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这个人挺特别的，说他特别并不只是因为他是战国诸子中为数不多的自杀身亡的人，他还是个集众家之所长的思想者呢。从楚辞中儒家看到了儒学，道家看到了道学，法家看到的则是刑名之学。可以说他似儒而非儒, 近道而非道, 类法而非法,实实在在地自成一家。上一篇主要从文学角度探究了一下楚辞的精妙之处，今天且随作者一道看看楚辞中的一些哲学奥义。

1.“美政”到底是什么?

人们常说，屈原是因为他的“美政”理想破灭，才自沉汨罗江的。所谓“美政”，到底寄托了诗人怎样的理想蓝图呢?

汨罗江

“美政”一词来源于《离骚》 “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是这么解释这个词的：“行美德施善政”(前情提要：《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完整注解)。所以王逸对“美政”的理解包含两个方面：当权者个人品德出众以及完备仁善的施政方案。

屈原在离骚中所透露的对整个国家制度的设想应该是：修德明政、选贤与能、法令严明、禁暴止乱、体恤孤寡，从而达到政通人和的目标。这需要人主具备象汤、禹、周文王这样的圣人之德和识人之明，也需要傅说、吕望、宁戚、管仲之类经天纬地的贤才辅佐。如此，国家便可繁荣昌盛、百姓也可富足安乐，这就是“美政”的终极目标。

2.屈原与儒家

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认为，屈原熟读《论语》、《易经》、《尚书》、《诗经》、《春秋》这些书，并在《离骚》中借鉴使用了其中部分词语;而《离骚》中所表现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也与儒家经学息息相关。

屈原在《离骚》中所描绘的“美政”理想，其中人君贤臣的个人品德之美是一条很重要的指标。他一直视自己为品格高尚的贤臣，渴望辅佐尧舜那样的圣明之君，“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同时，屈原对民生福祉的深切关注又与“仁政”与“民本”的思想不谋而合，比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以及“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这些都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儒家的“言必称尧舜”以及“内圣而外王”。

然而屈原又绝不能单单归到儒家里头去，他有和儒家完全不同的地方。儒家有一个特点是敬天命而远鬼神，《论语》有云“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屈原作品中提到的神神鬼鬼可多了去了，什么东皇太一啦、山鬼啦、宓妃啦、湘君湘夫人啦;《离骚》中还描述了百神降临的盛大场面:“百神翳其备降兮，九嶷纷其并迎”。

大禹治水

在儒家经典中，治水英雄大禹的父亲鲧是个愚蠢而不知变通的人。然而屈原却在《离骚》中说鲧被杀主要是因为他太刚直，颇有些同情的意味，“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在《天问》中，屈原对鲧的同情之意都变成了一声声的拷问，简直是在为鲧翻案。“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鲧何所营?禹何所成?”“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这几句话大意为：禹是鲧的儿子，治水方法就一定和鲧不同么?若鲧治水不力的话，凭什么就认为他的儿子就一定行呢?治水不力而已，为什么就和共工、欢兜以及三苗并列恶贯满盈的四凶呢?

3.屈原与墨家

楚国巫风盛行，上面提到屈原在作品中描写的神鬼场面不胜枚举，这和墨家的“明鬼”主张颇为相似。《墨子.明鬼》有云，“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而屈原做《九歌》，对东皇太一、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到河伯、山鬼等等的人格化描写，是“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 (王逸：《九歌章句序》)。

作者特别喜欢《九歌.国殇》，这是悼念阵亡英烈鬼魂的挽歌，其雄浑磅礴之意，颇可与诗经中的《秦风.无衣》相媲美。

青铜兵器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子魂魄兮为鬼雄。”——《九歌.国殇》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秦风.无衣》

屈原“美政”思想中的选贤与能、仁爱和平既与儒家仁政思想相吻合，也与墨家的“尚贤”、“兼爱”类似。然而屈原和墨家也有大不相同的地方。墨家十论中有三点，“非乐”、“节用”、“节葬”，即音乐乃繁琐奢靡的无用之事，墨者皆提倡苦修的生活方式“短褐之衣，藜藿之羹”，反对将钱粮浪费在丧葬祭祀上。这三点屈原统统都反其道而行：

他超爱美人乐舞，九歌中的乐舞描写多不胜数，“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他喜欢华衣美服和配戴珠玉“余幼好此奇服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

楚国人哪有不祭祀不通灵的?祭祀要用粮食倒还罢了，还有用珠玉享神的呢。“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这是用玦和佩事湘君。 “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謇修以为理”，这是用玉佩事宓妃。

4.屈原与法家

屈原“美政”思想中依法治国的观点，倒颇似法家的路子。这也不奇怪，变法和军事大咖吴起，就曾任楚悼王时的令尹，实行变法改革;而且这位吴起和韩非类似，虽是法家代表，又有着深厚的儒学渊源。所以屈原的“美政”理想同时融入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并非偶然。

屈原主张，治国除了“举贤才而授能兮”之外，还应该“循绳墨而不颇”，也就是必须依靠法律准绳，依法治国、赏罚分明。

《九章·惜往日》中“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 说的是治国不以“法度”而以“心治”的危害性;“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说的是法治之下国家走上正轨。

《大招》中“魂乎归来, 赏罚当只”说的是，赏罚分明的话，别说贤才良民，就连鬼魂都不愿意离开楚国。

当然,屈原与法家的不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比如对民众的态度。法家要通过严刑使百姓安分守己，因为法家学说很大程度上是要建立一套君主专制的制度,所以它的立场均是从君主角度出发。屈原则不一样, 他首先要求国君贤臣都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美德之一就是爱民。前文提到过《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以及“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就是最好的例子。

5.屈原与纵横家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张仪都曾到过楚国，所以若说屈原受到纵横家的影响，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屈原自己两次出使齐国，主张联齐抗秦，暗合苏秦的合纵之策。

若不是楚怀王听信张仪的许诺，贸然与齐国断交，不但未得到应许之地，反而因背弃齐国而遭到孤立，楚国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战败于秦国，最终国力大减，不但自己客死咸阳，楚国也都城被破、濒临亡国。

所以楚辞学家游国恩先生认为“美政者，即合从以摈秦之政也”即美政就是楚国现实政治中的一种正确的外交政策。

然而观屈原的作品可以发现，内政才是“美政”的重点，国富民强、政治清明是目的，外交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罢了。

6.屈原与农家

屈原作品多次描写和歌颂促进农作物生产的云、雨、水、太阳之神，即云中君、湘君、河伯、东君和东皇太一等等。如《九歌·云中君》描写云神形象，祈求风调雨顺。《九歌·河伯》中描述通过祭祀来祈求水神免除水患并灌溉良田。《九歌·东君》中写的是在楚国被奉为太阳神的东君。由此可以看出，屈原也相当注重农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河伯

战国末期，土地私有制开始萌芽，屈原所在的时期，楚国已经出现了自耕农或佃农。比如《九辩》中“农夫辍耕以容与兮，恐田野之荒秽”，王逸注：“愁苦赋敛之重数也”。这就说明了当时楚国自耕农的境遇。

《离骚》“余既兹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度蘅与方芷”说的便和农事有关。上一篇说到过从楚辞中可以学到植物学的内容，除了香草类植物之外，《大招》中出现了“五谷六仞，设菰粱只” 这样的句子，王逸于“五谷六仞”下注曰：“五谷，稻、稷、麦、豆、麻也，这些是当时楚国普遍种植的几种农作物。

除了熟知农作物之外，屈原还相当关注农时。《离骚》中的“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以及《九章.悲回风》中“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浓霜”均有关于时令更替的描写，这应当是“勿违农时”思想的某种体现。

当然了，楚辞里有这些内容，并不能说明屈原就是个专注于农圃之技的庄稼汉。人家最主要的还是贵族出身的政治家啊，关注农业生产只是“美政”的一部分，再说了，技多不压身显示人家智商高嘛。

7.屈原与庄子

很多人认同屈原深受道家特别是庄子的影响，并常常将庄子和屈原进行比较，并且认为《庄子》和《楚辞》都呈现出浪漫主义的风貌，正如龚自珍所说:“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

比如《庄子.逍遥游》云“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而屈原作品中也有大量乘龙车神游的描写;《庄子·外物》有白龟出使河伯的故事，屈原《河伯》就写他“乘白鼋兮逐文鱼”;《庄子. 在宥》说“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屈原就在《涉江》中写“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更好玩的是，《庄子》和楚辞都有《渔父》篇，所以要说这一切都是偶然，我根本不信。

以上还只是一些借用和模仿，屈原《哀郢》中有“尧舜之抗行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宋代洪兴祖明明白白做了注解: “《庄子》曰:‘尧不慈，舜不孝’”。洪兴祖所引之语，出自《庄子·杂篇》中的《盗跖》篇，这成为屈原作品援引《庄子》的最有力的证明。

但屈原和庄子是为人处世不同的两类人。庄子是隐逸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把高官厚禄比作是庙堂里供奉的龟甲、腐烂的死老鼠，他情愿做自由自在的乌龟和鹓鹐，也不愿受束缚。庄子的出世,是无欲无求、无是无非，遨游于无极之野，《逍遥游》篇便是一例。屈原则是积极入世，愿以贤臣之资辅佐明君，所以有“美政”的理想，但却被迫屈服于现实的巨大压力。所以屈原常常以妻妾怀夫的心态来比喻自己迫切渴望受到君王的重用，愿望破灭而不得不被放逐时，“悲时俗之迫兮,愿轻举而远游”是那样的不甘与悲愤。

所以明末才子陈子龙(就是秦淮八艳之首柳如是的前男友)说“庄子,屈子,皆贤人也,而迹其所为绝相反, 庄子游天地之表,却诸侯之聘,自托于不鸣之禽,不材之目,此无意当世者也。而屈子则自以宗臣受知遇,伤王之不明而国之削弱,悲伤郁陶,沉渊以没,斯甚不忘情者也。”

若论文风气势磅礴,内容荒诞神秘，《庄子》和《楚辞》倒确有几分相像;只不过前者多幽默讽刺，用寓言表达出世的哲学思想，后者则是歌以咏志，借香草美人和神话传说描绘“美政”蓝图。

8.屈原与稷下学宫

以往人们更多地侧重考察屈原思想中南方楚文化的基因,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北方学术思想特别是齐国稷下学在屈原思想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

强行插入前情提要：荀子篇中曾经讲过，稷下学宫作为齐国官办高等学府，是北方学术争鸣和思想交流的中心，而荀子曾经“三为祭酒”。

稷下学是一个宽泛的称谓, 它涵盖的时间范围很长, 牵涉的人物众多。现存稷下学派集大成之作是《管子》一书，这部书是由官方和民间所藏、托名管仲之书汇集而成，并非全由管仲所著。《管子》的思想，以法家为主，也有道家、名家、兵家、阴阳家和少量儒家、墨家的成分。《汉书·艺文志》把它归在“道家”，《隋书·经籍志》则归在“法家”。

稷下学宫遗址

屈原力主亲齐，是联齐抗秦路线的坚定实践者，他在齐宣王时曾两次出使齐国，当时正是稷下学宫发展的鼎盛时期。虽然没有屈原与稷下诸子交流的确切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屈原绝对不会与稷下学宫失之交臂。

有学者专以《天问》为例，考证屈原受到了稷下诸子的多方影响。

屈原在《天问》中提问的顺序颇符合《管子·九守·主问》中“一曰天之, 二曰地之, 三曰人之, 四曰上下左右前后”的模式：先问鸿蒙之始天地开辟的传说、天上的日月星辰;再问洪水、地理与异兽传说;然后问夏朝以前、夏商周的历史。

而屈原在《天问》中一开头就质疑天地并非由什么神所创造，而是原本就自然存在，这种带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宇宙观与稷下唯物派有些类似。这一点，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有提及，他认为屈原受稷下唯物派的影响，《离骚》之“内美”、“中正”，即稷下唯物派的“精气”说。

屈原在《天问》中问道“天命反侧, 何罚何佑?” 天命反复无常, 它凭什么来对人进行责罚和赏赐呢? 屈原对“天命”的质疑从另一方面肯定了“人事”的作用。这和《荀子.天论》中“制天命而用之”有些接近。而前面说过，荀子是稷下学宫中的大宗师，曾经三为祭酒。

9.屈原与百家讲坛

梁启超在《屈原的思想流派》中认为，屈原有儒家入世进取的精神，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又选择了法家的方法。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也说：“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

学者张正明先生则写道：“屈原向往良法美政近乎法家，但他不像法家那么峻刻;屈原主张重仁袭义，近乎儒家，但他不像儒家那么通达;屈原志洁行廉近乎道家，但他不像道家那么超脱。他是郢中的巫学大师，又是稷下道家的信徒”。

如果那个时候有CCTV，屈原就算实现不了“美政”理想，他至少也可以上百家讲坛，把集众家之所长的思想一股脑儿传授给不明就里的围观群众。不过那样的话，我们的端午节假期就要泡汤了，咸粽和甜粽两党也就没有必要再相互攻讦了……

责编：朱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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