是之前大家印象中那样，只会读书成绩很好,最近很多新生做介绍，绝大多数人都有很有意思的经历，比如支教或者有意思的旅行等。

之前听说过很多关于中国学生的传闻，比如说中国学生在学校不太说话、或者并不是特别积极、只会学习不会交际等。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我所见，这种事情并不是很多，很多中国学生做了很有意思的事，整体都在慢慢的改善。

深读：你和何江是怎么认识的?

吴俊东：我们共同参加一个“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活动。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师兄很朴实，因为时间关系简单聊了几句。

之后我受国内一个教育媒体委托前去采访何江，才和师兄进行一次比较深入的交流。

他人非常随和、率真，跟我们聊天过程中也没有架子。之后我们一起吃饭，他和我聊一些他的发明和理论研究。

我给他发微信他总会第一时间回复，最让我佩服的是他在喜欢的事情上这种执着的精神，他从高中开始对生物非常感兴趣，之后大学到博士阶段一直坚持在这个领域，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深读：哈佛选中中国学生做毕业演讲，你怎么看?

吴俊东：何江作为“第一人”这件事，确实觉得很为中国学生长志气。但是其实在哈佛还有很多厉害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也都做出很多杰出的成就。只是可能并不是很容易获得媒体的报道或者公众的感知。何江作为这样一个代表，会让大家慢慢意识到，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话语权比重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明显。

深读：有网友质疑“等了三百多年才有第一人”是否受到区别对待?

吴俊东：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很多情况的产生可能取决于不同的学科，还有一些其他不同属性。比如理工科相对来说，基本上竞争就比较公平。因为大家语言上的障碍比较少。但像人文学科可能有一些语言上障碍。毕竟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中国学生在竞争时可能有些劣势。

亚裔学生确实有时候没有办法特别融入环境，但是哈佛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学校，现在这种情况也在逐渐好转，越来越多的亚裔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在提高。

深读：你觉得何江被选中的原因是什么?

吴俊东：假如我是评审，我选他的原因很可能包括，他确实在生物领域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他这个人在很多方面都很优秀。

此外，哈佛特别注重多元化，大家可以看到今年的毕业典礼演讲有何江这样的亚裔学生，也有非洲的学生代表。哈佛的整个人文情怀和社会情怀，决定了它在选择上会比较注重这种有特殊人生经历的学生。

深读：何江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吴俊东：对他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随时都在笑。这种乐观的心态，应该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在为人处事当中他也很随和，之前采访的时候，他一见扛着厚重机器的摄影师就非常关心，我觉得他的为人处世有种天生的随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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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何江丨将去麻省做博士后 会申请大学教职

每年毕业典礼上，哈佛都会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选出几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毕业生发言。而这一直被认为是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美国时间2016年5月26日，何江走上哈佛毕业典礼演讲的舞台。随后媒体报道，他是哈佛首个在毕业典礼中演讲的中国大陆学生。

昨日，新京报记者通过微信联系上何江。

对于演讲主题定为科技传播中区域间的不平等，何江说，现在科技已经很发达，有些地方却无法享受到。他认为科技传播要借助各行业的力量，而参加毕业典礼的同学们，很多将来是各行业顶尖人物，这时候把这个话题抛出来，正是“天时地利人和”。

对话人物

何江

198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宁乡县停钟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2005年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就读生物专业，2009年进入哈佛大学生物系硕博连读。美国东部时间5月26日上午10点，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作为哈佛研究生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

演讲主题

谈科技传播希望区域不平等慢慢消弭

新京报：毕业演讲时心里紧张吗?

何江：紧张，视频里可能看不出来。其实演讲时说“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时，我的手一直在抖。

新京报：参与演讲选拔的学生是不是很多?

何江：竞争很激烈。3月初，一位教授鼓励我去参加选拔，我心里没什么底，就想着纯当试试，之后经过了首轮选拔、初赛和复赛。

复赛只剩4名学生，除了我，其他三人母语都是英语。有两人来自肯尼迪学院，很擅长公开演讲，其中一人还有多年的外交经验;还有一人来自教育学院，当过多年导游。

新京报：为什么最后你脱颖而出?

何江：可能是我的主题比较新颖吧。哈佛毕业演讲的主题大多是人文类，而我的主题是科技传播。我是农村孩子，小时候村里没有医疗环境，被毒蜘蛛咬伤后，妈妈只能用火烧的土方子来治疗我的手，而像这样的村子还有很多。虽然现在科技已经很发达，这些地方却无法享受到，这种不平等给我很深的印象。

新京报：何时意识到科技传播不平等这个问题?

何江：我们平时在实验室里也会聊到，自己明明在接受最前沿的知识，但是对父母说起来他们根本不懂，这样的话意义在哪里，这种想法进了哈佛之后更加强烈，所以我就将科技传播定为了主题。但是这个主题很大，容易说得太空泛，后来我回忆起小时候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把它放在了演讲的开头。

新京报：你有想过为弥补这种差距做些什么吗?

何江：我觉得这次演讲就是一种尝试。因为科技传播是一个大工程，一个人能做的非常有限，而参加毕业典礼的这些同学，很多是将来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如果他们愿意参与其中，带动更多人与行业进行改变，这种差异就会慢慢消弭。在这个时候把这个主题抛出来，我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

学习经历

刚到美国不适应哈佛课堂氛围

新京报：你出生在湖南农村，然后到大城市、国外求学，这个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会有自卑的时候吗?

何江：我们家在农村，爸妈平时靠种稻和养猪维持全家生计，条件并不好。不光是经济上比较困窘。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刚上大一时，学校安排了C++编程的必修课，每次都会用到电脑，但在那之前我连电脑都没摸过。

我是一路从资源不那么丰富的地方走到资源越来越丰富的地方，眼界开阔后会比较平和。因为环境不断在变，会有各种各样新的挑战，必须学会调整心态。

新京报：你是如何进入哈佛的?

何江：2009年我从中科大毕业，因为平时成绩基本每年都是全院第一，再加上学校导师和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的推荐信，最后申请到了哈佛生物系的硕博连读，获得了全额奖学金。

读博时，我联系了之前从中科大毕业的庄小威老师，在她的实验室里做了5年的博士研究，主要研究流感入侵人体过程及大脑神经元细微结构。

新京报：刚去留学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何江：除了语言障碍，就是不适应美国的课堂氛围。像哈佛的讲台上站着的都是行业大咖，但台下的学生会随便发问甚至质疑，而且发言之前可能不会经过一个比较缜密的思考，我一开始觉得这个难以接受。

后来习惯了才发现，美国有一种“鼓励文化”，对于那些教授来说，只要能听到学生有所表达就会很高兴，不管这些观点是不是很幼稚，他们都会尊重你的声音。

中美差异

国内对学生评价标准多元点会更好

新京报：你在演讲里说哈佛教会你们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哈佛是怎样做的?

何江：哈佛教给学生的东西都会站在很高的高度，学生会很习惯宏大的视野与观点。像平时授课的老师，很多也是出现在我们教科书上的“神级”人物，你可以很容易地与他们进行对话。

从师资到设备到机会，哈佛为学生提供的一切资源都非常丰富，接触了这么多的资源，学生会觉得实现梦想一点也不遥远，而且会有很强烈的愿望和责任感想去改变整个世界。

新京报：哈佛能提供很多资源，但大部分农村的孩子享受不到足够的资源，你觉得这种缺陷该怎么弥补?

何江：对，其实农村孩子刻苦读书的不少，但农村的确没有那么好的教育环境能支持他们，所以一定要强化自己的能力，努力去争取资源。

比如说在学校就要重视自己的社交圈子，搭建自己的平台，去弄明白这个平台能教会自己什么、能提供给自己什么样的资源，对于行业中优秀的人物也要对他们有所了解，有针对性地去交流。

而且我发现，很多农村的学生读书也非常努力，但很容易不自信，不相信自己的潜力，更不敢有什么梦想。像做学术很辛苦，如果不相信自己就很难走下去。

新京报：中国和美国的教育你都接受过，你对两种教育体制怎么看?

何江：有人可能觉得中式教育太重视灌输知识、不注重对学生个性的培养，而西方教育更加先进。但是就我接触到的来说，其实两者各有好坏。像美国这边是很尊重个性，但是初等和中等教育的问题其实很多，而国内的中等教育就很扎实，比如我从中科大进到哈佛，扎实的基本功就让我很受益。

所以这两者如果有一个互补和折中会更好。就中国国内来说，不光是学校，整个社会对学生的评价标准都比较单一，如果今后标准能多元一点，我觉得会打开不一样的路。

毕业规划

将去麻省做博士后 以后打算申请大学教职

新京报：很多人觉得你是非常成功的，你自己怎么看?

何江：我不觉得自己很成功，真正了解这个行业就知道，所谓成功要有实在的研究成果，我现在不过是刚刚入门而已。

新京报：从哈佛毕业后，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何江：接下来会去麻省进行博士后研究，做人体肝脏3D打印和癌症前期检测之类的课题，这些课题和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会更偏应用一点。像现在波士顿已经有很多生物公司，所以我对这个行业的前景很看好。就像演讲里说的，将这些科技传播到偏远贫穷的地区会需要一个过程，但只要行业发展起来，它们最后也一定会享受到这些先进的科技。

新京报：有想过回国吗?

何江：我想在科研行业继续做下去，麻省理工博士后之后打算申请大学教职，美国和中国都会考虑申请。

（新湖南客户端整合自法制晚报、新京报）

责编：谭思敏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