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洪新(湖南师范大学校长)

钱钟书的《围城》，其中有将近四章，即五、六、七和八章前半部分，均与湖南缘分不浅。这四章分别描写计划前来、湘行路上、三闾大学、以及离开时的情景。人民文学出版社《围城》全书359页(包括重印前记)，书中描写方鸿渐及三闾大学相关经历，居然占去了160多页。恕我今天揣想：钱先生若无这段湖南国师的相关经历，他的《围城》当不是目前面貌。甚至可以讲，有没有《围城》这部书都很难说。因为这几部分，恰是该书核心内容。而在笔者看来，它们也是高潮和最精彩部分。本文索取这几部分的相关史料，与小说文本进行阅读分析，以求虚实相间、相互辉映，请教于各位读者。

国立师范学院当年校舍。

钱钟书来湖南国立师范学院的原因

杨绛先生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一书有简要提及：“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1939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

杨绛在此只是陈述钱钟书去湖南部分原因。后来杨绛在《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有较为详细的记载：“1939年暑假，钟书由昆明西南联大回上海探亲，打算过完暑假就回校。可是暑假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他父亲来信，说自己年老多病，远客他乡，思念儿子，又不能回沪。当时他父亲的老友廖茂如先生在湖南蓝田建立师范学院，要他父亲帮忙，他父亲就在蓝田师院任职，并安排钟书到蓝田师范当英文系主任，钟书可陪侍父亲，到下一年暑假，父子俩可结伴回上海。钟书的母亲、弟弟、妹妹，连同叔父，都认为这是天大好事。有钟书陪侍他父亲，他们都可放心;钟书由他父亲的安排，还得了系主任的美差。这不就完善得‘四角俱全’ 了吗?钟书不是不想念父亲。但清华破格聘他为教授，他正希望不负母校师长的期望，好好干下去。他工作才一年，已经接到下一年的聘书，怎能‘跳槽’到蓝田去当系主任呢?他又不想当什么系主任。即使钟书这么汲汲‘向上爬’，也不致愚蠢得不知国立清华大学和湖南蓝田师院的等差。不论从道义或功利出发，钟书决没有理由舍弃清华而到蓝田师院去。钟书没有隐瞒他的为难。可是家里人谁也不理睬，谁也不说一句话，认为他当然得到蓝田去，全体一致保持严肃的沉默。钟书从小到大，从不敢不听父亲的话(尽管学术上提出异议)，他确也不忍拂逆老父的心愿。” 钱钟书的为难之情在其《槐聚诗存》中的《杂书》之三可见：

勿喜暑全收，反忧假过半。妇不阻我行，而意亦多恋。所愿闭门居，无事饱吃饭。惯与伴小茶，儿戏浑忘倦。鼠猫共跳踉，牛马随呼唤。自笑一世豪，狎为稚子玩。固胜冯敬通，顾弄仍衔怨。

近来读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得到如下事实：“父亲有烦心事，寅恪伯父也及时劝说开导。如父亲与寅恪伯父都认为钱钟书‘人才难得’。1939 年秋，钱辞职别就。父亲读了李赋宁君所记钱钟书‘Contemporary Novel’、‘Renaissance Literature’等讲义，甚为佩服，而更加惋惜钱君之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1940年春，父亲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不聘钱钟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妾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撼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也。’又怨叶公超、陈福田先生进言梅校长，对钱等不满，‘殊无公平爱才之意……’。寅恪伯父同意父亲的看法，但劝导父亲冷静对待。”

据1940年3月12日《雨僧日记》：“寅恪教宓‘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谓钱钟书也。”“1940年11月4日，父亲‘F.T.(指陈福田)请便宴，商清华系务。……席间议请书(指钱钟书)回校任教。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是日《日记》)。父亲与寅恪伯父稍感宽慰，但钱君已不愿返回。”杨绛先生在《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进一步写道：“我们原先准备同过一个愉快的暑假，没想到半个暑假只在抗衡不安中过去。拖延到9月中旬，钟书只好写信给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先生，说他因老父多病，需他陪侍，这学年不能到校上课了。……钟书没有给梅校长写信辞职，因为私心希望下一年暑假陪他父亲回上海后重返清华。叶公超先生没有任何答复。我们等着等着，不得回音，料想清华的工作已辞掉。10月10日或11日，钟书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和蓝田师院聘请的其他同事结伴离开上海，同往湖南蓝田。”

钱钟书离开上海后，梅贻琦校长的秘书长沈斋先生来电责问为何别就，但钱钟书根本没接到梅校长的电报，杨绛告诉他此事后，他立即给沈斋先生和梅校长分别写信陈述原因：“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此中隐情，不堪为外人道。老父多病，思子欲，遂百计强不才来，以便明夏同归。其实情如此，否则虽茂如相邀，未必遽应。当时便思上函梅公，而怯于启齿。至梅公赐电，实未收到，否则断无不复之理。”(钱钟书致沈斋信)“生此来有难言之隐，老父多病，远游不能归，思子之心行于 墨。遂毅然入湘，以便明年侍奉返沪。否则熊鱼取舍，有识共知，断无去滇之理。”(钱钟书致梅贻琦的信)

这样情况就比较明朗了：钱钟书来湖南除了与当时西南联大部分人关系不融洽之外，主要是因为两个人极力促成。一是他父亲钱基博先生。二是国师院长廖世承先生。《围城》里的主人公方鸿渐，当然不能划同钱钟书，他来三闾大学的原因很简单，“失恋继来失业，失恋以致失业。”《围城》中还说：“在西洋古代，每逢有诗人失踪，大家说‘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方鸿渐虽然不至于怕教书像怕死，可是觉得这次教书是坏运气的一部分，连日无精打采，对于远行有说不出的畏缩，能延宕一天是一天。”书中的方鸿渐显然是迫不得已才去三闾大学，现实中的钱钟书也并非心甘情愿。

《围城》描述来国师路途与钱钟书相关诗文

1939年，钱钟书未回昆明西南联大而去了湖南。后来他将从上海到湘西的旅途所经写进《围城》，那是小说的第五章。不过小说是小说，与实际情况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为此杨绛先生说过一段高明的话：“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作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这话当然很对。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 ：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辨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样的联系。”

笔者循着杨绛先生的启示，把这些“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联系起来理一理。1939年10月，钱钟书、徐燕谋、张贞用、邹文海等五人，预定了由上海到宁波的船票，结伴湘行。这五个人与《围城》中方鸿渐、赵辛楣、孙柔嘉、李梅亭、顾尔谦在杨绛看来“连一丝影儿都没有”，但他们的旅行的某些经历为创作提供素材。由于日寇封锁，一直到11月才出发。邹文海后来回忆说：“继而日人封锁海口，不能通航，一直到11月初才得到船公司通知，定期出发”，这让人想到《围城》中所谓的船公司“宽限两天”。

钱钟书来湖南旅途艰辛，小说《围城》已有详细的描写。对此行路途艰险，钱钟书似乎早有思想准备，我们从《叔子赠行有诗奉答》窥出一二：

勤来书札慰离情，又此秋凄犯险行。

远行终输翁叱犊，漫游敢比客骑鲸。

已丁乱世光阴贱，转为谋生性命轻。

与子丈夫能壮别，不教诗带渭城声。

诗中可见钱钟书来湘源于父亲，乱世之中人命轻微，他知道此行险行，但他仍有丈夫豪气，不带渭城离别感伤。

这里笔者还提供一些佐证材料。钱钟书从上海到蓝田师院路上走了三十四天。与钱钟书同行的张贞用在他的《前后湘行百绝》自序写到：“己卯秋，应国立师范学院之聘，以来湖南之蓝田，院长嘉定廖公茂如实招也。……会廖公千里驰邮，一言为约，拜命之辱，束装以趋，深秋戒途，浮海而北，抵浙之鄞县，及诞登于陆，自奉化之西溪口，走嵊县、长乐、永康、金华，以达赣之上绕、贵溪、鹰潭、临川、南丰、广昌、宁都、太和、吉安，遂入湘，而历茶陵、耒阳、衡阳、宝庆以至蓝田，经三省五千里，历一月又四日，路非不远，时非不久也。”小说《围城》的行程线路与张贞用所记叙的大致相当。小说中船从上海口岸开出，驶向宁波。小说写道：“晚饭后，船有点晃。鸿渐和辛楣并坐在钉牢甲板上的长椅子上。鸿渐听风声水声，望着海天一片昏黑，想起去年回国船上好多跟今夜仿佛一胎孪生的景色，感慨无穷。”

对这次湘行，钱钟书的好友徐燕谋在其1870言的《纪湘行》有如实记载，钱钟书对徐燕谋的诗的评价在他为《徐燕谋诗草》序写道：“《纪湘行》滔滔莽莽，尤为一篇跳出。”徐燕谋，江苏昆山人，钱基博的高足，他与钱钟书是桃坞中学同学，后来两人同在光华大学任教，这次湘行，是钱钟书与徐燕谋第二次共事。他们俩是终生好友。我们不妨对照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和徐燕谋的诗《纪湘行》一起来阅读。

第二天到了宁波，然后接着从宁波到溪口，小说写到：“那天的路程是从宁波到溪口，先坐船，然后换坐洋车。他们上了船，天就微雨。时而一点两点，像不是头顶这方天下的，到定睛细看，又没有了。一会儿，雨点密起来，可是还不像下雨，只仿佛许多小水珠在半空里顽皮，滚着跳着，顽皮得够了，然后趁势落地。” 徐燕谋在《纪湘行》写道：“短短溪口道，狼狈不可说。孟冬潦水尽，齿齿乱滩出。怪石伺水底，犬牙竟凹凸。篙师蛙曝肚，尺丈嗟力竭。纤者虫爬沙，首俯仅见 。两岸有好山，云气幻奇谲。惜我环抱恶，过眼吝一瞥。江口换薄笨，如囚脱梏桎。不意风雨来，驰骤万马疾。”

小说写他们这雨中赶到一家茶馆歇息，吃点心，烘暖。然后又赶路，“这时候已经下午两点钟，一行人催洋车夫赶路。走不上半点钟，有一个很陡的石头坡，拉李先生那双大铁箱的车夫，载重路滑，下坡收脚不住，摔了一跤，车子翻了。”《纪湘行》写道：“仆夫苦难挽，泥泞胶车辙。后车撞前车，三步一颠蹶。”小说写接着他们又赶上大雨，路上狼狈不堪，饥饿交加，到旅店洗过热水脚，倒头就睡熟了。徐燕谋后来在诗中写道：“淋漓透重棉，寒气侵短褐。道旁多沟渠，同行顶几没。深夜到逆旅，酒肴粗罗列。各自扶惊魂，对食空呜咽。”此处可见他们行程之苦。

接下来小说中写到：“一觉醒来，天气若无其事的晴朗，……大家说，昨天走累了，湿衣服还没干，休息一天，明早上路。顾尔谦的兴致像水里浮的软木塞，倾盆大雨都打它不下，就提议午后游雪窦山。游山回来，辛楣打听公共汽车票的买法。”小说中未描述游山情况，但钱钟书在其诗中有记载，与小说《围城》相映成趣：

游雪窦山

兹山未识名，目挑心颇许。

入户送眉青，犹湿昨宵雨。

云南地即山，残踏等尘土。

江南好山水，残剩不吾与。

自我海外归，此石堪共语。

便恐人持去，火急命游侣。

天教看山来，强颜聊自诩。

……

徐燕谋在其诗中有记载：“雪窦山色佳，雨后净如泼。不为看山来，招邀禁排闼。命且往游，仄径攀藤葛。石罅出流泉，寒空盘健鹘。上方钟磬音，梵殊清越”。

后来经历一系列困苦，在金华“欧亚大旅社”一夜遭受跳蚤、臭虫叮咬，小说幽默地写道：“外国人说听觉敏锐的人能听见跳蚤的咳嗽;那一晚上，这副耳朵该听得出跳蚤们吃饱了噫气。早晨清醒，居然自己没给蚤虱吃个精光，收拾残骸剩肉还够成个人，可是并没有成佛。”在鹰潭“大碟子里几块半生不熟的肥肉，原来红烧，现在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旁边一碟馒头，远看黑点飞升而消散于周遭的阴暗之中，原来是苍蝇。”

这段经历后来他在《谈艺录》里评论郑子尹《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一诗时，被情不自禁插入再现：“郑子尹《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云：‘出衙更似居衙苦，愁事堪当异事徵。逢树便停村便宿，与牛同寝豕同兴。昨宵蚤会今宵蚤，前路蝇迎后路蝇。任诩东坡渡东海，东川若到看公能。’写实画俗，别饶姿致，余读之于心有戚戚焉。军舆而后，余往返浙、赣、湘、桂、滇、黔间，子尹所历之境，迄今未改。行羸乃供供蚤饱，肠饿不避蝇余;恕肉无时，真如士蔚所赋，吐食乃已，殊愧之言。每至人血我血，搀和一蚤之腹;彼病此病，交递一蝇之身。子尹诗句尚不能书尽。”

可见小说中方鸿渐们的此处所遭受的痛苦与钱钟书所遭的难是相当的。到吉安，方鸿渐等人“住定旅馆以后，一算只剩十来块钱”，“鸿渐饿得睡不熟，身子像没放文件的公事皮包，几乎腹背相贴”，“辛楣笑里带呻吟道：‘饿的时候不能笑，一笑肚子愈掣痛。好家伙!这饿像有牙齿似的从里面咬出来，啊呀呀……”。更滑稽的是，李梅亭躲着吃山薯的形态，“鸿渐看见一个烤山薯的摊子的生意，想这比花生米好多了，早餐就买它罢。忽然注意有人正作成这个摊子的生意，衣服体态活像李梅亭;仔细一瞧，不是他是谁，买了山薯脸对着墙壁在吃呢。鸿渐不好意思撞破他，忙向小弄里躲了。”徐燕谋在《纪湘行》写道：“艰难抵庐陵，囊空如洗括。街头食薯蓣，饿极胜崖蜜。羞为识者见，背面吞且噎。”如此恶劣旅途，钱钟书却依然能“怡然自得，手不释卷”，哪怕在他同伴邹文海看来一本索然寡味的英文字典，在钱钟书读来津津有味。

这样，小说中方鸿渐等五人，自上海出发，经宁波、溪口、金华、鹰潭、南城、宁都、兴国、吉安、邵阳等，终于到达三闾大学。钱钟书给亲戚的信中提及： “十月中旬去沪入湘，道路阻艰，行李繁重，万苦千辛，非言可尽，行三十四日抵师院，皮骨仅存，心神交瘁，因之卧病，遂阙音书。”徐燕谋在诗中写道：“一冈复一冈，长路忽已达。形容无人状，时序惊回。师友喜我至，劳问殊亲切。我懒示之履，趾穿踵且决。”国难当头，学者颠沛流离之景跃然纸上。

责编：谭思敏

来源：湖湘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