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曾国藩在生前对家人生产稍作安排，让他们在自己身后过上好一点的日子绝不是什么难事。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就成了很多人发家的机会。

《大清盐商》剧照

1曾国藩是怎么对待盐商的?

在整顿盐务陋规方面，曾国藩的成就还是十分显著的。因为盐商们通过国家授予的专利权获利极丰，所以地方官场上对盐商们的剥削也极重。几乎每个衙门都想从盐商身上捞点钱，只要没有来源的支出，最后差不多都算到盐商们头上。

与各地一样，两江地区财政的重要支柱，也是盐规。根据两淮运司王凤生的统计，道光十年，两淮盐商负担的法定税额(即两淮纲盐正课)为二十一万七千两。但这只是盐商们负担的一小部。除了正税外，他们每年要负担两江地区的养廉银、兵饷，以及“水脚”、“部饭”等办公经费三十三万两，这算是国家的正项开销。此外，还有普济、育婴、书院、义学、务本堂、孝廉堂等地方公益事业，需要他们贡献二十余万两。这些还都不是大头，各衙门公费及盐政运司以下之书役、辛工、纸饭及“乏商月折”等项，需要他们负担八十万两之巨。为了向盐商们要钱，官员们想尽花招。如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巡抚各衙门，从未有缉捕犒赏等款，而各处仍以此名义每年向盐商征收开销三四千两。

过于巨大的“陋规”导致盐商们几乎赚不到什么钱，经营盐业的积极性大减，从而加剧了两淮盐务的衰败。从同治三年起，曾国藩着手大力整顿两淮盐务。他替盐商们计算成本、明确了正税及各种附加税的税额，保证他们有钱可赚。曾国藩说：“收课科则必须核定以昭信守。”为此他规定：例收的每引报部正课银一两五分一厘，杂课二钱，外办经费银四钱，仓谷一分，河费一分，盐捕营一分，无可减免，仍照旧额征收。而团练、坝工、缉费、号项等不急之款，则一概删除。至于从盐商身上所出的招商局费银、都营赏犒银、驳船、江船、商伙、辛工、栈租等处费银以及皖岸报效银等等数目，都要固定下来，不得任意多收。书役人等也不准再需索分文，滥收者一经查出或商人禀明，给以严惩。这一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两淮盐业的重新兴旺。

从整体上看，江南地区的减赋政策对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功不可没。十余年来，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都是清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要战场。尤其是江南这从前最富庶的地方，遭受的破坏尤其严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之句，完全适用于两江。有外国人记述当时观察到的苏州一带情形：“沿途所历各村，每三四处，必有一完全焚毁者;亦有三村相连，外二村未动，而其中一村仅余焦土者。”过去，南京到苏州一带，“皆富饶殷实，沿运河十八里，廛舍栉比，人民熙熙攘攘，往来不绝”，现在，则“房舍、桥梁，尽被拆毁，十八里中杳无人烟，鸡、犬、牛、马绝迹。自此至无锡，沿途如沙漠，荒凉万里”。曾国藩当湘军围金陵时就曾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感叹：“皖省群盗如毛，人民相食，或百里不见炊烟。”

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得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同时，官员们的贪婪榨取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对澄清两江地区的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让步政策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太平天国战争后，江南经济迅速恢复，让步政策功不可没。西方传教士目睹了太平天国战后经济迅速恢复的情况，卫三畏写道：“1865年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其被破坏的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然而，恢复的速度——居民不仅恢复了旧业，而且重建了住所，整顿了贸易——甚至使那些一贯诋毁他们的人也感到吃惊，并转而赞誉很被人瞧不起的中国文化所显示出的复兴活力”。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经过瓜州，看到港口兴旺的景象：“荒江寂寞之滨，今则廛市楼阁，千墙林立矣”，回忆起十年前经过瓜州时残破的情景，唏嘘不已。

2曾国藩有没有从盐票中获利?

如果曾国藩在生前对家人生产稍作安排，让他们在自己身后过上好一点的日子绝不是什么难事。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就成了很多人发家的机会。这些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当时社会上因盐务发家者为数不少。据“草堰场大盐商周扶九事略”，江西富商周扶九原本为贫民，在长沙某绸布号做店员。有一次，他替店主去扬州收账。欠账之人一时手中无钱，愿以盐票抵偿，而店主回信不愿。周扶九当机立断，自己借钱拿下盐票。凭这几张盐票，他迅速成为“家资万千”的盐商，先后在扬州、上海经商，积银多达四千五百万两。

《大清盐商》剧照

近人王伯恭《蜷庐随笔·何廉昉先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何廉昉先生)罢官后，贫乏不能自存。……故为曾相国之门人，曾每解橐助之。金陵克后，李合肥更赠以盐票二百纸，遂居扬州为商人，成巨富。

然而，曾家一张盐票也没有。据曾氏后人讲：

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的社会，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按曾文正公当时的权势，自己或家人化些字号、名号，领一二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曾国藩故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念及旧情及乡谊，以三百金赠之，并写信告诉家中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对于曾国藩的清俭之节，虽然他自己不事张扬，但身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

其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遗风。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赢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种叙述，应该说是并没有夸大。

责编：朱晓华

来源：世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