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与湘江一样流:陈寅恪在抗战中的流亡岁月

[来源:文史博览] 2020-11-19 11:35:15

宗城


2020年,是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诞辰130周年。他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任教清华大学时,与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受到中外学者器重。他一生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尤其他在抗战中的遭遇,更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日本人进城后,派人招揽当时的国学大家、陈寅恪之父陈三立,陈三立为表明立场绝食5日,不幸忧愤而死。后来,陈寅恪在《第七次交代底稿》中曾说:“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八十五岁老父亲因见大局如此,忧愤不食而死。”

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匆匆南渡,辗转于长沙、蒙自、昆明等地,不久后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请,准备赴英国任教,不料赶上欧洲战事,英国面临纳粹德国来势汹汹的猛攻。陈寅恪等到1940年,依然不见战争消减的迹象。无奈之下,他滞留香港,接受许地山的邀请,出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晚年,陈寅恪有诗歌《答王啸苏君》之三:“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在沦陷区,他体验着这样的困苦。香港物价高昂,居大不易,陈寅恪在那里除了家人和零星朋友外无依无靠。据他和家人的回忆,他们全家当时住在九龙太子道号三楼后座,每天去港大足足要花两小时。他的女儿说:“父亲赴港大授课,需由九龙我们家乘公共汽车到尖沙咀轮渡码头,渡海至香港后,再换乘电车到香港大学,路途单程约需两个小时。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

1940年8月28日夜,在写给好友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忍不住说出心中的苦闷:“……然弟返港后月用三百元,因有小孩学费及医药费在内,每饭几无肉,只食鸡蛋而已。一室有床三张,较之在靛花巷时饮食起居尚不能及……其中别有一种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觉,即无人可谈无书可读,实行赚钱糊口之工作,将来联大移川,而道路可通时(飞机太贵除外不计),当再考虑行止也。”

堂堂一代史学大家,在香港却不得不每日发愁钱的事情,陈寅恪拮据到什么地步?他连香港私立幼儿园的学费都付不起,以至于他的小女儿陈美延“常用两只小手抓着铁丝护网,眼巴巴地张望,看里面同龄小朋友滑滑梯、玩跷跷板、做游戏,羡慕之极,母亲告诉美延:‘我们家没钱交费,上不了幼稚园。”

本来,国民党政府在香港沦陷前曾派出专机,抢救蒋介石圈定的滞港要员,但陈寅恪却没坐上那架飞机,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名气,着实让人意想不到。据吴定宇在《守望:陈寅恪往事》中的解释,陈寅恪其实在那份抢救名单中,“谁知孔祥熙的二女孔令伟抢先霸占机舱,不让别的人登机。陈氏与何香凝、郭沫若、茅盾、胡政之、蔡元培夫人等一批文化人,及陈济棠、陈策、许崇智等军政大员困在市内,眼睁睁地看着飞机起飞远去。被抛下的文化界、政经界以及军界知名人士,只好另想办法逃离香港。”

国府专机飞走,自己困守孤岛,陈寅恪“劫灰满眼看愁绝”。日军占领香港后,从1942年1月1日至1944年4月15日施行“粮食配给制度”,全港粮店被征用,禁止私自出售粮食,陈寅恪一家的吃住都成了问题。

战时物价上涨、粮油紧缺,昔日繁盛的香港,顷刻之间变得萧条,以至于路有冻骨、地有饥殍,即便是陈寅恪的弟弟,也“食粥不饱,卧床难起”。最艰难时,陈寅恪不得不典衣卖物,一家人穷困到需要人资助的地步。

据陈寅恪好友陈君葆在日记中回忆:“(1942年4月22日)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予陈寅恪,今日同来报告陈(寅恪)近况,谓他已挨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次日,陈君葆又道:“季明今天来说,昨天的计划,想设法替寅恪在港大找个住的地方……”

5月1日:“早上接到寅恪先生给我和季明的信,说他日间要从广州湾归乡,过海后或到平山劁(图书馆)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望,并谓‘数年来托命之所,今生死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云,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凄哽。我当时读到此,不忍再读下去。”

1942年春,日本方面派人劝降陈寅恪。起初是日伪组织派出的学生,随后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也派人来陈寅恪家劝降,许诺他只要肯去广州、上海、南京等日占区大学任教职,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陈寅恪称病拒客,日伪组织持续上门,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甚至暗示如果陈寅恪拒不服从,就会有生命危险!后来,就连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兼朋友钱稻孙也过来劝降,他叔父是新文化运动干将钱玄同,父亲钱洵是外交官,但他自己屈服于日本人的统治,担任了伪北京大学秘书长、校长。钱稻孙专程從北平南下,高薪诱惑陈寅恪为日伪政权服务。但陈寅恪呛了他一鼻子灰,使钱稻孙尴尬不已。

陈寅恪不曾忘记,父亲是在日军兵临城下时死去的。他虽然只是一介读书人,但不敢忘一家之仇、一国之恨,身世浮萍,山河破败,陈寅恪白愧是抱病书生,无法像岳飞、辛弃疾那样上阵杀敌,但他坚持名节,宁死不做日本人的鹰犬。

他拒绝了汪精卫、钱稻孙,又拒绝了日本驻香港总督及一帮文化汉奸,就算弟弟染病、自身抱恙,他也不收日伪一分一毫的贿赂。

天无绝人之路,在得知陈寅恪一家五口困居香港后,时任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立即决定对其展开营救。

1942年5月5日,香港上空风雨交加,乔装打扮的陈寅恪躲过日军监视,在夜幕下混进了一艘运粮的小商船,这艘船的目的地就是广州湾。

当时,陈寅恪一度身处绝望,他在后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提到,香港沦陷后,自己已经没有差旅费可以坐船离港,彼时内地和香港不能通邮,上海到广州湾也不能通汇,若非朱家骅设法营救,他几乎陷入绝境。在逃离香港的船上,陈寅恪写诗叹道:

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夷犹。

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

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

读书久识人生苦,未待崩离早白头。

陈寅恪长女陈流在《回忆我家逃难前厄》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境:“1942年南方春季闷热潮湿,父母带着我们姊妹到香港码头岸边的旅社宿了一夜,次日和逃难的百姓一起排队通过关卡,登上驶往广州湾(现湛江市)的海轮,开船后天气变化,南海水天一派灰暗、狂风巨浪使轮船左右颠簸,多数乘客都晕船卧倒,我也靠在椅子上……”

陈寅恪的幼女陈美延写道:“到了我们全家乘船逃离香港的时候,每个人都分担了一定的职责、任务。我年纪最小,只分配最轻的任务,负责携带一搁雨伞及手杖,并背着一个小背袋,里面装着几件常穿的衣物和本人及家长的姓名等,以防我丢失后,好心人能帮我找到父母。”

陈寅恪转移期间,朱家骅出力甚多。陈寅恪在广州湾逗留了半个月,其间他根据朱家骅的建议,与接头人碰面,拿到了应急款项,这笔款项一共是3万元,分别来自麻章商务印书馆李浩年处、赤坎汽车路18号信义行陈乐素君处、陈德君处,这背后的资助人,正是朱家骅和杭立武。

5月26日,陈寅恪偕家眷离开广州湾,6月18日至广西桂林,“已两月未脱鞋睡觉”。1943年冬,他终于抵达成都,暂时任教于成都燕大。

根据吴学昭的《吴宓与陈寅恪》一文记载:“在成都燕大,他(陈寅恪)讲授‘唐史‘元白刘诗课和‘晋至唐史专题研究,听讲的除了学生,还有燕大和其他大学的教师。包括金陵大学国文系主任高文、讲师程千帆等,几乎每节课都来听,详细做笔记。有11篇重要的论文,都是在成都所作,其中有关元白诗的9篇,后来收入《元白诗笺证稿》,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梅贻宝在当时成都燕大全校周会上兴奋说道:“我校迁徙西南,设备简陋,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执教。陈先生业已到校,即可开课,这是学校之福。”

直到抗日战争结束,陈寅恪都滞留在中国西南。这段时间他度过了相对安宁的时光,但也因辗转于华北、西南、岭南等地,用眼过度,忧心操劳,终致眼疾加重,无法复明。这令陈寅恪深受打击,内心更为煎熬。他在诗中感慨写道:“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后半段。当时,国民党政府金融改革失败,国家经济趋于崩溃,据季羡林回忆:“从法币改为金圆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也没有。”

其实早在1947年,陈寅恪就面临了货币贬值的烦恼。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略》中记录:“(1947年)是岁甚寒。清华各院本装有水汀,经费绌,无力供暖气,需住户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

此时,一向爱重陈寅恪的胡适决定出手相助,要给陈寅恪“一笔颇大数目的美元”,以助其渡过难关。但陈寅恪得知后,坚决拒绝,胡适知道陈寅恪不轻易受人救济,思虑之下,他决定和陈寅恪商量,用美元换藏书。据季羡林回忆,那是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是如今用金钱都未必能买到的,但陈寅恪只收了2000美元。

1948年12月初,劇变前夕。胡适劝陈寅恪一同去台湾,飞机都预备好了,但陈寅恪决定奔赴广州,而不是胡适等人定下的终点站台湾。陈寅恪决心已定,胡适苦心劝说无果,与他珍重告别。不曾想,君子一别,无缘再见。

[责编:廖慧文]

10号楼

热新闻

我要问