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秋瑾故居和畅堂时，正是黄昏，斜阳懒懒地照着寂静的小巷和有些破落的院落。故居对着的小巷尽头，正在大兴土木，轰鸣的推土机和飞扬的尘土，更加衬托出故居的落寞。

我走进秋瑾故居时，守门人也快睡着了，只是微微地抬头，将我的门票撕了一角。这是一座三进的院子，是典型的江浙风格，简朴的大门和乌黑的瓦，一派守拙藏富、毫不张扬的风格，进去以后，才知道宅院是很深的，处处可感觉到主人的殷实。

院落里没有几个人参观，堂屋正中悬挂的题有“和畅堂”三个大字的旧牌匾，默默地注视这一切。秋瑾自5岁随家人回到绍兴后，最美好的少女时光就在这里度过，直到嫁给她所不爱的湖南湘乡士绅王家的公子。

和平、安宁、富足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追求，从秋家主人将堂命名为“和畅”来看，秋瑾的父辈也是如此。然而就在这所追求和畅的宅子了，诞生了秋瑾这位惊天动地的奇女子。

其实中国人尤其是士人并不富有造反精神，享田园之乐，以诗书娱人是他们的人生追求。秋瑾何尝不是如此，她少年时与兄友诗词唱和，嫁人后虽然与夫婿“琴瑟失和、同床异梦”(见秋瑾婚后给兄长的信)，可她一针一线为自己的孩子缝制棉衣。做一个好女子、好母亲，这是许多女人的梦，秋瑾也有过。

辛亥革命时期，秋瑾和她同时代的革命者，都有着浓厚的诗人气质，黄兴说：“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宋教仁吟道：“伤心汉室终难复，血染杜鹃唳有声。”秋瑾有名句：“抛却十万头颅血，要将乾坤力挽回。”豪情之余，亦有浓浓的诗之意境。而诞生于吴越的“南社”，其中相当多的诗人参加了辛亥革命。这些人大多出生殷实之家，受过优良的教育，他们为什么要卖祖产、舍头颅投身洪流呢?难道他们天生不安分吗?

林觉民在《与妻书》里替这些人作了回答：“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个人安危与恩怨，在民族的前途面前，是不足道的，当蔡锷起兵反袁时，依然承认，袁公待他不薄，与袁公毫无私怨，然“为四万万人争人格。”只好说对不起了。

无论是兴中会，还是华兴会、光复会，抑或是后来的同盟会，都有排满的口号，但透过辛亥志士的行状，我们也许会明白，“排满”只是争取更多基本群众的口号，那个年代，更多的如阿Q、小D这样的群众，只会明白革命者是“戴着崇祯皇帝的素”，辛亥志士虽然和会堂有相当多的联系，但孙文、黄兴、宋教仁、秋瑾这样的志士，他们在“排满”的外表之下，张扬的是“民主”的大旗，是为天下苍生争取做人的权利。

秋瑾的父亲秋寿南一生仰食于湘军，所以把女儿嫁给了湘军的发源地湘乡士绅。但历史的吊诡是:清末湖南反清的革命志士，许多人和秋瑾一样，是湘军的后辈，他们要推翻的是他们的前辈当年浴血奋战维护的政权。

具有诗人气质的人，总是有悲剧的宿命。他们拙于翻云覆雨的政治手腕，也缺乏合纵连横的政客计谋，更多的是博浪一击，是图穷匕首见。孙、黄的数次暴动如此，徐锡麟的暗杀与秋瑾的流产的起义都是如此，帝制完结后，宋教仁等革命党人被成熟的政客袁世凯玩弄欺骗亦是如此。在后来的成功者看来，他们是“幼稚”的，正是他们是“幼稚”的诗人而非老练的政客，让我觉得他们可爱，至今景仰不已。

故居的一间房里，抄录秋瑾的几句诗：“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身不在，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人人总以为，江浙人是柔弱的，女子是柔弱的，但二者兼有的秋瑾正如黄酒，初以为绵和，而后劲颇大。白酒容易醉倒粗野汉子，黄酒却能醉倒真正的好酒之人。鲁迅说：“绍兴非藏污纳垢之地，乃卧薪尝胆之乡”，决非对自己故乡的溢美之词。

出和畅堂时，自然想起秋瑾就义前吟的那句诗：“秋风秋雨愁煞人”。 “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就义诗固然豪迈，但“秋风秋雨愁煞人”和瞿秋白“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难道就不是视死如归、铮铮铁骨了吗?慷慨之余，亦有悲愁的凄美，这才是才子瞿秋白与女人秋瑾人性的真实流露。

秋瑾，是个真正的诗人。

秋瑾的离去，那是诗人的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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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史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