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四年，土司王彭翼南率兵大败倭寇2200余人，而被《明史》誉为“盖东南战功第一”。朝廷立“子孙永享”牌坊以“昭纪”。

在湘西，由凤凰土著组成的竿军以能征善战闻名天下，如抗日战争时期，顾家齐率领的竿军于上海嘉善大败日军。但少为人知的是，早在明朝，湘西另一支军队就已远赴东部大败倭寇。这就是永保土兵。

所谓永保土兵，就是永顺与保靖土司的军队。五代至清雍正年间，永顺和保靖同为土司制度。永顺和保靖五代时同属下溪州，保靖司第一代土司彭师杲与永顺司第二代土司彭师裕是同胞兄弟，保靖司受永顺司节制，故习惯将两个地方连称。

《清史稿》称，“湖广士兵，永顺为上，保靖次之，其兵甚强。”这一说法有其根据，明代，永顺土司奉中央朝廷之命率兵参加战斗30多次，从辽宁打到了广东。尤以嘉靖三十四年，土司王彭翼南率兵大败倭寇2200余人，而被《明史》誉为“盖东南战功第一”。朝廷立“子孙永享”牌坊以“昭纪”。今天，牌坊依旧。

土家族传统习俗至今烙有土司年代的军旅印痕

彭翼南立下的战功，至今依然被后人纪念。据说，土家族的“赶年”，就是为了纪念他而设立的。赶年，就是“往前赶一天过年”，即赶在汉族过年的前一天过年，相当于汉族的“春节”。

据说，嘉靖三十三年冬，当圣旨传到土家族山寨，正值年关，如过了年出征，按时赶不到苏松地区，就要违犯军纪，贻误战机。一方面考虑急赴国难，一方面想到团年情深，怎么办?老司城中一位老族长向彭翼南建议：提前过年，让土家族子弟过完新年再奔赴前线保卫海疆。于是“蒸甑子饭，切砣子肉，斟大碗酒”筹办提前的新年。

其实，这种传说并不可信，从土家族生活地区前往东南沿海需一个多月时间，并不在乎提前一天。而是当时的土司军队每年需要轮番戍边，即明代班军制度中所谓的“边班”。土兵当时轮班戍守的是湘黔边境的“边墙”。戍守一年一轮换，轮换时间为每年初始第一天。为不致影响轮换，路程稍远的土兵只能提前一天过年，以腾出一天时间赶至值班地点。而路程稍近的并不需要提前一天，而是一大早过年。所以，今天土家族的“赶年”提前一天过年，或在过年当天早晨4至5点钟吃年饭的，均是因卫所的“边班”制度造成的，久而久之，成为了土家族具有标志性的节日习俗。

因而可以说，“赶年”属于土司年代所形成的军旅文化。与之类似的还有，在老司城附近的哈尼宫一带给亡人挂青习俗，往往要给沿路的树枝上都挂一些，目的就是纪念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战士。当地还有“浇水饭”习俗，即把饭和水混成一起，漫无目的地撒出去，也是为了纪念和安抚那些在战场上死去战士的灵魂。

这些古代的军旅烙印影响极深，也可反映出当年的土司军队的强盛及其重要地位。

永保土军兵制源自明代，58旗皆精选之兵

军队的建设，一直受到历代土司高度重视。

永顺土司辖3知州，6长官司，58旗，380洞。各旗名称为“辰利东南西北雄，将能精锐爰先锋。左韬德盛来勋策，右略灵通镇尽忠。武敌雨星正义马，标冲水战涌祥龙。英长虎豹嘉威捷。福庆凯旋智胜功。”以七字为句，每字一旗，后添“设、谋”二旗，共58旗。

永保土司之旗源自明代的卫所编制。湖广行省是朱元璋最早设立卫所的地区之一。洪武元年，于今腊尔山北部设崇山卫，第二年，“以永顺宣慰司羊峰地置羊山卫”。卫所的“旗”成为了土司基层政权组织的名称。“旗”是明代卫所最基本的单位，10人为一小旗，10旗为一总旗，2总旗为一百户所，10百户所为一千户所，10千户所为一卫。土家族土司的最基本的政权组织即称为“旗”，凡辖区内土民，均编入旗内。不论旗长名称、对旗内土民的管辖及征调等，都与卫所管理方式相同。

永顺五十八旗分隶州司，而统属于总司，旗各有长，管辖户口，旗民闲时为农，战时为兵，具有军政合一的性质。司城有五营，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御林军，每营兵丁100人，兵丁每人每月领银三两二钱，米三斗六升。此外还有“戎、猎、苗、米房、吹鼓手”等六旗，以及长川旗、散人旗、总管旗，是常备部队。他们也很注意阵法的演练，其阵法，每司立24旗，头，每旗一人居前，第二排三人，第三排五人，第四排七人，依次不断递增，跃呼助阵，若前者败，则第二排居中者进补，每旗16人，24旗合384人，皆精选之兵也。

旗长与总司长官均在本旗或本司队列后阵，如某土兵畏缩不前，则斩某土兵，如某旗畏缩不前，则斩旗长。如第一旗列败，第二旗列补上;第二旗败，第三旗列补上，以此类推至第五列，如仍败，即不前进。这种阵法被誉之为“乱战必捷，人莫敢撄”。

对军人的挑选十分严格，采选兵丁时，宣慰祭以白牛，曰：“有敢死冲锋者，收以银，啖此牛首，勇者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其节制甚严，只许击刺，不许割首。违者及退缩者皆斩。故凡战必胜，人莫敢撄。”

除操演旗头阵外，常规的军事操练是必不可少的。《永顺县志》载:“永顺司治西二里许坝坪，有校场坪，土人常于此演武。又西北五里，有搏射坪，又北五里曰射圃，地势均较宽敞，土人每次射。”据当地传说，土司时代，搏射坪每遇选兵练兵时，土司王与大将们带领成百上千的土家、苗、汉年轻后生，来此参加挑选比赛和演练。

此外，常利用“赶仗”(打猎)之机，结合进行军事训练。“一人搏虎，二十人助之，以必毙为度，纵虎者必罚。猎他兽亦如之，得禽则倍赏当先者”。出征前，要举行仪式，“系牛于神前，以刀断牛首卜胜负。牛进则胜，退则败，而复进者失败而后胜，以此为验”。土兵如战前逃脱，则斩其手足;战斗中如畏缩不前，则斩首。

从独立王国到对外抗倭，功绩彪炳

《明史》还记载：“永保诸宣慰，世席富强，每遇征战，辄愿荷戈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虓(xiāo，勇猛之意)雄。”《保靖县志稿辑要》：“明代土司最重要，盖藉以防苗也。”生于深山寒谷的土兵吃苦耐劳，又历经征战训练，作战骁勇，往往攻无不克，以至于苗疆“恃强负固，绝非一朝，朝廷兵威在所不惧，惟畏永保土兵”(清乾隆58年《永顺县志》)。

明故永顺宣慰使彭思齐墓志铭：“公年十一授职，十三父厌世公独理司政无坠，十五奉征施州银山岭，十七征贵州都匀，是后用兵本省武靖镇筸，广西思恩，湖河川陕等处，所至咸克捷有功，屡荷朝廷恩宠，及致政复奉调征彬桂猺(yáo兽名)寇……，其忠勤大节□如此。”遍翻彭氏族谱、土司墓志铭，从明初彭添保开始，这样的征战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镇压镇筸苗民反抗是土司征发的主要方面。值得一书的是抗倭战役，此役肃清了十余年沿海倭寇骚扰，永保土兵为保卫祖国的海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初一，海盗头目徐海勾结倭寇，自柘林夺船犯浙江乍浦、海宁，攻陷崇德县，转掠塘楼、横塘等处。其后又攻德清县，围杭州城外数十里。

据《明史·土司传》记载，“嘉靖三十三年，冬调永顺、保靖兵协剿倭贼于苏松，明年永顺宣慰彭翼南统兵三千，致仕宣慰彭明辅统兵二千俱会于松江，时保靖兵败于石塘湾。永顺兵邀击，贼奔王江泾，大溃。”《明史·张经传》则记载，“至五月朔，倭突嘉兴，经遣参将卢镗督保靖兵援，以俞大猷督永顺兵由泖湖趋平望，以克宽引舟师由中路击之，合战于王江泾，斩贼首1900余级，焚溺死者甚众。自军兴以来，称战功第一。”

王江泾大捷是明王朝在江浙、山东抗倭接连失败、士气非常低落时所获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因此意义非同寻常，对于重振全国抗倭的信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指挥这场战役的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将领总兵官俞大猷、尚书赵文华与侍郎胡宗宪，而永保土兵是他们的重要依靠力量，永保土兵出生入死，作战勇猛。

事实上，土司军队也极具计谋。垓下之战，刘邦以四面楚歌动摇项羽的军心，明代永保土兵则以歌舞击败对方。据《龙山县志》：某土司于明时调征广西，一城池攻不下，土司命士兵扮女装，连臂喧唱，为靡靡之音，于是守城者竞集观之，流荡无坚志，土司以精兵潜入后门，攻克城池。

（来源：潇湘晨报 撰文/邹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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