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在湖南:陈子展笔下的梁启超

[来源:湖南陈先枢] 2021-04-19 11:55:21

本文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辑录整理 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图片由编者插配)

陈子展(1898—1990),湖南长沙人。名炳堃,以字行,笔名子展、于时夏等。长沙师范毕业,又入南京东南大学,后因病辍学。曾任教湖南第一师范等校,1927年“马日事变”后,因徐特立等同案被通缉,避走上海。任南国艺术学院教授,并加入南国社。1933年任复旦大学教授,抗战前任中文系主任。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加入九三学社,为第三届中央委员。病逝于沪。著有《唐宋文学史》《雅颂选译》等。另有《楚辞解题》,陆续发表于《人民日报》《文史哲》等报刊。

陈子展

梁任公在湖南

陈子展四脚朝天,看你有何能干?一耳偏听,到底不是东西!这是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以后,湖南守旧派嘲笑陈宝箴、熊希龄两人的谐联,把熊陈两个字拆开,倒很有趣。原来湖南的戊戌维护新运动,是官绅合办的,陈中丞代表官方,熊庶常代表绅方。这一运动,康梁是主要人物,康有为在北京,得到光绪的信任,所以北京闹得很凶;梁启超在湖南,得到陈中丞的信任,所以湖南也闹得很凶。梁先生为什么来到湖南的呢?据熊希龄《上陈中丞书》说:“延聘梁卓如为教习,发端于公度(黄遵宪时为湖南监法道)观察,邹沅帆及伯严(陈三立,陈中丞之子)皆赞成之。”梁先生来到湖南,主持时务学堂,做了总教习,同来的韩文举、叶觉迈做了分教习,康派势力一时极盛,而且全堂师生,互相标榜。不说“今日教学诸人,即是兴朝佐命”。即说:异日出任时艰,皆学堂十六龄之童子,这真是要叫守旧派眼中生出火来的。何况时务学堂日记,课艺评语,南学会讲义,以及湘报,湘学报所刊之文章,都是守旧派目为邪说异端的康派议论呢。

在长沙主持时务学堂时的梁启超

自然,那些被目为邪说异端的议论,在三十多年以后的今日看来,不免平常,浅薄可笑,但在当时就不免觉得翻江倒海,石破天惊了。便如梁先生《评日记》云:“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王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斥一切帝王为民贼,只承认其中有几个霸者,这还不能不叫腐儒大吃一惊。又《评答问》云:“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梁先生虽然还没有说出人民是这一铺子的大股东,可是他已经不承认向来腐儒所说的“君臣之义”了。又《评课艺》云:“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盖取六经中所言发权者编辑成书,亦大观也。”梁先生倡言民权,发论颇多。又如《评日记》云:“公法欲取人之国,这必其民心大顺,然后其国可为我有也,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又云:“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其意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梁先生要主张议会政治了。他倡民权议院之说,却不能不乞灵于什么五经六经,现在我们或许要笑他迂谬,但想他在当时环境里,却又不能不原谅他的苦心了。他《评课艺》云:“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

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笑也。梁先生竟自大胆的主张天子降尊,废拜跪之礼了。

又《评日记》云:“中国萑苻甚炽,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衷无日矣。今日变政,所以必先改律例。”梁先生主张改法律,变衣服,这都是大胆之言,也都是要受湖南守旧派攻击的了。说也奇怪,湖南的人气质,好去极端,从戊戌运动起,一直到现在,政治上每一变动,在对抗的两极端,总是湖南人做先锋。戊戌运动,站在维新派尖端的有谭嗣同、熊希龄诸人;站在守旧派尖端的有叶德辉、王益吾诸人。辛亥武昌起义,湖南首先响应,但第一个为满清死节的将官黄忠浩,也是湖南人。袁世凯称帝,筹安会领袖杨度,是湖南人,站在最前线讨袁的蔡锷,也是湖南人。懂得了湖南人的气质,就懂得戊戌维新运动,梁任公在湖南,一面要受维新派的热烈欢迎。一面要受守旧派的拼命攻击了。戊戌维新运动,梁任公在湖南讲学,引起思想界的轩然大波,即新旧两派的大冲突。究竟当日旧派攻击梁先生,怎样措词呢?自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梁任公是败坏湖南学风的罪魁,是邪说异端的恶魔。苏与翼教丛编序中说:“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

这里宣布了梁任公在湘讲学的五大罪。

又旧派的《湘省学约》里说:“自新会梁启超来湘,为学堂总教习,大张其师康有为之邪说,蛊惑湘人,无识之徒,翕然从之。其始随声附和,意在趋时,其后迷惑既深,心肠顿易。考其为说,或推尊摩西,主张民权。或效耶稣纪年,言素王改制。甚谓合极以保种,中国非中国,且有君民平等,君统太长等语,学会讲义,及湘报、湘学报者,不胜总指。似此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化日光天之下,魍魅横行,非吾学中之大患哉?”这里旧派骂梁任公:“化日光天之下,魍魅横行”,真是白昼见鬼。但在当时,他们是自以为骂得痛快的。现在我们从这类文章中,还可以看到梁任公在湖南讲学的影响之大。如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中云:“窃我省民素朴,自去夏以前,固一安静世界也。自黄公度视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自徐观夫学使到,而多崇奉康学之人:自熊秉三庶常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尝与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戴德诚樊锥唐才常易鼐等承其风流。肆行狂煸,直欲死中国之人心,翻亘古之学案,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说浸淫,观听迷惑。不解熊谭戴樊唐易诸人是何肺肝,必欲倾覆我邦家也。”一则曰“我省民心,顿为一变。”遭遇则曰“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说浸淫,观听迷惑。”梁任公讲学的魔力真是不小。其实,当时这位思想界的新英雄,正是时势造成的,旧派又何尝不知?所以梁鼎芬《与王祭酒书》中说:“马关约定数年,又有胶州之事。四夷交侵,君奸放恣,于是崇奉邪教之康有为梁启超,乘机煽乱,昌言变教。”平心论之,当时满清政府,内政外交,无一是处。康梁昌言变法维新,改革政治,有什么罪过?可惜当时旧派不知,稍后知道了,已经没有办法,满清也就亡了。

时务学堂教职员在校舍前合影,前排正中疑为梁启超

梁任公体的文章也曾在湖南发生了大影响。当日《时务报》的文章,那个不欢喜读?便是旧派,亦无异词。但因梁任公到湖南讲学,湖南新派人物,也刊行了《湘学报》《湘报》,这就遭了湖南旧派的大忌了。所以皮锡瑞《复叶德辉书》中说:“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湘人无乡谊,好自相攻击。见时务报则誉之,见湘学报则毁之,湘报訾议尤甚,湘人结习,本不足怪。”原来叶先生是攻击新派的旧派领袖,攻击了康梁一派的思想还不够,还要攻击康梁一派的文章。他致皮先生书中说:“时文久为通人所诟病,通人多不能时文,高才博学坐困于场屋,而揣摩之士乃捷足得之。然易之以策论,其弊等耳。不见今日这试卷,满纸只有起点压力热力等字乎?同一空谈,何不顾溺人之笑。”

他攻击新文体的策论徒用新名词,也是空谈,和八股文一样。他又与友人书说:“最可笑者,笔舌掉罄,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点。不思支那乃释氏之称唐士,起点乃舌人之解算文,论其语,则翻译而成词;按其文,则拚音而得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东施效颦,得毋为邻女窃笑耶?”这也是攻击使用新名词的文章。又《湘省学约》中辨文体一条说:“朝廷以时文积弊太深,改试策论。然试场策论非有学术,能文章者主持之,其弊殆比时文更甚。观《湘报》所刻诸作,如热力、涨力、爱力、吸力、摄力、压力、支那、震旦、起点、成线、血轮、脑筋、灵魂、以太、黄种、白种、四万万人等字眼,摇笔即来。或者好为一切幽渺怪僻之言,阅不终篇,令人气逆。”

长沙三贵街时务学堂故址,碑刻“时务学堂故址”为梁启超1922年来长讲演时所书可见三十多年前新派文人用新名词入文章,那是旧派文人最为痛恨的事。当时这种新文体流行湖南,可以说是梁任公带来的。徐学使居然用这种文章取士。难怪湖南一批由八股文出身的旧派文人又嫉妒又愤慨了。

梁启超题墨原件,今藏湖南大学

梁任公曾经说他自己的文章,“笔端常带情感”,那是不错的。他是一个政论家,他的政论所以能够风行天下,笔端情感也是其中要素之一。他这种适于煽动的文章带到湖南,有一个贡生学得极像,这人叫做樊锥,邵阳人,在湘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最被旧派攻击的一篇,题为《开诚》,其中说道:“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也亦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沦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逐于醉生魇死之地、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这是痛骂两千多年来的愚民政策,思想颇有点不稳了。又说:“今宜上自百寮,下至群丑,俱如此类。纲罗净尽,聚之一室,幽而闭之,使其不见日月,不与覆载。”

如此对付贪污腐败的官僚,何等彻底。他的议论更激烈了。又说:“是故愿吾皇操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极,虽有目前,一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驾何所,蹑天无路,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他(樊锥)这种主张,真是大胆。难怪旧派的人驳他道:“天子诏命,岂臣下所敢戏拟,况此等大逆无道之言乎。国典具在,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以蔽其辜。”他在文中又说:“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旧例劣范,铨选楼册廖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士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这种彻底的变法维新,当时怎么能够做得到?他却不能不如此主张。他是湖南的走极端的新派。他比梁任公的主张更彻底,他比梁任公的议论更激烈?他充分表现了湖南人走极端的特性。然而他是受梁任公影响最深的人。说起来真可笑。“戊戌”前后,梁任公大新;“辛亥”前后,梁任公又旧了;“五四”前后,梁任公“跟著后生跑”,还赶不上;这一个伟大的时代真有点捉弄人。虽然,时代是一直向前的,人不站在时代之前,就落在时代之后,这又有什么稀奇呢。

( 1934年2月4-6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于时夏

[责编:姚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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